《美国非理性时代》CSSCI

该书出版于2009年,展示了美国近四十年文化现状。作者自认为是"文化生态保护者",而非"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理论与实践脱节,充斥着反智主义,正处于一个非理性时代。这个时代主要表现为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公共教育在塑造公民方面的失败等"反智主义"的社会现实。"美国似乎所知越来越少"。     

“儒家人格主义”之省察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提出了一种儒家现代性人格的范型——"儒家人格主义",并以此为核心来阐明儒家自由观的特质及其发展途径。对此,笔者认为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依据是传统宋明儒学的"天理",其实现途径乃基于程朱理学家的"新民"主张,这都与其倡导的现代性人格相背离。究其原因,在于狄百瑞没有真正意识到儒家人格的时代转变问题,更未能从时代转变的维度上认清宋明儒学内部的分歧。     

福柯政治历史主义探究

"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法律话语的历史-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史,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下)

三、方法论视角的突破与"文化哲学"研究 综观目前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学术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和民族(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文化普遍主义"和"普适伦理",而欠发达国家和民族则出于某种"自卫情绪",大力倡导"文化特殊主义"和"特定伦理"[1].     

文化自信与星丛共同体

以英国脱欧和美国川普主义为标志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启动,似乎突然之间将中国推向一个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位置。与这一经济角色相应,中国适时提出"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当然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但由于所有的"自性"都是从与"他性"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文化自信"就一定是一种以主体间性为哲学基础的文化间性,而不是中国威胁论者如亨廷顿所担忧的那种"亚洲普世主义"。"文化自信"的底蕴是儒家的"和而不同",意在达成一个文化的星丛共同体。     

文化的终极关怀与逻辑学的命运-兼论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我们断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为逻辑学?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终极关怀对逻辑学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何以希腊文化能完成从逻辑思维到逻辑学的发展,希伯来文化却不能?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终极关怀,使认知主义成为主流,而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使反智主义成为主流。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终极关怀: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文化的终极关怀与逻辑学的命运——兼论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断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为逻辑学?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终极关怀对逻辑学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何以希腊文化能完成从逻辑思维到逻辑学的发展,希伯来文化却不能?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终极关怀,使认知主义成为主流,而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使反智主义成为主流.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终极关怀: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中西方语境下的“反本质主义”

"反本质主义"是西方后现代的核心理念.是近几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持续讨论的焦点.但是,中西方语境不同,"反本质主义"的目的和任务也不同.本文分别从中西方语境出发,考察"反本质主义"产生的巨大差异: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反本质主义"不能等同于"解构";中国语境下的"反本质主义"所要做的工作是"反权威主义".吴炫先生以"中国式文学性"观念的当代建构来穿越中国语境下"反本质主义"文艺理论课题,可能是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界在全球文化语境下迎接"反本质主义"挑战的可行对策.     

灵、魂、体三元论及其对华人教会的影响

民国初年,三元论这一古老的基督教人学理论才通过几位西方"属灵作家"的著作而引起少数华人神学家的重视,并成为他们在应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和在"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背景中提出的"属灵神学"的核心内容。随着时代发展,三元论对华人教会的影响已不再限于少数神学家。尽管有人担心三元论可能在华人教会中导致某些负面的思想影响,如"诺斯替主义"、"反智主义"和"消极世界观"等,但该理论本身与这些负面影响并无必然逻辑联系。因此,没有理由把它看作一种必然导致对《圣经》的误读的"危险理论",而应结合当代华人教会的现实处境和历史传统,对其做出公允评价。     

全球化视域中的生态主义伦理精神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类文明最稀缺的价值资源是"精神"与"伦理精神"。当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开始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当全球化的浪潮甚至思潮妄图主宰生态时代的价值判断,生态主义"伦理精神"的回归成为共同的时代期待。如果说,"精神"的本性是"自由","伦理精神"是超越了个体的道德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形成的"共同体精神"与"实体精神",那么,生态主义伦理精神则是重要的"伦理生态人"精神、"道德实践人"精神和"人类人"精神。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当今时代,应当构建生态主义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消解"经济中心"与"科技至上"的价值霸权、避免文化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并扬弃文化相对主义,在异质文明的生态对话、生态融通与生态合作的基础上促成生态发展,唯有如此,生态主义"伦理精神"才能融入"民族精神",并最终成为"民族精神"。     

谈孔子研究的宏观和微观

关于孔子研究,强调从宏观方面考察孔学为当前国外学者所重视这一新的趋势,认为应引起人们深刻反思;并从东方文化代表的多层次性归结到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古代人道主义思想,得出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比较,以说明国外孔学崛兴之思想和时代的原因。微观方面,即以此为基点,深入剖析“仁”学体系中反神权主义、反禁欲主义、反蒙昧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专制主义和反侵略主义等等积极因素,论证其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所产生的深厚影响,值得我们科学地予以批判继承和发扬,为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论理查德·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

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说明此书要建构的是"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诗性文化"。就诗性特质而言,它将"想象力"作为文化进步的刀刃;就自由主义而言,它将"不要残酷"作为底线,将"人类团结"作为目标;就反讽主义而言,它充分体现着后现代的怀疑精神,能够不断自我调整以克服传统乌托邦的弊端;就乌托邦而言,它可以划归到雅各比所言"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传统"。在"反乌托邦"或"终结乌托邦"的当下语境中,罗蒂的乌托邦设想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成实论》“真智”义初探

对《成实论》中出现的45处"真智",进行了初步地分门别类,从其概念、特性、标准和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地探讨。认为"真智"即是"空无我智",它有能断无明、灭诸业、得解脱等特性,判断是否得到"真智"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对佛法有如实知见,而获得"真智"的根本方法就在"戒定慧"三学中。     

论伦理理解

多元主义时代,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主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当代世界,"伦理理解"的文化症候不断涌现,现实、历史与哲学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期待"伦理理解"。伦理理解,包括理解"伦理"与"伦理"理解,二者构成了伦理理解的基本范型。理解"伦理",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义利、名实、群己)的辩证统一,完成对于生活世界、语言世界和实践世界的辩证循环理解;"伦理"理解,以"伦理"理解世界,试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走向当下现实的"伦理理解",从主体性视角就是"类本质"意识的觉醒与自觉而生成的"类主体",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实践建构。     

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     

文明和宗教视域中的亚洲主义及其省思

本文主要讨论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亚洲主义思潮在文明、文化意义上的总体现象和内在逻辑。不同于作为军事、政治的侵略策略的"大东亚主义",亚洲主义曾经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和"启蒙与救亡"模式相抗衡的"文明论"和"文明国家"的叙事脉络,融合吸收了儒、释、道等东方传统的"虚静""空性"精神,试图逆反"文明/野蛮"的价值判断。本文认为,必须深入剖析部分亚洲主义者在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通过章太炎等"亚洲和亲会"的宗旨、京都学派的"绝对无哲学",官崎滔天等人的"亚洲—中国革命"思路,以及周作人、三岛由纪夫、胡兰成等人在宗教、文明和国家之间设置的"亚洲主义转喻链",才能回答以"东方文明自身的现代选择"为旗帜的"亚洲主义"思想,如何会被"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吸收乃至利用的问题。     

衰落之后:后期批判理论中的理性之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     

基督教反智主义辩证

反智是基督教信仰主义的先天因素。基督教反智主义的思想源头可远溯原罪神话。知善恶树的寓意,是世界真理的禁忌,原罪其实是人的欲望。原罪论的本质是反对人类智慧僭越神的智慧进入真理的领域。基督教区分两个理智的世界,即属天与属地、神与人、圣与俗、真与假、正与邪两种智慧。神智洞悉天机,人智则分别局限;神智无欲则刚,人智因欲而争;神智可涵摄人智,而除非真的信仰,人智不能上达神智。这是基督教反智主义的神髓。尽管基督教在圣俗二元结构下贬低世俗智慧,带有非理性主义的色彩,但其反智也有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哲学合理性。认识论方面,基督教圣俗两种智慧的真假区分,根据的是人的理智的有限性认知,人的理性不可能对超验世界进行真正的理解与把握,所以基督教反对其僭越进入终极真理的领域。价值论方面,圣俗两种智慧滋生德性的正邪区分,在于人相对于神的灵魂局限性——欲望,导致人不能真正理解并践行神无党无偏之道,知识和理智易沦为算计他者的邪恶力量。     

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出发论证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首先介绍1950年代发生在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三次重要辩论,从思想史的角度厘清哈耶克写作的时代背景与动机;然后通过引入亨廷顿关于保守主义的三种定义(贵族式的、自主式的和情境式的)辨析哈耶克与保守主义的关系。本文认为,当哈耶克批评保守主义的神秘主义、反智主义、等级制以及推崇权威与特权的倾向时,他反对的是"贵族式"定义的保守主义,当哈耶克批评保守主义因为缺乏"政治原则"所以会被社会主义拖着走的时候,他反对的是"情境式"定义的保守主义。虽然哈耶克与"自主式"定义的保守主义——这也是保守主义最富哲学意蕴的部分——具有相当的重合度,但这依然不足以支持他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     

对抗价值虚无主义——别尔嘉耶夫宗教本体论的当代意义

价值虚无主义表现为宗教的衰微、信仰的丧失,否定一切绝对价值的功利主义、以及相伴而生的道德主义、反文化倾向的广泛潮流.别尔嘉耶夫作为俄罗斯精神的守护者,坚持一种完整的、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以及对终极价值与基础的意向追求,诉诸于最高的、神秘的"绝对存在"--精神的实在性,通过神秘的宗教体验、非理性的直觉主义,将宗教本体主义贯彻到底.同时还延续了黑格尔宗教本体主义的内在超越路向,在宗教本体主义的层面上使被遮蔽的"精神实在性",即人的最高价值和绝对自由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