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问题的哲学解──兼对“科学终结”论的质疑

自然科学和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古代的统一、近代的分离和现代的高度综合三大阶段。科学问题的哲学解便是科学和哲学高度综合——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的产物，它在古代开始萌芽，在近代尤其是近代后期开始出现，到现代演变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文拟对该现象及其原因进行试探性分析，并对当前学术界出现的“科学的终结”之观点提出质疑。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教。一、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的内涵及其典型案例分析简言之，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指在一定知识背景条件下，科学主体对某个科学问题在从科学的角度不能作出准确的回答…     

论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原则

《哲学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的汪信砚同志的《认识的主体性与非经典认识论论纲》一文(以下简称“汪文”)提出,“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物”的古老理想已经破灭了,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非经典认识论的首要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它以主体为轴心”。笔者认为,这一立论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因为自然科学,不论是近代的还是现代的、实验的还是理论的,     

试论自然哲学的学科建设

试论自然哲学的学科建设吴国盛１自然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有着漫长的历史,但在我国当今的学术界,自然哲学并未被当作一门学科对待。原因很复杂。我国的近代科学事业本来起步很晚,关于自然哲学的专门研究更少,谈不上形成一门学科。１９５６年制定的我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将“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简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作为一项纳入其中,标志着这方面的问题已构成了一个学术领域,需要专门研究,但它毕竟只是一些“问题”,不太象是一门学科。后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被冠以“自然辩证法”的名称,名称一变,本来是一个问题域,现在倒象是一门学科,结果在规划书上写道,自然辩证法是介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学科。就这样,自然哲学问题、科学哲学问题在“自然辩证法”名下得以研究讨论。８０年代以来,从“自然辩证法”名下独立出了一大批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等,但“自然哲学”始终没有独立出来。这并不是说没有人研究自然哲学的问题,相反,在自然辩证法界,研究自然哲学问题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自然哲学未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们只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观“问题”,不把它当成“哲学”来研     

程朱的“格物说”与明清的实测之学

程朱的“格物说”具有道德论和认识论、人文道德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双重意义。正因为它具有科学理性精神,所以不仅从人生价值取向上把明清大批士人从单纯的自身道德修养转向对外在世界及其“物理”的探讨,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为明清古典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随着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和实学思潮的高涨,程朱的“格物说”在内容上吸收了“西学”成分,在格物方法上也吸取了西方近代科学“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和注重实验的实测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古典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衔接点。中国科学的发展,不只是借助于西方科学,同时也可以从程朱“格物说”中寻找到它的内在根据。     

试析古代怀疑论向近代怀疑论的转化

古代怀疑论同近代怀疑论的差别恰是后者进步之所在。关于这一点已得到多方讨论,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参见①、②)。简言之,如果把认知结构划分为认识对象(客体)、认识能力(主体)和认识成果(知识)等三个部分,那么古代怀疑论同近代怀疑论的差别就在于：古代怀疑论攻击的是人的求知信念,进而否定人的认识能力;近代怀疑论攻击的是知识,并把“怀疑”作为达到真知的手段或环节。可见,古代怀疑论向近代怀疑论转化实际上就是怀疑论思想从消极走向积极的过程。     

实践观的经典模型与非经典模型

实践观的经典模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凡认识必须以实践为中介。这个认识中介论的科学背景是以牛顿力学为基核的近代科学范式。但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起的现代自然科学革命,则     

从思维科学的提出看钱学森的智慧

钱学森是我国最早提出创建思维科学的科学家。钱学森的思维科学思想主要为：思维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思维科学的内容和结构；思维科学的应用。钱学森把以前人们常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门扩展为八个部门，它们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理论科学。传统的观点认为，科学门类的划分是依研究对象的不同为根据的，与传统观点不同，钱学森认为，“部门之分并不在于学科研究对象之不同，而在于研究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不同的角度在于：自然科学用的角度是物…     

试论心理学的数学化

一在人类文化早期就形成了一种哲学观念,即认为数是世界的本质表现,从毕达歌拉斯的数量主义开始,科学的数学化已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的数学化成了启蒙运动时的真正理想,知识的数学组织被视为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组织的合理追求,而且数学化令人向往的前景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正如莱布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 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号景逸,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 无锡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高攀龙既是明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兼采陆、王,以“主静”为特色,在明后期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高攀龙理学思想进行探析,不仅有助于对其个人、对东林党乃至明末社会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明后期思想、学风流变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海德格尔“科学变革”思想的存在论阐释

按照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科学变革”问题应该在“存在论差异”与“存在史”的双重视域中被考察，而此路径的研究并没有在当代研究者中引起足够的重视。要从存在之历史上融贯地理解科学变革复杂的层次结构和多种原因，必须把握的关键点是：“数学的东西”在近代以来的凸显与作为“我思”的表象性知识和权力意志的扩张具有内在一致性。今天，技术之“集置”本质统治着我们的时代并使得技术成为“倒逼”科学的新动力，它们作为“摆置”事物的方式实际上与权力意志、谋制等事态共寓一体，共同使得科学变革、科学创造隶属于此-在的有限性和“存在之真理”的不同展现方式。     

论科学的阶级性

先简单回顾一下我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论争的历史。当昭和初年论争刚刚开始时,多数人认为,仅在自然科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以及各种科学思想中才有阶级性存在,至于科学理论本身则是没有阶级性的。不久,随着苏联对德波林的批判介绍到我国,“哲学的党性”观点也几乎一成不变地搬用到自然科学上来,就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内容本身也贯穿着阶级性,承认存在着阶级基础全然不同的两种科学,即建立于形式逻辑和机械论方法之上的“资产阶级科学”和以唯物辩证法为指针的“无产阶级科学”;认为因阶级立场不同而     

技术知识论

技术知识是关于改造物质客体,使之成为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形式的知识。它是“人为物”的思想模型和变革物质客体的实践活动的动态思想模型,是认识向实践转化的中间环节。技术知识不仅要以自然科学知识作基础,又要以人的需要及与需要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作指导,还要运用数学知识,是一种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结合于自身的带综合性的知识。 自然科学知识是通过思维对自然存在的     

培根是怎样看待假设的?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人类对研究自然界的方法的探究也逐步提到重要地位。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同时也是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奠基者之一。他对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以及一些基本的逻辑方法,如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等都曾作过探讨和研究。可是,对于在科学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并且被广泛应用的“假设方法”,培根却没有正确地理解,没有加以专门的论述,有时还把它同主观臆测、神奇幻想混为一谈,甚至对它持否定的态度。这曾引起史家们不少议论,有的因此贬低培根的历史作用,有的则为之隐讳,为之     

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试论郑玄易数哲学

本文从气数、蓍数、九宫数三个方面论述了郑玄易数哲学 ,分析了其在易学和哲学中的意义和作用。指出作为经学家的郑氏通过注释和阐发《易纬》 ,探讨数在宇宙起源和发展的作用 ,其思想深度和广度并不比其他思想家逊色 ;其蓍数说直接影响后世易学家注经 ,也是宋人“河图”之根据 ;其九宫数说是宋人“洛书”之根据 ,是借助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对当时天人关系作的一种新论证     

傅斯年的心理学探索及其贡献

傅斯年是被忽视的近代中国心理学人, 他与心理学渊源极深, 不仅是近代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学习者、传播者, 也是科学心理学思想的践行者。傅斯年学习心理学前后共12年, 写有《心理分析导引》专著一部, 最早翻译麦独孤的《群体心理学》, 另有《性命古训辩证》等哲学著作和多篇文章阐述其心理学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包括心理学研究必然走向科学化, 做出“科学化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基本判断, 将“有群众无社会的无秩序取向” “心中无主义的心气薄弱性” “万恶之源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民众心理发展的三大障碍, 并倡导民众确定一个健康的、即物穷理的、积极努力和纪律约束并存的人性观。傅斯年参与了“中研院”心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创建, 与蔡元培、汪敬熙、唐钺、苏芗雨等心理学人关系密切, 共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 其一生中存在一条选择心理学, 学习心理学, 离开心理学又助推心理学和运用心理学的心灵探索之路。     

关于皮亚杰的科学认识之环的评介

皮亚杰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以及他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之环的思想,在他的整个学说中具有出发点和方法论的性质。研究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评价和借鉴他的学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这些思想做点评介,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一(一)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皮亚杰认为:“从古希腊时代的数学一直到十八世纪末的实验心理学,所有科学都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心理学与认识论》第5章:“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企鹅出版社1972年英文版。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均出于此)他认为,正是哲学     

技术、主体与形而上学的玄学遐想

本文主要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当今法国哲学家让·鲍德后期晦涩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其命定策略的考察,阐发了鲍德里亚后期哲学的重要意义:(1)鲍德里亚后期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悲观的技术决定论;是现代技术决定论的翻版。(2)鲍德里亚的后期思想是对近代理性哲学的颠覆和“反动”,它试图通过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思辨考察,消解近代理性哲学中的大写的主体的“人”,并给出了未来技术社会中一幅悲观可怕的“人”的命运的图画。(3)后形而上学的玄学则是鲍德里亚思想的最终归宿。鲍德里亚后期思想既有其悲观主义的极端倾向,也包含了深刻的哲理,需要处于信息社会的我们加以关注。     

传统兵学士气思想述略

士气作为一种军事软实力,不仅是战争决胜的重要因素,也是治军关键之所在。传统兵学对士气问题的基本认识来自于其秉持的战争观;战争的正义性决定军队士气的根本走向;“心”与“气”作为士气的基本范畴,其辩证关系为“内心外气”、“将心士气”、“心气一体”：“教戒养气”、“将帅主气”、“赏罚励气”、“以怒激气”是古代重要的士气培育之道;“击敌之气”是古代士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