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觉浪道盛的“以禅解庄”

晚明僧人觉浪道盛之解庄,因"托孤"说闻名于后世。他认为庄子虽假托于老子无为之言,实乃儒家"天人一贯"之宗。学者据此认为道盛是"以儒解庄",且往往只从"以儒解庄"的角度解读道盛的解庄作品,而忽视了道盛的禅宗思想视域。结合道盛的其他佛学著作,分析道盛的佛学思想及其"三教"会通思想,认为道盛是以禅宗思想统摄佛教诸宗,并以"身心性命"融摄"三教"为一体,从而建构起一套"集大成"思想。在此基础上,道盛从世间法层面摄庄归儒,认为作为世间法的儒学与作为出世间法的佛教相辅相成,应相互配合以安顿众生的身心性命。当然,从生死根本问题上来看,作为世间法的儒学不如佛教更为究竟。从究竟义上说,道盛解庄是基于禅宗心性论,以"身心性命"会通"三教",进而在世间法层面摄庄归儒,在出世间法层面摄儒归佛。     

王阳明与蒲益:论晚明佛儒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晚明时代佛教义理全面中国化,阳明心学与其在义理、修持、道德观等方面多有互鉴之处.但王阳明与晚明四大高僧之一蕅益智旭二人之佛教观代表了佛儒二家思想旨趣之根本互异.阳明心学的开创与佛教心性论的发扬有直接关系,阳明心学的发展在对佛学义理进行摄取的同时.也刺激了明代佛学思想的发展.阳明心学与晚明佛教思想的关系是互动与共同发展.     

天台宗人间佛教思想探析

天台宗人间佛教思想主要体现为：基于心性论,以“一心三观”思想断除人们将世间与出世间打成两截的执见,解除人们对出世间的执着,将人们的兴趣重心拉回到当下,依靠自身菩萨行来获得佛陀之道;对儒家思想的会通体现出具体性与深入性。此种会通,其宗教目的在于,将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内圣外王理念融摄到菩萨道践行之中。天台宗人间佛教思想为解决转型期出现的社会矛盾可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略论马一浮视野中的三易之义

三易之义是马一浮先生易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先生运用三易之义来解说心性论、功夫论,吸收儒家和佛家在心性论、功夫论方面的成果,使儒家和佛家义理互相阐发而明晰,既展现了他强调通过功夫证悟本体的学术宗旨,又体现了圆融会通的学术特色。马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大儒的作用。     

黄宗羲的泰州批判与晚明儒学转型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判包含了三个主题，首先是对师道论的肯定，其次是对孝弟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批判吸收，最后是德性与功利之辨。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与制度问题。由此反映出《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的交汇，呈现出晚明儒学思想转型的一种独特形态。     

论儒佛道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最为具体,并且影响到道教伦理。本文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着重探讨中国佛教如何理解作为在家佛教徒道德规范的五戒,尤其是各种佛教著述中五戒与五常的配对。认为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最早是昙靖在制作《提谓波利经》时提出的,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通说,同时道教也吸收了这种配对,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儒佛道三教在伦理上的交涉及相互影响。     

重提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

从先秦思孟学派到宋明儒学,再到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一直占据着核心和枢纽的地位。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参照下,清楚地揭示了儒家心性论中所蕴含的道德主体性观念,但他同时也难免将康德的那种先验思维和话语移植到儒家心性论中来。然而,心性论诠释中的先验话语应当受到经验话语的限制,理解儒学心性论应当是理解其形上学及宇宙论的基础,而不应该反过来,首先根据某种形上学或宇宙论立场来定位儒学所论之心性,赋予后者以先验的或超越的性质,忽视它们在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来源和运作方式。自然主义在当今世界哲坛风头正劲,儒家心性论研究也有必要采纳自然主义进路,破除人—动物、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生物性—道德性等二元论,重视人之心性的发展性与复杂性。将儒家心性论自然化,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智旭对天台佛学与《周易》之会通

宋代以降,融会佛教诸宗已成佛教界主流,继而又与"三教合一"思潮相互激荡.明代的智旭,他既"究心于台部",又倡导融会诸宗、儒佛会通,他的<周易禅解>一书即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书中智旭把天台的无情有性与周易之铺天匝地、天台的止观并重与周易之乾坤刚柔、天台的四悉檀与周易的训蒙之道加以会通,并以周易的<井>卦解天台六即果位,以周易之<大有>卦解天台之"十界互俱"说.     

印光的儒佛融合思想论

印光从本体与工夫上分析了儒佛之同异,认为儒佛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如"五戒"与"五常"即是同,不同则在于做人准则、时空观和生死观上,在"孝"的问题上也有层次之分。因儒重日常人伦,佛重明心见性,印光坚持佛法本位论,提倡儒佛融合则双美,务求佛教所追求的出世信仰能水乳交融在儒学所推崇的入世言行中,以求教化人生、净化人心和有益社会的效果,出离生死之樊笼,通过儒佛思想的互补来落实人生的道德关怀,促成俗世礼义道德的重建,终以弥陀净土信仰作为终极关怀。     

“基体说”:熊十力新儒家“本心”论思想探究——兼与大乘佛教思想比较

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唯识论》的出版,标志着其思想体系的成熟。考察该书,熊氏虽然借鉴了大乘佛教境、行、果的次第,将释家成佛之路置换为新儒家的成圣之路,但其"本心"论思想却并非是对佛学的发展,而是一种根基完全不同于佛教缘起论思想的"基体说"。事实上,"基体说"在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传统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熊氏构建自己思想体系时牢牢立足于此,对大乘佛学进行了融摄和吸收,从而实现了儒学的新发展。     

蕅益智旭“一念心”净土思想探赜

蕅益智旭继承并发展天台宗的“一念心”思想以开演净土教理,完善了净土宗的心性观,并以其融摄佛教诸宗而归于净土念佛法门。智旭发挥天台智顗的“一念三千”论,充实了净土宗的理论内涵;进而以天台的“一心三观”为基础,在“信仰式”念佛与“心性式”念佛之间开展出自他俱念、理事圆融的“中道圆修式”念佛之法。智旭的“一念心”净土思想,实现了唯心净土与佛国净土、自力与他力、智慧与信仰、精英化与大众化的深度融合,并具有统摄佛教各宗派、辐射生命各领域的理论深度与广度,此种理性与包容的精神对净土宗和中国佛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钟惺对晚明佛教复兴的贡献

佛学论争是晚明佛教复兴的重要助力。钟惺通过撰著《楞严经如说》参与佛学论争,表达了他复兴义学、重整戒律、推尊净土、宣扬华严的四大佛学主张。钟惺凭借文官身份和文坛巨擘的影响力兴办佛教事业,助力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他以难能可贵的论战勇气和鲜明的佛学宗趣,打破晚明佛学界圆融思潮泛滥的局面,推动佛教理论深化完善。不同于晚明僧人着重发扬佛教的宗教属性及社会属性,钟惺重点发扬佛教哲学及佛教学术,探索复兴佛教的新方向、新路径。     

李材的心性论及其定位北大核心CSSCI

李材的心性论是对阳明良知说的修正,奠定了中晚明重性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论者大多只关注李材的心性之辨,而对其统合心性所作的努力缺少注意。本文在"回归性体"这条线索下,从"心性之辨"和"统合心性"两个方面探讨李材的心性论,力求更为全面地对其心性论和意义予以定位。尽管李材的心性论离开王学,但与朱子学尚有距离,其学说在融合朱王的基础上发展出自身的特点,足以成为晚明哲学天地的一个重要资源。     

吕澂对佛教心性论的现代诠释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过程中,就理论上的贡献而言,吕(?)对佛教心性论的新诠释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他看到了佛教处理宇宙人生问题心性化的特点,他才能够进一步揭举出中、印佛学的根本差异。因为对于“宇宙心性化”的处理,本质上必然包含着泯灭欲望、安于保守（性觉）和满足欲望、积极进取（性寂）两种倾向。在吕(?)看来,这正是中印佛学心性论的根本差异。这种说明实际上是站在实现佛学现代转换的时代高度对佛学所作的新的诠释。当然,他的新诠释是通过对“观行”与“转依”这两个佛家人生实践中核心命题的分析而作出的。     

李材的心性论及其定位

李材的心性论是对阳明良知说的修正,奠定了中晚明重性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论者大多只关注李材的心性之辨,而对其统合心性所作的努力缺少注意。本文在"回归性体"这条线索下,从"心性之辨"和"统合心性"两个方面探讨李材的心性论,力求更为全面地对其心性论和意义予以定位。尽管李材的心性论离开王学,但与朱子学尚有距离,其学说在融合朱王的基础上发展出自身的特点,足以成为晚明哲学天地的一个重要资源。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回儒”会通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刍议

"回儒"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教和儒学这两大文明体系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对当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之实施、促进与沿线伊斯兰国家的"民心相通"和"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具有十分难得的借鉴作用。"回儒"们融会贯通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思想之中,现实意义较强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儒学与儒家圣人的基本态度:敬重与褒扬;二是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的关系:相通、同源,互补共明;三是伊儒核心内容的会通:以"天道五功""人道五典"沟通"五常""五伦";四是处理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强调"忠主"与"忠君"不可分割。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