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正义实现的桥梁——休谟正义论思想发微

在休谟之前,传统正义论表现为德性正义论、神学正义论和自然正义论三种历史形态.休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为传统正义理论已经失去了整合社会行为的能力.他在批判继承以往学说的基础上,立足于人们的利益需求来诠释正义等观念,主张通过法律来实现正义,进而提出了以人们的共同利益感为基础,以财产权为核心和以法律规则为中介的正义理论,把正义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论休谟的正义观

休谟认为 ,正义的起源在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的有限同情心 ,正义乃是为了弥补自然与人性的这种不足而产生的人为之德 ,正义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划分财产权利的道德规则。本文对休谟的正义观进行了阐述和简要评析 ,并指出了其正义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正义的两重性:互利与同情——休谟正义论难题之解读

休谟的正义理论一方面坚持"互利原则",把功利视为正义的动机;另一方面,又主张"同情原则",认为同情是正义感的来源,正义来自人们对公益的关心.休谟正义理论中的这个矛盾,表明正义本身所包含的两层要素:正义既具有有利于当事双方的互利性,又要求当事双方有着互相认同的能力.     

休谟与荀子正义思想比较研究

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和"中国正义论"研究的兴起为我们比较研究休谟和荀子的正义思想提供了可能与基础。休谟和荀子两人在"性恶"理论、正义产生的初始情境、正义产生的逻辑结构及以"分"为核心的正义规则特质方面有着相似的认识。不过,由于对"人为"的含义以及"分"的内容方面理解的差异,使得两者的正义思想最终呈现出对立的特质。荀子和休谟的正义思想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沟通与理解中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休谟的经济正义思想

休谟从分析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入手,认为正义是一种社会契约,是尊重个人财产权的人为美德;他提出了正义的三大法则,即财产稳定地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并强调政府在落实经济正义三大法则过程中的作用。休谟的经济正义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某些一般特征,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正义问题仍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休谟是一个因果实在论者吗?——对“新休谟争论”的一个评论

休谟的因果性理论历来是休谟研究的焦点之一.近些年,英美学界在研究这一理论时,出现了“新休谟争论”.争论一方认为,休谟是一个因果实在论者;另一方则对这种实在论观点提出了反驳.分析和研究“新休谟争论”,不仅使我们了解国际学界休谟研究的最新动向,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休谟的因果性理论.     

休谟对利己论的认识及其道德目的设定

休谟人性理论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利己主义的态度上:他在道德哲学中拒绝利己主义,但在政治哲学中却将利己作为基本的人性假设;他在政治哲学中强调法治和分权,在道德哲学中则将仁爱和同情作为道德的人性基础。休谟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正义,而其道德哲学建构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正义的实现。这一矛盾也可视为实现正义的不同策略。     

休谟的正义规则论

休谟的政治哲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起对于休谟的政治哲学以及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就呈现出强劲的势头,随着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危机的日益加剧,对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新梳理与解释在今日的欧美学术界正在日趋深入。本文是作者已经完成的《休谟的政治哲学》一书的一个章节,该文集中探讨了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尤其是核心的财产权理论。休谟在18世纪提出了正义规则理论,他对于财产的本质、稳定占有的方式、心理发生的机制,以及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作为法律规则的人为正义的特性等方面的看法,不但开辟了有关财产权理论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刊发表该文意在引起学界对于休谟乃至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关注。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

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克服现代个体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系统张力的重要理论努力,但这一理论一直面临一项质疑:正义作为人为德性,其"德性"面相与"人为"面相存在内在矛盾.针对道德心理机制和人为秩序构建过程的细致分析表明,一方面,休谟的德性理论重视行动后果,主张对行动后果的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出发点,能够为服务于功利后果的人为制作赋予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休谟的人为秩序构建理论强调动态过程,在小型社会到大型文明社会的演化中,开明自利的自然动机和正义感的道德动机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德性论"与"人为论"彼此支持,共同奠定了大型文明社会的正义秩序.     

休谟道德评价理论研究

休谟认为,道德评价的依据不能是理性,而是道德感;同情原则是道德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休谟忽视了理性在道德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其道德感理论存在着理论困难,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是休谟不能理解理性与情感的辩证关系,以及他没有意识到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道德评价的重要性。     

休谟哲学新辨

一关于休谟的认识论近年来休谟认识论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休谟认识论的本质。传统的观点认为休谟的认识论是唯心的和不可知论的。而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在经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后指出,其认识论中有许多唯物主义的因素,其不可知论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首先,休谟认识到观念是以感觉为条件的。他并未一概否认感觉印象有任何客观来源。他认为“外界对象只是凭着它们所引起的那些知觉才被我们所认识”。在这里他是承认了感     

罗尔斯应得理论的不对称性

个人主义的道德或伦理致思与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社会利益分配方案似乎本应是相互隔绝的,但是罗尔斯硬是把它们扭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应得"这一概念的描述中。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是制度性应得,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是道德应得。批评者认为罗尔斯无法自洽地主张这种不对称性。罗尔斯主张分配正义中的应得要受休谟式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审查,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由于其基础是与自然主义的世界相隔离的"自然"的道德义务,则被免去了要面对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追问的负担。而如果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可以并存,分配正义中制度性应得概念和惩罚正义中的道德应得概念就不矛盾了。     

论正义的环境——兼论代际正义的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休谟曾经说过,正义是一种人为的德性。这就是说,正义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正义是“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取的人为措施或设计”(休谟,1991年,第517页),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用来指导各种社会安排、以便使人们的不同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互利合作条款。正义是特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产物:只有在这种特定环境中,正义的出现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当代正义理论中所谓“正义之环境的学说”(doctrineofthecircumstanceofjustice)。它涉及正义的理论预设、逻辑基础、本质属性和证明方法。关于“正…     

正义真是一种补救性德性吗?

“正义只是一种补救性德性”在今天成为了一种盛行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休谟的正义环境学说的重要影响.然而,人们实际上广泛接受的只是正义环境论说的第一部分:正义起源于人的自私或仁爱不足和资源的适度稀缺.而对于补救观重要的则是环境论说的第二部分:什么因素使得正义是不必要的.然而,人们从这个部分推出补救观的过程中有着不少的混淆.第一个是混淆了仁爱的规范用法与描述用法.第二个是混淆了狭义资源与广义资源,从而误解了仁爱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第三个是混淆了矛盾与冲突.第四个是混淆了正义的本质与正义的执行条件.混淆的澄清最终表明:正义并不是补救性的.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与休谟式正义的环境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指责:激进主义者指责他对正义的应用范围和作用强度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社群主义者指责他不恰当地将正义置于核心位置。事实上,这两类指责都指向罗尔斯实质性正义观念背后的框架性预设,即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激进主义者认为这一环境有如紧身衣,而社群主义者认为它遮蔽了其它的同等重要的社会生活的环境。为了对罗尔斯的正义观念进行替换,首先要替换这一框架性预设。努斯鲍姆所提出的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便体现了这样的努力。然而,这些指责忽视了正义的环境对于正义的规范性原则的内生性构成作用。规范性的正义原则可以对社会生活的环境做出一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必须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是-应该"问题及其解答

休谟提出如何从“是”推出“应该”,亦即如何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的问题。本文以该问题为线索,评述和澄清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观点,并对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囚徒困境”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答,即：“是一应该”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休谟的“是一应该”论题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一应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即对于那些已经把长远利益作为追求目标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追求长远利益已经是一个事实,因而必须考虑与他人或社会的合作,这使他们原有的同情心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名誉感和自尊心,进而达到正义和仁慈的德行。这样便从追求长远利益的“是”得出正义和仁慈的“应该”。     

正义与幸福的虚假对立——休谟视角下的“格劳孔挑战”

在《理想国》中,格劳孔由于不满足于苏格拉底在与色拉叙马霍斯论辩的过程之中提出的关于"正义"的看法,主动更新了色拉叙马霍斯对"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是他人之善"的论证,并进一步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正义的本质、起源;第二,怀疑实施正义行为的必要性;第三,现实城邦生活之中,不义之人的日子过得要比正义之人好得多。此由格劳孔阐述的当时大多数雅典公民对于正义的困惑和诘难称为"格劳孔挑战"。这一挑战为近代著名的"社会契约论"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之后各式各样的伦理学理论,如穆尔的功利主义、康德的义务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回应格劳孔的挑战。大卫·休谟在《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等著作中从社会效用角度清楚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正义观"。站在休谟的视角,比较分析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休谟在正义本质、起源方面思想的契合、继承和发展,就上述三个问题对"格劳孔挑战"作一个休谟式的应答,着重探讨社会、正义和幸福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后两者在格劳孔立场上的虚假对立。     

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