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刍议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有多途,其中之一是构建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法理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民族学、儒家心理学、儒家国际关系学等等。此为儒学当代发展之内在需要,亦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之内在需要,而儒学恰有此能力。若能成其功,则对人类探索更为普遍、更具解释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有重要助益。     

略论儒家心性修养论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探讨儒家心性修养论,在批判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任务。     

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家"中"道作为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体现出两个理论面向:一是"执两用中",一是"中和";前者规约着儒家政治的正义方向,后者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实现方式。考察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道思想进行政治哲学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特质。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对于当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社会乌托邦——兼对《礼记·礼运》的分析

一、儒家乌托邦的形成与历史乌托邦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乌托邦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且因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其他许多重要观念都是它的延伸。因此,不了解儒家乌托邦,就难以对儒家何以会有这样的政治思想作出合理解释。儒家乌托邦实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原型”。儒家传说中“大道之行”的世界,是儒家社会乌托邦的典型写照。所谓“大道之行”的世界,是指尧、舜以及比这两个帝王的统治更遥远的历史时代,也就是后来史称的“三代之上”的世界。三代之上的历史并无可靠的文献记载,只是一种传说而已,然而,恰恰是这种…     

论儒家文化的泛道德性

儒家化作为传统化的核心和精华,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解读和梳理儒家化,必须正视儒家化的泛道德性。儒家道德衍射到儒家化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突出表现为以德治代政治、以礼治代刑法、德本财末、以载道及关善统一等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化是泛道德化。     

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是否可能

儒家伦理包括理念和行为两种形态,由此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就分化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转换和以儒家伦理为基调而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儒家伦理思想的转换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

利玛窦是用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神学非常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所取得的成功,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中国儒学的认识。他将中国儒家分为宋明儒家和古代儒家,指出宋明儒家已经不是古代儒家了。     

《太一生水》与先秦儒家性情论

先秦儒家的哲学构架是始于性情论,而又终于性情论的。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人的性情是天玄地黄、阴阳大化、风雨薄施的摩荡结果。先秦儒家吸收了《太一生水》的自然哲学思想。这不仅体现在儒家哲学的表述方式上,更为重要的是对儒家性情论,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整体架构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期儒家的道家化

儒家的道家化和道家的儒家化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儒道两家从他们的创始人开始,便有着思想上的对话。战国中期以后,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里,稷下道家在伦理思想上吸收儒家的仁义学说及礼制文化;儒家的孟、荀在哲学上接受道家的宇宙论、自然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先秦儒家的道家化乃是指儒家在哲学上的道家化,而所谓稷下道家的儒家化,乃是指稷下道家在伦理学上的儒学化。     

责己和责人:儒家责任伦理主体指向的二元结构

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儒家阐释了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责己和责人,从特定维度丰富了儒家的责任伦理学和角色伦理学。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儒家凸显责己,彰显了重责己轻责人的价值导向。     

新儒家道德哲学辑要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作为承继宋明儒家内圣之学发展而来的新儒家之“新”,首先在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从形而上学的高度,给予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以新     

道德修养与压力应对:传统儒家应对观及其现代意义

传统儒家应对观包含了压力源、应对资源和应对方式三个部分。首先,儒家认为压力的来源就是道德方面的缺陷;而儒家的应对资源是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理想人格;儒家对压力的认知和应对也充满了道德因素。纵观儒家压力应对的全过程,儒家既注重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又注重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传统儒家应对观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既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还能提高个人完成目标、克服困难的动机,也给予个体更多的自我调节的方法。     

关于儒家传统的思考——读彭国翔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

彭国翔先生著《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于2007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汇集了作者十年间研究儒家传统宗教性问题的重要论文。书中将儒家传统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宗教性的人文主义,基于西方晚近拓展的宗教观念诠释了儒家传统的宗教性,并讨论了儒家传统的多     

略论儒家经济伦理理论的若干问题

通过比较儒家经济伦理与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指出重提儒家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意义,进而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成立的可能性,并指出思考这一问题先须具备开放的态度,同时基于对经济伦理的理解,可以说明儒家具有发展出经济伦理理论的潜力。而发展儒家经济伦理,不仅可以推进中国自身的经济伦理研究,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并为解决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提供新思路。     

书讯

正《儒家超越思想的起源》作者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定价:109.00元。超越思想是儒家人生信仰的根本,港台新儒家有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说。本书从殷商巫术与宗教开始,重新探寻儒家超越精神的起源与流变,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内在超越,而是以"合内外之道"为特征的中道超越。先秦儒家的中道超越沿着上下与内     

儒家人性假设及其对儒家管理学建构的影响研究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儒家管理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对于儒家管理学学术界仍然缺乏必要的研究。与西方管理学相比,儒家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体现出更多的全面性和合理性。同时这种人性假设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儒家管理学的理论建构,使得儒家管理学实现了德治与法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完美融合。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尊严、境界与德性——儒家人学三论

儒家人学的构成具有特殊性 ,它是一种将儒家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内涵融会在一起的理论言述。伦理政治是儒家言述人生的背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 ,儒家人生哲学体现出对于人的纯粹伦理化定位特质 ,因此强调人的唯义是举之作为人的尊严所在。同时 ,儒家对于做人的条件性来得不如无条件性重视 ,故对于直通崇高的人生境界加以伸张。进而 ,儒家对于人生中为善去恶的重要性 ,甚至恶的排除予善的支持的重要性 ,给予了人生归宿的意义。三方面结合 ,构成了儒家人学思想体系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制度化与儒家的悖论──科举制度和儒家的制度化

本文从儒家制度化的角度,将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作为儒家制度化的重要制度设置。探讨科举制度一方面确立了以儒家的价值标准作为社会上升流动的标准,同时由于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从而使学校制度成为科举的附属,导致了儒家思想的教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