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王国与伦理共同体——就康德哲学中道德理想的宗教维度与宫睿商榷

宫睿的《康德目的王国公式绎解》对当前学界关于目的王国理念的宗教性、政治性和形而上学解读方案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一种基于多边交往模式的准形而上学解释。针对宗教性解读,宫睿提出三项质疑:目的王国中的成员与首脑身份可以统一到人身上,不涉及更高的存在者;目的王国的理想性意味着引入上帝是不必要的;引入上帝会导致他律。结合康德哲学中目的王国与伦理共同体这两个核心理念,这三项质疑均可得到回应。首先,就首脑身份而言,非宗教性的阐释会与康德主要文本的表述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就目的王国所指向的伦理共同体理想的必要性、建构要素与意义而言,其宗教维度是不可或缺的。保留康德哲学中道德理想的宗教维度,才能既凸显康德对于人的理性与自由本质的确证,又不忽略康德对于人的有限性的深刻阐释。最后,由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一切理性存在者,服从上帝的命令与道德自律是相容的,目的王国理念的宗教维度与康德伦理学的自律精神也是相容的。宗教性解读不会陷入传统道德神令论的他律困境。目的王国理念的宗教性阐释展现了康德伦理学中的道德理想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     

民主、革命与现代中国国家成长——评“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正引言当人们结束部落生活,或者说当众多部落聚合为一个规模更庞大、成员更多样的群体时,政治共同体产生了,政治生活开始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政治共同体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城邦、帝国、王国、封建领地、民族国家,但既称之为政治共同体,便须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即通过权力与权威的交互使用,保证政治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及携手合作,进而保证共同体本身之存续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是由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组成的混合物。权力是一种物理上的力量,即强制使人服从的能     

康德的目的王国:形而上学的,而非政治的

受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影响,学界对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有一种准政治性的解读,即将其理解为具有同等道德地位的公民交互立法的一种民主秩序的规范性理念,或者同类人之间在道德上共同合作的政治立法的理念。这一理念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个人对自律的卓有成效的寻求。这类解读的主要动机,是要证明康德道德哲学持续的实践意义,并且以此对其作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传统理解方式提出质疑。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及其包含的目的王国理念都必须从一种实质性的实践形而上学的角度去考察,这种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是不可证明的,却仍然是出自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非人类学研究视域。学界的政治化解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道德理念的这种实践上的实在性。     

民主、革命与现代中国国家成长——评“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正>引言当人们结束部落生活,或者说当众多部落聚合为一个规模更庞大、成员更多样的群体时,政治共同体产生了,政治生活开始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政治共同体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城邦、帝国、王国、封建领地、民族国家,但既称之为政治共同体,便须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即通过权力与权威的交互使用,保证政治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及携手合作,进而保证共同体本身之存续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是由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组成的混合物。权力是一种物理上的力量,即强制使人服从的能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康德“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理想交往共同体”之比较——从阿佩尔视角解读康德的尝试

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预设了对后者的两个基本判断,即康德的道德哲学受限于主体性哲学,并且是一种严格的原则伦理或意向伦理。但从阿佩尔的视角反观康德则不难发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的努力,以及他所强调的对话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很多思想环节中都已有所体现。康德有关目的王国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例。康德的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的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非常相似,目的王国的法则与理想交往共同体之规范性前提以及目的王国的首领和理想对话的共识之间也存在对应性。这种比较最终得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和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对话原则之间具有同构性,两者既包含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是检验具体规范的程序性原则。这些都表明了康德与阿佩尔相似的思想洞见。     

本底抉择:翟振明对哈贝马斯超越的关键——兼评翟振明教授英文专著《本底抉择与道德理论》

<本底抉择与道德理论>是翟振明教授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伦理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翟振明以哈贝马斯的交互理性及对话伦理为理论出发点,提出了本底抉择的概念,从而形成了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某种超越.在交互共同体中,翟振明赋予交互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选择以最本底的意义,哈姆雷特式的经典问题"To-Be-Or-Not-To-Be"成为每个成员进行本底抉择时必须直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翟振明将本底抉择建基于真正的人(具有人的度规的人)之上,并对人的生命给予一种现象学意义的审视.     

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契约国家论的基本结构

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描述了自然状态下个体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人为的政治共同体.这一理论包含三个核心环节:契约的订立、共同权力的建立和统一人格的构成.霍布斯的人为国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双边契约,克服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困境.不过,理性的契约结构形成的规范义务,仍需借助共同权力,才能保障义务的有效性.建国契约,作为国家的奠基性契约,同时建立了服从的义务和保障这一义务的强制权力.为了确立这一权力的公共性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阐发了一套代表理论,作为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但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却无法摆脱具有自然性的主权者.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国家,仍然面临人为性与自然性的内在张力.     

塞拉斯对道德意识的解析与建构

塞拉斯认为道德意识是一种"我们"意识。他的解析和建构基于其独特的实践推理框架。在他看来,道德判断是定言合理的主体间意向。道德判断是一种意向,依靠决断与行动建立逻辑必然联系;道德判断是主体间的意向,即我们意向,因此有真与假;道德判断的定言合理性来自于内在合理的目的意向,正是靠这个目的意向才产生道德共同体,其中各成员从这个共同体的视角意向和行动,这个视角即道德视角;支持道德视角的是无私的爱,不是自爱和仁慈。因此,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共同体各成员以道德视角进行道德思想和道德行动。这个论断指向康德的目的王国,其中人人将被视为目的本身,而非只是手段。     

参与——政治的第一原则

本文是V．格哈特2007年刚出版就在德国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的政治哲学著作《参与——政治的第一原则》的浓缩精华。格哈特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人作为有理性、有生命的自由存在者的个体性;他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寻求政治原则的结果。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参与、代表和建构,这三个原则一起构成一个政治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则是被创造出来的公共领域。本文是他对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的参与的论述纲要。格哈特认为,政治构成人类行动的核心领域,一切人类行动的出发点是自由,因此政治基于自由。凡是自由的人都是自我规定的;自我规定是有生命存在者的自我组织的特定人类形式;自我规定的方式是人类个体通过自己的理由来进行。这是政治的先决条件;政治的本性就在于独立的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在政治中,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的惟一可能方式是集体共同规定。因为一个人若要使其行动是政治的,他就必须满足于影响他人,同时也必然依赖于他人。因此,参与是政治的第一原则,政治只能基于自由的行动个体的参与。参与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是以关切或同情为基础的共享。参与允许我们把个体的自我规定转移到一个共同体内部集体的共同规定、而又不终止自我规定;它创造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朝向某个共同目标、而又不侵害其中构成个体的意向;它构成一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许多个体意志在一个意志中联结起来、而这个意志又允许许多个体意志持续存在。     

谁的政治? 何种美德?——如何基于合宜社会语境构设一种美德政治学

在合宜社会语境下,对政治美德和美德政治的探讨需要重新敏锐于一些根本追问,从而不容回避地回答四类问题:谁是政治主体,向谁要求美德;在实现政治美德的现实条件中,哪些前提不容让步;如何确保政治共同体及其制度不致成为阻碍个体成员美德实现与政治参与的额外"构成性运气";以及,既然存在着能力、胜任资格、美德三者之间的循序渐进,它们之间的恰当关联方式是什么,处在不同的能力-美德水平和自我实现阶段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恰当义务关系又是什么。为了回应这些根本关注,本文强调一种"承担责任的权利",据此提出一个强判断和一个弱判断,并且围绕这两个判断进一步阐明共同体的政治绩效责任和贤能精英的额外义务。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道德责任判断的三重根据

道德责任判断的直接目的在于找出可称赞或谴责的原因,对行为者做出合理、公正的道德判断,使其承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从而减少和消除不公,融洽社会关系,引导行为主体朝向更崇高的目标.道德责任判定涉及行为者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后果和价值标准等方面.实际后果是道德责任判断的现实根据;因果关系是道德责任判断的逻辑根据;社会历史理性是道德责任判断的最终价值根据.     

好人也会做坏事: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

有限道德是指个体在道德判断中固有的局限性,表现在人们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观的悖离,它导致无意识的道德偏差.有限道德弥补了理性道德模型在不道德行为解释力上的缺陷.该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主要包括:内隐偏见、内群体互惠、沽名钓誉、利益冲突和漠视未来.关于有限道德存有4种理论解释:自利性动机、双重自我、道德褪色和框架效应.未来有关道德决策和不道德行为的研究,需要延伸到有限理性与无意识层面.     

共同体感与道德赋能——论共同善的情感基础与实践机制

共同善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公共与私人、共同体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常常会导致现实中面对"共同善"时难以回避的道德两难困境。对共同体与个人何者优先的不同回答,会导致对"共同善"概念的不同理解。若把共同善建基于个体自我关切的互惠互利,则容易陷入"单元论"的谬误;而在交互主体性的视角中强调共同体之优先性,虽在概念上更为完备,但同样难以回应多元文化"不可通约性"的诘难。因此,要回应这一诘难并为共同善进行辩护,其中一个方案是论证"共同体感"的先天价值,为共同善建构稳固的道德情感基础。而在实践中,共同体感的先天存在无法避免共同善所遭受的冷遇及不同个体在实践中所呈现的特殊性,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共同善的道德实践机制,这为激发道德感知与规范情感的道德赋能概念创造了理论和实践空间。     

重看康德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以自由和道德法则的循环为视角

在论述定言命令何以可能的过程中,康德意识到一种可能的质疑:自由和道德法则的交互论将陷入循环,于是他通过寻找一个自由的非道德的根据来摆脱循环,完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本文指出,循环是双向的,但归根结底是从道德法则到道德法则的推论。康德通过先验观念论确认我们是理性行为者,并得以摆脱循环。循环的摆脱构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的重要条件。不过,阿利森认为循环的摆脱失败了,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阿利森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论康德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阐明——兼谈罗尔斯解读康德道德哲学之理论得失

罗尔斯曾指出,人们对康德道德哲学中普遍性的强调是错误的,康德观点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更具经验性规定的合理性观念。但在康德这里,只要我们能够寻找并确立存在着不来自于经验、纯粹先天的道德法则,那么这些道德法则在经验应用中的普遍有效性就是必然之事。因此,康德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特征实际上是由其纯粹性所必然蕴含的。通过有理性存在者的设定,康德最终阐明的确存在纯粹先天性的道德法则;康德道德哲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致力构建起此种纯粹的道德哲学,这也是其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根本保证。但罗尔斯基于其正义理论的论证需要,过于强调了康德道德法则的经验应用而有意弱化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规定,如此对康德经验性误读无疑使得康德道德哲学的先验性大打折扣。     

《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

《孟子节文》在历史上只从1394年至1411年“合法地”存在了17个年头。在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以后,朱元璋之所以还敢于以政治强权去强暴这个圣人和他的经典,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以“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激进理想,根本不利于他通过废除固有的宰相制度、从而营造明代的集权政治模式。尽管《孟子》文本的复原,仿佛表明传统儒家在“道德王国”与“权力王国”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道德王国”的思想者们在集权政治模式下的“真实命运”,乃至一代代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坎坷经历,却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