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哲学本性的基地上探寻哲学发展之路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对苏联模式的解构、20世纪90年代的形态多样化建构和21世纪初新范式的深层重构的演进历程.因此,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加以回顾和反思,审视其在哲学观建设、基本原理拓展、辩证法再解读、唯物史观的深化以及现实问题的哲学探索等研究中的得失,对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关重要.     

费希特在德国和中国

这篇报告回忆了作者20世纪50年代在德国编辑《费希特全集》的艰难开端和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促成编译《费希特选集》的东方之旅,讲得真实生动,可谓有价值的学术史料。     

近1O年来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与现代化所伴生的意义危机和文化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新一轮更加广泛、深层次的冲击,文化保守主义问题在中国凸现了出来.当国内学者发现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和它仍将持续存在的必然性以后,文化保守主义很快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就近代文化保守主义[1]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学者们对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现将国内10余年来的主要研究观点概述如下.     

科学实践的规范性:劳斯的规范性元理论述评

一自然主义与规范性问题当代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的复兴主要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蒯因(W.V.O.Quine)与库恩(T.Kuhn)的工作。蒯因旨在摆脱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困境而提倡“自然化认识论”,把人类科学当做一种自然现象,像研究任何其他自然现象一样,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科学,从而主张     

论西方社会保障的伦理嬗变及启示

父爱主义是19世纪后期德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观念基础.公民权利取代父爱主义,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理论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趋势、特点和问题,罗尔斯等人对社会分配正义理论的提出,将社会保障的价值诉求导向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对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循证医学热潮下的冷思考--循证医学误区与差异之管见

循证医学(EBM)是一门20世纪80～90年代新兴的临床医学模式.在循证医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偏差,认知与理解方面的误区和对个体差异的忽略,这势必会影响循证医学的健康发展.为此,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阐述.     

胡适研究与近30年来思想动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曾两度展开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胡适的思想、政见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持续引起热议,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世纪80年代,在现     

DBAE理论中的艺术批评方法研究——多维视角下的达·芬奇经典作品赏析

20世纪60年代美国普通学校中的视觉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在80年代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普通学校视觉艺术教育总趋势的一种教育观,即"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简称DBAE.     

信念修正的理论与方法

信念修正的理论大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是由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的,但很快就引起了计算机界和人工智能领域学者的浓厚兴趣,20世纪90年代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热点.在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介绍并研究信念修正的理论,近年来逻辑学界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中的问题.     

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述评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位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人物。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以船山的生平和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船山学逐渐兴起并成为一大“显学”。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台海外,船山学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大陆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嵇文甫,之后有侯外庐、张岱年、萧箑父等众多学者,推出了大量船山学研究成果。港台海外主要是现代新儒家学派,也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以熊十力为代表,1949年后主要是熊十力移居港台的弟子及其后学,也普遍关注船山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     

造化钟八桂,丹青情未了——20世纪80年代广西中国画回顾

20世纪80年代是广西中国画复苏、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广西中国画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一时期的广西中国画不仅展现了时代特点、地域与民族特色,而且在中国画的交流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中可以看出80年代广西中国画深深的时代烙印、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向区外发展的步步脚印.     

关于西学东渐的一封信

小靳: 关于"谁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的观念"这个话题,我有以下几点意见. 1、清末西方哲学被介绍到中国来,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和90年代中叶以后.     

法律冲突裁决机制在法律适用中的有效性分析

法律冲突裁决机制在法律适用中的界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运用情况并不理想,法律冲突问题往往在法院系统内部予以解决.普遍启动法律冲突裁决机制,必然带来司法的低效率乃至无效率.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回归宪法精神,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将法律及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其中.这种司法审查并不等于违宪审查,因而是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适应的.     

互联网与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反思与展望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日益成为热门领域。时至今日,尽管对于公民(市民)社会这一源于西方的术语是否适用中国还有争论,但学术界的研究文献早已汗牛充栋,公民社会一词也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时,制度环境多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海外论者多用新生的(nascent)或初期的(incipient)来形容中国公民社会,有的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及成长的可能性。当制度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之路何在?这无疑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王嘉川著:《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学术史研究逐渐升温并不断走向兴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十分突出的现象.但在以往的学术史研究中,明代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针对这一情况,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已有所重视.最近笔者拜读了王嘉川先生所著<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明代学术史的力作.     

科学哲学中的规范性研究述评

科学哲学的规范性研究包括规范性认识论和规范性问题两个基本论题的研究。一般来说,非自然主义科学哲学是理论优位的基础主义的规范学科,旨在形成规范性认识论。但规范性认识论寻求认知基础失败而陷入困境。20世纪60年代,奎因(W.V.O.Quine)旨在摆脱基础主义认识论困境提出认识论的自然化,使自然化的科学哲学面临规范性问题。所谓规范性问题,主要指的是关于事实的经验科学与关于行为的规范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它首先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并提升为“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休谟由此推出著名的休谟法则,即从“是”不可能推出“应该”来…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两种文化遗产之间不可分割的共通之处。这种共通之处,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最终形成了璀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都市题材影片看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浪潮——以黄建新的“城市三部曲”为例

现实主义电影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是促使中国电影不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90年代,在改革开放稳固的前提下,艺术改革全面发展,大众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浪潮再起浪花。黄建新在20世纪90年代十分高产,平均不到两年就出一步作品,《站直翯,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都拍于这期间,因这三部电影均取材于都市,表现了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因而被称为"城市三部曲"。黄建新的"城市三部曲",让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不断逼近真实生活。摒弃过多的修饰和美化,直接将原生态的生活搬上荧幕,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通过电影传达给观众,传达给这个社会。     

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的三个阶段——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论争之一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围绕意识形态问题的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主要集中于一个问题,分别体现为:新时期之初关于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争、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论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关于文学是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这三个阶段的论争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总体格局和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