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道教对忠孝节义的理解北大核心SSCI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谈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根”与“魂”。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不仅是古圣先贤倡导的做人立世准则,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直面中国道德传统”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在中国道德传统中,儒家伦理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仁爱"构成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仁"以孝父敬兄为先,然后扩大为"泛爱众"。但是,如何调节"爱有差等"与"外推"之间的张力?以现代性视角如何评估中国传统道德?如何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重新建构?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推进国内中西伦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和中国哲学研究室联合举办了"直面中国道德传统"学术     

儒家伦理传统与儒家道德记忆

道德记忆是人类记忆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人类道德生活经历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记或印象。道德记忆是儒家慧命赓续的伦理传统得以延续的精神力量,它不仅仅使得儒家伦理精神不断历经传承、发展、演绎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理论形态,更使得儒家伦理以文化心理的社会形式引导着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道德教化是儒家伦理传统的道德记忆方式,儒家以道德教化来守护角色记忆与定位道德责任、塑造榜样记忆与开展教化示范,并通过实践道德记忆达到知行合一。珍惜儒家道德记忆、传承发展儒家优秀伦理传统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话题。道德记忆是一个立意高远、形象生动、涉面甚广、兼具理论与现实关怀的创造性学术范畴,它不仅为我们考察儒家伦理传统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对于我们当今如何开展伦理学研究也带来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德福之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德福思想尤为丰富而深刻,认为德与福都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追求;德是福的基础,福是德的内容;福应是德的结果,但求福并非德行的条件;人不应忧福享,该忧无德行。它以追究本体的方式来阐释德福之辩,体现出儒家的道义精神和孔颜乐处的儒士之风。传统儒家在探讨德福问题时显示出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特质、济世救民的思想形态和以德致福的价值取向,在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谈谈中国民族之精神

中国民族之精神,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无私利他或利他主义。因为儒家的“仁”与墨家的“兼”以及我国现行道德总原则,大体说来,乃是同一概念：无私利他或利他主义。     

“尚俭”传统及其现实意义

尚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包含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用、制欲杜奢等丰富的道德精神， 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消极伦理”不适用于全球化的世界吗?

父子互隐的言论表明,孔子主张伦理的有限性或"消极伦理"。这种"消极伦理"否定特定情况下的伦理原则,给予诸如基于亲情和友情的行为以优先权。从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看,作为伦理学两种最重要替代品的"爱"与"法律"是两种"非道德"(amoral)状态。在谈论儿子对待偷羊的父亲的态度时,孔子的道德不是道德主义意义上的道德,而正是这种非道德。在儒家看来,所有美德都根植于孝弟之类的非道德因素,即根植于一种情感。儒家"有限的"或"消极的伦理"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具有普世性。     

杨树达伦理思想研究

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春秋大义述》等著作表达了丰富的伦理观点,譬如仁,孝悌,忠信,忠恕之道,礼义廉耻,爱国主义,大同情怀等等。他的伦理思想与礼义之邦的传统道德完全一致。     

传统思想中的“礼”和“礼仪”——兼论“礼”和“礼仪”的道德功能

我国对“礼”和“礼仪”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传统道德中许多关于“礼”和“礼仪”的论述 ,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内核。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笔财富 ,充分发挥它的道德功能 ,广泛地开展礼仪教育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与“糟粕”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既包括优良的美德,也包含腐朽的糟粕,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概括说来,“三纲”基本上属于腐朽和束缚人性的“糟粕”,应当彻底予以否定,而“五常”则可以视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我们要持分析和“扬弃”的态度.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必须同弘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     

论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的特质及现代价值

学术界过于宽泛地理解“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如果以此来概括儒家乃至中华文明,则无疑是一种贬损,但这个已被污名化的标签在道德虚无主义时代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积极价值。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道德主义虽有一定的局限,亦不废其伟大。伏尔泰、黑格尔等西方人的毁誉恰好可以从反面佐证这样的事实：古典文明都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走向道德主义,一是历史因缘,二是圣贤之功,三是道德之于人世的根本意义。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正好可以克制现代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有助于重建人伦世道和社会共同价值,并进而可能为未来的大同世界奠定基础。     

道德理性化的历史批判及其启示

情理关系始终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就其基本思想倾向而言,历来就是重理轻情。尽管有人倡导情理合一的情感方式,注重在审美追求中重视情的作用,在社会控制上注重情的软约束,但当情施之于道德领域时,就成了“以理灭情”的     

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全球价值

“天人合一”体现着宇宙生成论、伦理学与人生论的统一。其伦理意义起源于对生命价值的情感体验和反思,既有人文关怀又涵蕴着普遍性与必然性。从尊重生命的人权、维护人权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到坚持人与万物之间的生态平衡观三个层次体现其普世性。这种基于“天民”而自觉的“民胞物与”人伦价值与当今被认同的全球价值观具有基本的共性,可以相互发明。     

“让”的伦理分析

“让”为传统美德之一 ,其道德意蕴在具体运用中有强弱之别。历史上的“让”德 ,有着复杂的理论背景。就儒家而言 ,崇“让”是为了隆“礼”。而在道家看来 ,“让”是“道法自然”的具体要求。古人为避免过用“让”德 ,又提出与“让”相对的“争” ,并对可为“争”的场合作了规定。如能循义而行 ,与人为善 ,则其“让”也德 ,其“争”也德 ,“让”与“争”就在义或善的基础上达致统一。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必须对传统“让”德加以必要的改造 ,摈弃其义、利对立的成分 ,凸现其“取利有道”的思想 ,使之为现代社会服务     

论“仁”的生态意义

本文以当代生态哲学的道德共同体为切入点来分析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仁的演变过程及其生态意义,从当代生态哲学的角度给予了新的确证(justifications)。儒家的道德共同体以仁为核心或纽带,其范围包括天地万物。仁的基本含义是爱,孟子把仁推广到爱物,董仲舒提出爱民,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郑玄提出仁为爱人以及物。至宋明时期,理学家明确地把仁提升为全德之名,又把天地的生生德性作为天地之仁、天地生物之心。仁作为生生之德,成为宇宙的合目的性。理学家又说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为心,这样,天地的生生之德、仁、人心就被统一起来,仁从而获得了贯通人与天地万物的本体意义。仁还是一种感通的道德情感,大程、阳明等主张通过感通与恻隐更为主动地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些解释既有丰富的生态功夫论的内涵,也有丰富的生态境界论的内涵。     

论儒家文化的泛道德性

儒家化作为传统化的核心和精华,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解读和梳理儒家化,必须正视儒家化的泛道德性。儒家道德衍射到儒家化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突出表现为以德治代政治、以礼治代刑法、德本财末、以载道及关善统一等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化是泛道德化。     

儒家伦理中的自律

儒家伦理是否自律,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结论却莫衷一是。该文通过比较儒家伦理中所体现的自主性因素和西方哲学中的“自律”概念,认为学者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西方哲学中“自律”概念的两个构成因素的不同侧重。儒家伦理中不存在作为个人权利基础的“自律”,但在作为道德理想的意义上则的确可说是“自律”的。儒家的“自律”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接近自然主义的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