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背景、主观印象和情绪对量刑决策的影响

为了考察司法决策者对案件当事人的主观印象如何影响刑罚决策及情绪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要求法律与非法律专业被试对案情相同但对案件当事人的主观印象不同的刑事案件进行刑罚强度决策,并要求被试对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情绪强度进行评定。研究结果发现,被试对施害人的消极印象比积极印象条件下产生更强的愤怒和厌恶情绪,更少的同情情绪,同时,给予的刑罚更重;被试对受害人的积极印象比消极印象条件下,低年级组被试对施害人给予的刑罚更重,但在高年级组被试中不存在显著差异,两组被试在情绪强度上也没有显著差异。法律专业比非法律专业被试对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情绪强度更低。被试的专业背景对量刑决策没有显著影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施害人的主观印象对刑罚决策的影响过程中,愤怒和同情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厌恶情绪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     

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影响及归因偏差的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老年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和医疗决策逐渐成为了与老年群体越来越相关的两个概念。在此背景下, 很有必要系统地探讨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及其机制。本研究以158名老年人为被试, 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消极刻板印象、归因偏差和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间的关系。实验1结果发现, 消极刻板印象负向影响老年人的医疗决策质量, 同时, 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实验2结果表明, 减少归因偏差的干预控制可以有效降低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消极效应。本研究对理解刻板印象效应机制、缓解刻板印象消极效应、以及改善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网民对“人祸”事件的道德情绪特点——基于微博大数据研究

本研究采用大数据研究方法,对爬取的"动车事故"发生后40天内的94,562条相关微博进行情感分析,以探讨网民对"人祸"的道德情绪特点,同时对不同群体情绪表达差异进行探讨。结果发现:(1)网民对于动车事故主要表达的道德情绪有:愤怒、鄙视、厌恶、同情和爱。(2)包含不同道德基础的事件与不同的道德情绪相关联;(3)对于愤怒、厌恶和鄙视,男性普遍有更高的表达倾向和表达强度,而女性更倾向于表达爱和同情且强度更高;(4)对于爱和同情,团体VIP用户组表达的可能性和强度都高于其他用户;个体VIP用户比非VIP用户更可能表达愤怒、鄙视和厌恶,而团体VIP用户表达这类情绪的强度最小。研究表明,虚拟网络中人们道德情绪特点依然符合道德基础理论;不同群体在表达道德情绪时的差异性是对道德基础理论相关研究的补充。总言之,数据挖掘技术和情感分析方法是进行情绪研究的有效手段。     

分视野范式呈现的情绪性面孔的加工

研究采用36名被试(女20名,男16名),采用4种变化强度(5%、10%、20%、30%)的5种情绪面孔(愉快、惊讶、悲伤、厌恶、愤怒),记录被试对左右视野呈现的中性面孔和情绪面孔识别的正确率,考察情绪效价单侧化效应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积极情绪面孔比消极情绪面孔的识别正确率更高;表情强度高的面孔识别正确率高于表情强度低的面孔;女性被试对左视野出现的消极情绪面孔识别正确率高于右视野出现的消极情绪面孔,相反,对右视野出现的积极情绪面孔识别正确率更高。说明在女性被试上出现了效价单侧化效应。     

移情在道德强度对企业道德决策影响中的作用

摘 要 本研究将一种重要的道德情绪--移情引入问题权变模型中,以探讨移情因素在道德强度对企业道德决策影响中的作用。本研究基于情景研究法,随机选取256名MBA学生为被试,要求被试基于所提供情景中假想参与者的行为,回答随后测量道德决策(道德识别、道德判断和道德意图)、移情反应、主观道德强度及移情特质的问题。结果发现,1）移情反应在道德强度对企业道德决策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2）移情关怀特质会通过影响主观道德强度和移情反应而作用于企业道德决策;3)结果大小、社会舆论和效应可能性对道德判断和道德意图的影响机制各有特点。     

无聊倾向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效能感的作用

以409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无聊倾向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无聊倾向负向预测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抑郁情绪调节效能感及愤怒情绪调节效能感;无聊倾向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和抑郁情绪调节效能感在无聊倾向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案件无关情绪和案件相关情绪对法官量刑决策影响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通过两个模拟量刑实验,具体考察了案件无关情绪和案件相关情绪对法官量刑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案件无关情绪显著影响法官量刑。法官在悲伤情绪下所判刑期短于中性情绪,愉悦和愤怒情绪与中性情绪下刑期无显著差异。案件相关情绪显著影响法官量刑,法官同情情绪下刑期更短,厌恶和愤怒情绪下刑期更长。性别对法官量刑无显著影响,从业时间对法官量刑无显著影响。性别和从业时间对案件无关情绪和相关情绪诱发均无显著影响。     

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

采用IAT范式探讨不同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作用：实验1通过音乐唤醒被试的不同弥散性情绪状态(悲伤vs.愉悦), 并操纵其即时观念(刻板一致vs.刻板冲突), 探讨二者对内隐性别刻板印象表达的影响。实验2通过视频诱发被试不同的指向性情绪(同情vs.厌恶), 研究其如何调节大学生对不同感染途径的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内隐刻板印象表达。在此基础上引入四重模型(Quad Model)分析技术, 进一步细化情绪的调节作用究竟发生在认知加工的自动加工过程还是控制加工过程, 以及不同情绪是通过哪些心理成分调节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结果表明：(1)当即时观念与刻板印象内容一致时, 积极弥散性情绪促进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 反之则会抑制其表达; (2)弥散性情绪通过调节认知加工的自动化加工过程, 进而调节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 但未参与调节控制性加工过程; (3)积极效价的指向性情绪会抑制被试对艾滋病患者的内隐刻板印象表达, 消极效价的指向性情绪会促进其表达; (4)指向性情绪通过自动激活成分, 调节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自动化加工过程; 同时也通过辨识力成分, 参与调节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控制性加工过程。     

厌恶与恐惧面孔的记忆编码、保持、提取

情绪记忆增强效应在负性情绪记忆研究中被反复证实。尽管厌恶和恐惧同属负性情绪, 提示威胁的存在, 但由于它们的进化意义和生理功能不同, 可能导致它们对记忆的编码、保持、提取三个阶段不同的调节方向或调节强度。本文采用延迟再认任务,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考察健康成年被试对唤醒度和效价相当的恐惧和厌恶面孔的记忆编码、保持和提取。结果显示, 1)在记忆编码的早期, 被试主要加强了对恐惧面孔的注意(P1)和结构编码(N170), 而厌恶信息的加工受到了抑制; 2)从记忆编码晚期到记忆保持的整个阶段, 被试对厌恶信息的精细评估(编码阶段P3)和复述保持(保持阶段的负走向慢波)均强于恐惧信息; 3)相比于恐惧面孔, 厌恶面孔可能在工作记忆系统形成了更强的表征, 从而使被试在记忆提取时可回忆起更多的细节, 对记忆提取的信心更足(提取阶段P3)。这后两条发现是导致行为层面上厌恶情绪记忆优于恐惧情绪记忆的原因。本研究为“厌恶比恐惧具有更强的记忆增强效应”提供了高时间分辨率的脑活动层面的证据, 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负性情绪增强记忆的认知机制。     

视频材料诱发情绪的效果评价

该文对预期可诱发快乐、愤怒、厌恶和恐惧4种具体情绪以及中性状态的视频材料进行效果评价,探讨此类情绪诱发材料的应用价值。首先参照James.J.Gross量化评定情绪电影片段的方法收集和粗选视频材料,再以大学生为被试,使用情绪主观报告法评价视频的情绪诱发效果。结果表明,所选的大部分视频材料情绪诱发效果较好,表现为靶情绪诱发强度、分化度和区分度均比较理想。研究证明视频材料可以成功诱发个体产生具体情绪,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愤怒和恐惧情绪对个体危机决策的影响

危机情景下个体和群体的决策行为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为探讨愤怒和恐惧情绪对个体危机决策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实验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观看电影片段的方式有效地诱发了愤怒和恐惧两种情绪,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危机决策情景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恐惧情绪状态下,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显著长于其在愤怒情绪状态下的危机决策时间,且情绪变量和性别变量在危机决策时间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2）恐惧情绪状态下,女性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显著长于其在愤怒情绪状态下的危机决策时间,并且也显著地长于男性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同时,男性被试对其危机决策的满意程度显著地高于女性被试,且情绪变量和性别变量在危机决策自信程度指标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3）随着方案数量的增加,尤其当方案数量为4时,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较其他两种情况显著增长。     

配偶排斥对女性离婚意愿的影响：愤怒与婚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配偶排斥对女性离婚意愿的影响,以及愤怒情绪和婚姻满意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对543名已婚女性施测了社会排斥体验量表、特质愤怒问卷、婚姻满意度问卷以及离婚意愿问卷。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配偶排斥显著正向预测女性的离婚意愿,愤怒情绪和婚姻满意度分别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同时配偶排斥还顺序地先通过导致愤怒情绪增加,再使得婚姻满意度降低这一链式路径对女性的离婚意愿产生影响。未来可以通过减少配偶排斥以及减弱愤怒情绪和提升婚姻满意度的途径来增加婚姻稳定性。     

自我损耗对利他惩罚的影响:愤怒与公正敏感性的作用

采用2个行为实验探讨了自我损耗对利他惩罚的影响。实验1采用“Stroop”任务操纵被试的自我损耗，并考察愤怒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实验2使用公正敏感性量表选出高低两组被试后采用“划e”任务操纵被试的自我损耗。两个实验均用最后通牒博弈考察被试的利他惩罚行为。结果发现：高损耗组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比例显著高于低损耗组；愤怒情绪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公正敏感组中出现了明显了自我损耗促进效应，低公正敏感组不存在。证实了自我损耗对利他惩罚促进作用。     

特质正念与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链式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基于正念监控与接受理论(monitor and acceptance theory, MAT),以460名专业运动员为被试,探究特质正念与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发现：(1)特质正念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负向预测抑郁-焦虑-压力,并分别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自我同情的单独中介及两者的链式中介发挥作用;(2)该模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时,男性组中介效应大于女性组;以抑郁-焦虑-压力为结果变量时,女性组中介效应大于男性组。研究结果可以为提升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和干预方向。     

厌恶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发展研究

厌恶情绪的产生是为了回避潜在的病菌的威胁。研究发现,相比中性情绪状态下,厌恶情绪让人们更反对违背道德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更错。目前,对于厌恶情绪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发展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本实验以小学一年级,四年级及成人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厌恶情绪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发展。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分入厌恶启动组和控制组,完成厌恶情绪任务和行为的道德判断任务。研究结果显示,在启动厌恶情绪之后,四年级和成人被试对道德违背行为的错误程度判断更为严格,同时四年级被试对行为的回避程度更高。一年级被试在厌恶情绪和控制条件下道德判断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说明厌恶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是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的。     

情绪、性别和方案数量对危机决策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实验和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愤怒和恐惧情绪及不同的方案数量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并分析了该效应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恐惧情绪下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显著长于其在愤怒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时间,且情绪和性别变量在危机决策时间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2)女性在恐惧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时间显著长于其在愤怒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时间,且显著地长于男性的危机决策时间。同时,男性对其危机决策的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女性,且情绪变量和性别变量在危机决策自信程度指标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3)随着方案数量的增加,尤其当方案数量为4时,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较其他两种情况显著增长。该研究结果可为各类突发性危机事件的管理与决策提供依据。     

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关系: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两个子研究,共选取1155名中小学生及其母亲或父亲作为被试,分别考察了母亲教育焦虑和父亲教育焦虑如何通过母亲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产生影响。结果表明:(1)父亲和母亲教育焦虑均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均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3)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北京学生对日刻板印象及3·11地震后的情绪和援助意向研究

研究采用问卷法探讨了北京市大中小学生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差异、日本3·11地震后情绪与援助意向的不同,以及刻板印象和情绪反应对于其援助意向的影响,结果发现:(1)北京市大中小学生对日本人的总体刻板印象偏消极,但高中生和大学生在能力维度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2)日本3·11地震后,大中小学生整体的情绪反应程度不强;但高中生和大学生较之小学生和初中生表现出更多的悲伤、同情等亲社会情绪,而更少幸灾乐祸情绪;(3)大中小学生在是否对日本进行援助的问题上显得比较保守;(4)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与地震后的情绪反应和援助意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5)各群体中,亲社会情绪在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和地震后的援助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对地震本身的事件应对情绪并不存在这种中介效应.结论:北京市大中小学生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较为消极,其对3·11地震后援助倾向有显著影响,且这种作用部分是通过亲社会情绪产生的.     

情绪调节对消极元刻板印象激活的认知效应的影响

以101名中职生为被试,采用不同难度的工作记忆任务,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消极元刻板印象激活的认知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情绪调节策略对元刻板印象激活的认知效应具有影响,且与认知任务的难度有关;(2)在低难度工作记忆任务中,情绪调节策略对元刻板印象激活的认知效应没有影响,在中等难度任务中,认知重评减弱了激活的认知效应,但表达抑制没有影响,在高难度任务中,认知重评没有影响,表达抑制反而增强了激活的认知效应。总之,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会对消极元刻板印象激活的认知效应产生不同的作用。     

社会排斥和目标刺激的情绪交互影响情绪冲突控制

采用Cyberball任务和面孔-词Stroop任务探讨社会排斥和目标刺激的情绪是否交互影响情绪冲突控制。结果显示,社会排斥对情绪冲突控制的影响随着目标刺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表现为,当目标刺激为愤怒面孔时,排斥组被试与接纳组被试在反应时上表现出相似的情绪Stroop效应。然而,当目标刺激为高兴面孔时,排斥组被试比接纳组被试在反应时上表现出更大的情绪Stroop效应。该结果提示,在面孔-词Stroop任务中判断高兴面孔时,社会排斥增强了被试对任务无关消极信息的注意。该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排斥增加个体罹患情绪障碍风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