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阴谋论的原因

阴谋论如今甚是风靡。探讨阴谋论的著作层出不穷。媒体也频繁提到关于某个事件的"阴谋论"。如何解释这种风靡?作者试图表明阴谋论者"信仰的正确理由"是什么。作者划分了信奉阴谋论的一般文化原因和特殊的,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一般文化原因可以解释阴谋论观念为何易被人接受,特殊原因可以解释某些个体为何信奉这种而不是另一种阴谋论。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阴谋论和迷信一样,提出了一些简单解释,归咎于外在于我们的单一原因,同时免除我们的责任。     

阴谋论与认知个体主义的悖论

本文试图对当代阴谋论发展现象作一个认识论诊断。本文首先对当代阴谋论发展现象的两种进路进行了批判。"超批判"进路认为,阴谋论的发展表明"批判思维"的缺乏,因而开出的药方是教学生只有自己证实了才能相信。作者认为这种"认知个体主义的"策略是无效的,甚至会产生反作用,因为对阴谋论话语的一项研究表明,阴谋论恰恰是受到了一种个体主义修辞术的滋养。作者所拒斥的第二种进路否认"阴谋论"这种成问题的现象的存在,这种进路的主要依据是难以确切地界定何为阴谋论精神状态。作者的回答是,阴谋论应被界定为认知个体主义的加剧,也即界定为在区分可靠的证明来源和不可靠的证明来源方面的无能。     

重述不等于相信——关于传送阴谋论观点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阴谋论或密谋论本身,也不在于研究认同阴谋论的实际程度问题。本文旨在探讨知晓、认同和传送在集体信仰中各自所起的作用,因而本文关注阴谋论的传播者。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可以知晓和传送流言和阴谋论,但不一定认同其内容。作为社会思维的表现形式,既不理性也不符合逻辑的流言和阴谋论依赖于自身的逻辑和人们的社会融入状况。作者指出,认识到传播和传送不等于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传播流言或阴谋论信仰会创建和加强群体内的社会联系,传送流言可用于在社会群体内传递标准和价值观。     

为什么阴谋论会如此兴盛?——以《查理周刊》为例

阴谋论正在成为传统报刊的老生常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熟知的这一主题被再度热议,这恰恰表明对世界的幼稚解释在公共空间占了重要位置。本文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阴谋论会如此兴盛?民意测验的综合结果表明:在法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相信阴谋论的比例已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为说明认知市场形态的新变化,作者以《查理周刊》事件为例,指出了其三个特征:放松管制的认知市场、传说的迅速形成,以及蜂群式工作。这些变化可以说明阴谋论如今仍具活力的原因。     

作为污名化知识的阴谋论

大多数阴谋论是作为"污名化知识"——即未被那些我们依赖它们去确认真相的机构所认可的知识主张——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相信阴谋论的人往往也接受其他形式的污名化知识,诸如非正统的康复方式、相信亚特兰蒂斯和不明飞行物,等等。在他们看来,当局的拒斥不啻表明某一信念必定是真的迹象。然而,阴谋论与污名化知识的关联在逐渐削弱,因为污名化知识本身越发成问题。曾经明显是"边缘"的东西如今开始与主流融合。这个"边缘主流化"过程是诸多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互联网的无处不在、对于权威的日益增长的怀疑,以及曾经深奥的主题在通俗文化中传播。如今将边缘与主流分隔的只是一层可渗透的薄膜。因此,阴谋论不再只是孤立的小圈子的领域。它现在有可能跃入公共话语。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阴谋论都是如此,但是这足以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美国近来关于是否存在一个要隐瞒奥巴马所谓的外国出身的阴谋——一个多年前从未越出小的激进群体的断言——的争论说明了这种变化的性质。它还说明了政治文化在未来可能面临的危险。     

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社会认知视角的三种解释

社会心理学将阴谋论视作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并定义为人们将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归因为有权力的群体或个人暗中预谋以达成其目的的解释倾向。社会认知视角为个体这种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提供了三种解释。错觉模式感知导致人们认知上倾向于在不相关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敏感性动因觉察影响人们过度感知并假定事件背后的动因、目的和意图等;投射是将自己愿意参与阴谋的意图归因于事件中的他人。     

阴谋论的心理学探索

阴谋论最初非心理学术语,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进入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在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下,阴谋论被视为个体对将重大事件解释为有组织的密谋行动这类说法的接受与相信。研究者开发了阴谋论的测量工具,包括具体和一般层面的阴谋论问卷。对于阴谋论影响因素的探讨发现阴谋论与随和性、开放性、直觉思维、秩序需求等人格、认知、动机因素密切相关。且大量研究还探讨了阴谋论的影响后效,发现其会对个体在政治、健康、环保等层面的行为产生影响。未来研究者应加强对阴谋论的实验研究;且应逐步在国内开展研究,以探讨中国人阴谋论倾向的特殊成因;最后应积极探索阴谋论的干预策略,这将会给培养国民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带来启示。     

青少年自残增多不容忽视

最近，青少年自残事件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看着那些手臂上用利器割伤的深痕，想着那些血淋淋的场面，我们真的很难将它们跟这些正处于花季雨季当中的孩子们联系起来。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这么极端的方式，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达到怎么样的目的呢？父母、老师在这一事件当中有没有责任呢？带着许多疑问和不安，我们采访了著名学者、中国心理热线的主持人郭卜乐先生。     

剑桥事件：权力、学科、文体

"剑桥事件"是分析哲学家攻击德里达哲学的著名事件,折射出两种研究哲学的不同方式,以及"非主流"哲学与"主流"哲学之间的关系.     

突发事件中民众责任归因的心理需求与应对

突发事件发生后,通过责任归因对事件原因和责任归属进行推断是民众心理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民众心理需要来看,突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感驱使个体寻找事件的解释来实现认知闭合,控制感的不足则会让个体更加强调外部世界的秩序性,这两种需要也是事件中阴谋论传播和替罪羊效应的心理基础。相应地,在事件中负有责任的组织主体,也应当基于民众的心理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来重塑组织形象和民众的信任,避免责任规避带来的负面效应。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心理学视角补充整合性的实证证据,对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关注责任归因与其他社会心理学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及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的有效应对措施。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的补偿性控制

补偿性控制理论指出,当面临控制感的缺乏时,个体会表现出一种需求秩序的倾向,即努力寻求客观世界的秩序,对于具有秩序性、确定性、可预测性的物理或抽象事物表现出偏好与需求,这种表现被称为补偿性控制。基于突发公共事件常会引发人们控制感暂时的下降,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视角可以用来解释个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一系列典型心理反应。如阴谋论信念、谣言传播、道德争论和非理性囤积,都可以从补偿性控制与秩序需求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未来研究可以更多考虑从补偿性控制的角度探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心理反应,并基于此视角加强理论深化、研究细化和实践干预。     

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没有将"时间"与"发生"置于某种联系、哪怕是对立的联系之中。只是从个别的零散论述中可以看出胡塞尔对"时间分析"的关注和对"发生分析"的排斥。但《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对"时间分析"与"发生分析"的态度则有改变。胡塞尔在这里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并试图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后,他在《笛卡尔式的沉思》期间对"时间"与"发生"问题的思考,表现为一种对静态现象学(对"横意向性"的分析)与发生现象学(对"纵意向性"的分析)关系的讨论。这个思考很可能是导致胡塞尔可以在《笛卡尔式的沉思》把"时间"看作"所有本我论发生的普全形式"的原因。从这里出发,历史问题也开始,尤其是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以一种与时间与发生内在相关的方式进入胡塞尔的视野,包括历史研究的方式与历史研究的范围、历史与"时间"、"发生"的内在关联,以及"形式的"和"内容的"历史现象学的可能联系与区别。     

回收、复制与事件的模态刚性

C.万斯认为,本质主义者对于事件的任何同一性界定,都可以借助"回收问题"加以诘难。这种诘难可以视作更普遍意义上的"复制论证"的一个子类。但我们至少有两种方式维系事件模态刚性的直觉:其一,我们可以在模态语境下将事件解释为构成事件的对象的图式,从而将事件的模态同一性问题转换为对象(事物)的模态同一性问题;其二,我们可以接受回收论证的结论,认为事件的同一性能够在可能世界间出现分岔,从而容许谈论事件在可能世界间的同一性。     

韩非“术”论澄释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传统中,韩非的"术"论被视为"阴谋论",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注意到《韩非子》中的"术"具有七种含义、八种用法,从而导致了偏颇。韩非提出术治是为了保障君权、重建强国。"术"从产生的基础看,是基于不确定的权力感而进行的防范;从保护的对象看,是针对不确定的权势进行的防范;从表现的方式看,包括从弱到强获取臣下真实情况的各种行为模式;从实施的效果看,君臣间信息不对称的境况导致臣属陷入了预期不确定的危机。     

自豪的结构、测量、表达与识别

自豪是个体把一个成功事件或积极事件归因于自身能力或努力的结果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主观情绪体验。自豪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情绪,具有双维结构,可以分为真实的自豪和自大的自豪。自豪的非言语表达和识别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对自豪的测量,目前大多采用自我评定和非言语表达编码两种方式。     

笛卡儿和维特根斯坦论情感

当谈到感情、情感或激情时,我们不是指一个简单现象,而是指一个提供不同维度的复杂现象。澄清那些现象之间的关系正是问题之所在。经验检验不能断定痛苦和流泪是否是通过一种非逻辑的因果性而连在一起的两个不同的事件,还只是用两种不同方式描述的一个现象,这就像实验不能阐明照明和释电是有因果关系的两个不同的事件,还是用两种不同方式描述的一个事件。上述问题确实不属于经验检验的领域,而属于观念研究领域,因为我们不是要检验事实,而是要澄清概念间的关系。     

幽默的“文骂”

骂人亦可分为"武骂"和"文骂"两种,对于那些不文明、不礼貌以及不学无术之徒,采用"文骂"的方式似乎效果更佳。一日,蒲松龄去拜访一个在财主家执教的朋友,恰巧友人外出,屋里六个学生正在尽情地玩     

A型人格、自我价值感对中学生不同情境应对方式的影响

应对方式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即过程取向和特质取向。过程取向重点研究特定生活事件中个体的应对过程,探讨各类特殊事件下特定个体的应对方式特点,较少考虑人格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应对方式的研究大多仍倾向于过程取向。特质取向强调个体差异或人格变量的影响。该取向研究个体是否存在个性倾向性的、相对稳定的和习惯化了的应对风格或特质。     

事件或突然发生的现象

"事件"是马里翁饱溢现象学所说的五种饱溢现象中的第一种。事件是自身给出者。作为饱溢现象,事件并不是现象的一个特例。毋宁说正相反:一切现象本质上原本都具有事件性特征,只是后来这种事件性特征逐渐模糊、减弱、消失,以至于现象只向我们显现为对象。与现象原本是自身给出的事件相应,自我在马里翁饱溢现象学中也不再是构造现象的作者,而是被还原为接受现象的舞台和受予者。     

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的关系研究

为了探讨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之间的关系,对兰州市九所中学共1964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生活事件依次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受惩罚。(2)中学生对各种生活事件的应对方式与其焦虑程度有关。(3)应对方式是作为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