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当代生命伦理中理性自主的价值与贫困

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当代生命伦理,理性自主被视为个体意志和价值的唯一体现,身体感知、直觉、本能等被悬置于认识和判断之外,弱化了身体体验及本能欲求,造成了对自主的另类束缚；理性选择并非总是道德的,沉重的理性思量亦可能使主体背离内在良心,忘却应有的责任；道德生活离不开道德本能,理性的道德判断应以道德情感、体验、本能为补充.当代生命伦理的道德困境,根源于对身体直觉、道德本能的遗忘和身体的缺位.     

罗尔斯理性契约论中的错误

在《正义论》(1971)出版20年之后,罗尔斯公开声明,在理论中将正义理论描述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部分错误的.这里包含两个主要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构建原初状态和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推论.由于在霍布斯的模型中,道德与理性是不相关的,所以罗尔斯试图构建一个公平的原初状态.因此罗尔斯的理性契约论证明是理性而公平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犯了道德假设先于理性的循环错误,而这一点或许是理性上任意的.而且,由于它具有非常保守的规避风险的心理态度,罗尔斯就无法表明,在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策略推论中,较高级的理性会凌驾于其他策略中的理性.这些就是罗尔斯不得不承认错误的原因.出于他的正义理论的辩护策略,罗尔斯转向了康德的自由概念和平等的道德人的概念,而围绕康德的概念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论个体道德情感

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相互渗透,构成一个支配个人道德活动的完整的心理机制.本文着重论述了道德情感的内容、特点与功能,认为它对充实道德理性、增强道德意志、坚定道德信念、推动道德实践、培养崇高的道德人格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国家中心主义原则中理性国家及其道德的女性主义批判

“国家中心主义”在主流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主流范式假定,世界秩序是其基本构成单位——理性国家——逐利行为的副产品.以“理性自主”的男人为原型,主流范式塑就了理性国家的身份特质,并就此割裂了性别要素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划清了国家道德与普遍道德的界限.理性与道德对立导致了世界秩序范畴对道德和性别的排除,最终将国际关系塑造成真正的“无女人世界”.     

道德责任判断的三重根据

道德责任判断的直接目的在于找出可称赞或谴责的原因,对行为者做出合理、公正的道德判断,使其承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从而减少和消除不公,融洽社会关系,引导行为主体朝向更崇高的目标.道德责任判定涉及行为者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后果和价值标准等方面.实际后果是道德责任判断的现实根据;因果关系是道德责任判断的逻辑根据;社会历史理性是道德责任判断的最终价值根据.     

阿玛蒂亚·森论“理性的同情”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只有明确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选择,才被认为是理性的选择。而为他人利益着想的心理或行为,如同情心理或行为,则因其与自利不相容而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森通过分析同情心理或行为中的利己主义因素,反驳了将理性仅限于自利心理或行为的狭隘认识,为经济学以及伦理学理论在利己与利他、经济理性与道德情感上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为弥合社会科学领域的"斯密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德治思维和道德思维辨析

德治思维和道德思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因其异中有同而相通,因其同中有异而互补。在思维的主体上,德治思维的主体往往担当统治者、领导者、管理者的角色,而道德思维的主体则是处在国家、行业、团体中或家庭关系中的个体;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二者互渗性日趋明显。在思维的内容上,德治思维倾向于整体性的"大问题",道德思维倾向于个体性的"小问题";在德治思维框架下往往能更好解决个体的道德问题,注重个体发展的德治思维,也有利于德治目的的实现。在思维过程上,德治思维是一种外向思维,是制度和规则优先;道德思维是一种内我思维,含有较多经验、意志和情感成分;德治思维要求社会伦理回归于人的内心,道德思维要求个体道德品质化为社会伦理,二者具有互补性。在思维的依据和目的上,德治思维追求伦理秩序,伦理精神和规则是其依据;道德思维追求德性和幸福,道德品质是其直接依据。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其目的和依据的一致性在不断增强。     

从道德情感走向道德自由

道德情感是人所具有的高级社会性情感,是与人的道德认识相伴而生的,是人产生善的道德行为的力量和源泉。本文在对道德情感进行伦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相通性进行了阐释,并针对今天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情感缺失问题指出,道德自由的境界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和谐统一的境界,人类要走向道德自由的理想王国就必须将道德情感还原于人的生活世界中去,给予道德情感应有的地位。     

休谟道德评价理论研究

休谟认为,道德评价的依据不能是理性,而是道德感;同情原则是道德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休谟忽视了理性在道德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其道德感理论存在着理论困难,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是休谟不能理解理性与情感的辩证关系,以及他没有意识到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道德评价的重要性。     

略论利奥波德及其生态学的道德心

本文通过分析现代生态学对自然界状态和食物链的概念,以及利奥波德从生态哲学角度对土地金字塔所做的阐释,梳理了利奥波德对生态学的道德心这一理念的具体内容,说明了生态学道德心和休闲活动在保护环境和形成环保意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建立或培养生态学的道德心,限制膨胀的私欲;2.开展休闲活动:加强生态学的意识,培养理性美德和荒野审美感。     

利他主义：直觉的问题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传统的利他主义观念总是以个体的自我牺牲为前提的.本文对此进行了适度的澄清和改写.它强调利他主义的伦理态度应以理性为基础.这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利他主义既不是出于自利,也不是出于仁慈、同情,而仅仅是为他人利益着想的行动意愿.     

哈贝马斯后期宗教思想论析

方法论的无神论是哈贝马斯后期宗教思想的核心.从方法论无神论的立场出发,哈贝马斯既认可宗教的本质内涵是现代性的一项重要资源,又承认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与宗教可以平等共处,在后传统社会中理性包容着宗教,在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和程序主义伦理学中宗教构成话语伦理学的伙伴,在包容着解放潜能的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宗教共同体乃是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员.     

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经济活动中的道德理性

经济活动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也是人们“理性化”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它既体现了人类主体对技术、工具手段的认知理性,又体现了人类主体“合理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理性。而道德价值理性是一切合理有序的经济活动的价值标矢和理性基础。     

从神性到理性——康德对基督教"道德金律"的批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律法、普世、上帝等观念。但是康德并非简单地蹈袭了基督教文化传统。他要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律找到一个新的更为可靠的基础,这就是人的理性。因而,他从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世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实践的动力问题——以东亚的性理学为例

在道德哲学中,通常认为,只有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才会为道德实践提供动 力,而单纯的道德理性则不会。而东亚儒学,尤其是东亚性理学,对此问题其实有深入的讨 论。从朱子、王阳明、刘宗周、李栗谷、李退溪等人的思想来看,在人的心理意识结构中, 情感、意志、理性都可以为道德实践提供动力。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对这三者的侧重或排 序有所不同而已。对道德实践而言,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为我们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道德实践动力的认识。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道德——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二十世纪上半叶,毛泽东引领的社会变革中诞生的新道德与新政治,二者紧密结合,形成了新德治,包括新道德、新人格、新风尚。新德治是对古典德治传统的一次革命,而对于新时期的政治文化和道德建设来说,它又是直接的历史前提条件,是应该加以梳理和承接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