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构公共空间中寻求政治认同——鲍曼公共空间理论的视角

公共空间(领域)作为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市民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公共交往和理性批判为内容,为国家政治认同提供合法性支持.鲍曼以全球化为背景,对“流动的现代性时代”(后现代时期)公共空间的衰落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提出了引入“基本收入制度”、倡导“为了他者”的道德两条途径建构公共空间,重构政治认同的平台,寻求政治认同,实现社会团结.鲍曼的公共空间理论对于正在走向现代性的中国如何建构公共空间、寻求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启示.     

伦理学的当代经济主题及其理论阐释--读《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学导论》

近年来我国伦理学界兴起了关于经济伦理的研究热潮 ,其主旨在于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伦理学学科 ,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文明的同步建构提供核心的道德理念。为此 ,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 ,发表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 ,在我国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领域内卓有成就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万俊人教授 ,继发表了《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等一系列见解独到、认识深刻并极具理论价值的学术论文之后 ,又推出了他的力作《道德之维 :现代经济伦理学导论》一书 (广东人民出…     

走向永久和平:罗尔斯与康德

罗尔斯的“万民法”理论尽管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有着种种关联 ,但决不是后者的现代版。二者有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和平观”的具体方面 ,更在于二者从根基上相去甚远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以其道德哲学为基础 ,以形式的实践理性为核心的批判理论 ;而罗尔斯的万民法理论则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姿态、紧紧围绕现实的计算理性出发、为“宪政民主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作辩护的理论     

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永久和平"(der ewige Friede)概念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在康德之前,马基亚维里、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博丹、霍布斯这些近代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学的奠基人都对永久和平的理想不屑一顾.只有圣·皮埃尔神甫的《欧洲永久和平的方案》和卢梭的和平观念构成了康德"永久和平"概念的直接源头.在《永久和平论》中,康德从自由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并提出,共和国家的自由联盟是永久和平的基础,并给出了一整套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给出了今天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哲学论证.这个思想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些当代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     

“后政治”时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反思——论墨菲的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的民主思想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和人之间如何共存、如何处理相互对立的问题.它试图以多元对抗取代理性共识,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结合起来,以“公共关心”和“公民身份”等政治的“善”取代实质性的“共同善”,探寻与现代民主价值相适应的权力形式.墨菲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并没有割裂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而是将它们重新“链接”,借用精神分析伦理学拆解政治价值与西方现存权威话语之间的联系,保留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张力,把政治伦理主体的生成视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集体认同过程.这种民主方案呈现出共同的“政治善”与多元的“道德善”相结合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政治与道德区别和联系的独特视角,但墨菲的研究视野停留在民主的政治想象维度,且具有夸大对抗、差异、多元作用的倾向,从而使其理论建构性不足,局限于话语分析,难以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质.     

王船山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本次会议由“王船山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和云南省思维科学学会共同主办,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７日至３０日在昆明召开,来自全国的２０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们分别对王船山在政治、哲学、史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的现代意义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在道德领域,王船山以其广博的学识和启蒙家的批判精神,对我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清算。特别是他的“性日生日成”的人性生成论,“离义而不得有利”的义利关系论,“欲即理”的理欲关系论以及德物（道德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论等,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     

破解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的新出路 评《文明的交融与和平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威胁。防止极端思想蔓延和暴力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和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建言献策,寻找有效解决办法。时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金英《文明的交融与和平的未来》一书,提出了“文明的交融才能实现未来和平”这个中心主题,体现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中华智慧,也是对西方一些组织和学者从对立的立场观察不同文明,强调“文明冲突”并欲以某一种文明“重建世界秩序”的悖论与自大的批判与回应。当前,出现了人为制造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挖深不同文明之间鸿沟的不正常现象,该书出版可为社会备方面认识伊斯兰教有所帮助,对穆斯林群众树立“去激进化”思想防线增强信心,为“去极端化”工作提供借鉴。     

康德目的论体系中的普遍历史与永久和平

一般而言,和平作为政治目的,主要基于正义权利的考虑。但如果要将和平视为一个永久目的,那就不仅要考察其政治哲学的思想内涵,同时也应理解其历史哲学的维度。康德正是在普遍历史理念的基础上,将永久和平视为最高政治目的来筹划,提出无论是个体或社会,还是国家或国际联盟,人类历史发展都是合目的的。而在康德的目的论体系中,道德是主旨,普遍历史的主体是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类,无论从自然目的过渡到自由目的,还是从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目的过渡到关涉自由权利的政治目的,自由是普遍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作为政治目的与道德义务的永久和平,需要历史目的论来保障。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及其新时代形态

启蒙以降,工业文明与环境危机的“辩证法”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科技等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西方生态伦理学率先以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建构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态学等思潮基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论证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构性;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揭示了贯穿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中的精神生态向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基于“五位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及其新时代形态,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新形态的再现与预示,也是人、自然、社会、科技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时代智慧。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伦理深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和平发展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不仅因为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没有侵犯别国和掠夺别国的基因,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最强烈的愿望,而且因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是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所形成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等伦理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和全面继承,凸显出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要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历自古及今的历史变迁和递嬗发展并成为人类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其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价值追求有着一种内在而紧密的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在对待其他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必然要求建构“文明的和谐”,建构人类文明包容互鉴的和谐谱系。     

“战争与和平”的政治哲学解读与马克思的范式革命

对于国家间“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阐释,伊拉斯谟的“绝对和平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可被视为三种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但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这些理论仍然属于“解释世界”的叙事方式,都深陷唯心史观的窠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打破了以往哲学将社会历史看作思想注脚的传统,实现了本体性逻辑和方法论视角的双重变革。马克思完成的范式革命开辟了政治哲学的全新视域,解析了生产逻辑、资本-霸权逻辑和人类共同体逻辑,奠定了思想与现实辩证互动的有效方式。它既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变局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也为实现持久和平、寻求人的解放提供了价值基础和现实路径。     

德法次序:一种现代政治伦理学叙事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体现现代性本质的一个核心问题。“德法次序”概念,可以将日常德治和法治关系的探讨,纳入到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框架中来,实现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宗教伦理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向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宗教伦理学研究从无到有、从不重视到重视、从自发到自觉,逐步开展,取得了重要成就.宗教伦理学研究兴起的主导原因是: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广泛存在的客观性和复杂性、良好的民族宗教政策环境、现代宗教对社会道德和信仰的挑战,以及宗教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内在一体性.在不断整理和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国伦理学研究者做出了开拓性探索,使宗教伦理学逐步系统化、学科化.宗教伦理学研究发展趋向体现为:学术视阈不断拓展,基本理论研究走向深化;比较研究持续推进,理论、应用层面多元发展;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逐步确立,科学方法论体系日渐形成;针对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成为主流,理论建构显示活力.     

走向公德养成论——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

梁任公以公私分判道德的理论运思,旨在推动群体与个体的双重转化以建立民族国家和国族认同.《新民说》以道德关系的性质为判准区分“公德”与“私德”,其中《论公德》一文力主“公德发明论”,《论私德》一文力主“私德推衍论”,二者代表着转化个体和群体的两条迥异路径,其前后转变表明粱氏对于中西新旧的认识从对抗走向了融贯.但由于以道德关系的性质区分“公德”“私德”存在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诸多误解,也潜在使得百年来公私道德的讨论始终跳不出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当前,基于社会结构变迁、时代任务转变、文化出现断层等原因,走向“公德养成论”可能才是保证社会公德建设理想效果的明智选择.     

教师道德:正当性、价值及特征

师德是教师职业的本质要求,是教师的核心素质。师德的价值,在教育的媒介下,关系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关乎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进程,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传承。教师道德的价值主要体现为:(1)师德兴,文明盛;(2)师德兴,民族旺;(3)师德兴,人才强。教师道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较强的示范性、较高的要求和较强的自律性。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     

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如果说,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商谈政治理论,意味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一定程度实现;那么,霍耐特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则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最终完成。尽管霍氏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但是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     

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

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分属美学和伦理学两个学科领域,但又都是人生的正面价值体现,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状态。二者之间不应混淆,却又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审美境界不是纯然客观的形态,而是主体在审美对象召唤下产生的整体性心灵状态,其中包含着道德情感,古人称之为“胸襟”。人的审美活动之所之能臻于“境界”,恰恰是由于有道德价值的介入,否则无法达到境界;道德境界体现了最高的道德价值,以“至善”为其核心价值,儒家的“仁”或“诚”等都是达到了至高的道德境界。道德境界不是外在的约束而致,而是以内心的自觉来践行来达到,其中包含着精神的幸福感和悦畅感,同时,也有审美的因素在其中。     

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