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判定的伦理学及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脑死亡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经过临床严格的判定程序,患者脑死亡即生物学死亡已经成为科学标准,但由于我国在脑死亡立法、公众认知以及医生的各种心理考量,在我国开展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许多障碍.我们结合自己在判定患者脑死亡后的医患心理变化,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期望引起更多的医学、法学和社会学家关注,使得临床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顺应科学发展又能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最大利益.     

脑死亡判定的伦理学及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脑死亡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经过临床严格的判定程序,患者脑死亡即生物学死亡已经成为科学标准,但由于我国在脑死亡立法、公众认知以及医生的各种心理考量,在我国开展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许多障碍。我们结合自己在判定患者脑死亡后的医患心理变化,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期望引起更多的医学、法学和社会学家关注,使得临床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顺应科学发展又能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最大利益。     

以呼吸机为中心,重新论定义脑死亡——关于脑死亡的问与答

脑死亡标准是对呼吸机使用年代死亡标准的完善和补充。智能化呼吸机广泛应用于临床之时,就是脑死亡标准和政策应该出台之时。 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疑似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其中多数因为经济困难;20％完全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其中多数属于公费医疗;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这种急救医学的混乱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目前我在临床上看到的情况是一种缺乏脑死亡标准下的惰性医疗体系：病人“似死非死,似生非生”;医生“似抢救非抢救,似放弃非放弃”。一瓶生理盐水挂在那里,一直等到心脏完全停止,历时数天、数月不等。这是一种及具中国特色的惰性医疗状态,同时也是急救医学亟待解决的死角。 缺乏脑死亡标准的医疗体系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也是引发医疗纠纷、民事纠纷、刑事纠纷的根源。     

死亡的判定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亡判定的标准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59年2位法国医学家首先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但是什么是脑死亡,以及如何判定脑死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81年美国总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脑死亡的判定指标体系,并被一些国家立法接受.回顾了对死亡判定认识的历史过程.     

关于"脑死亡"立法科学与伦理的纷争

我国对脑死亡的研究起步于 2 0世纪 80年代。1980年 ,学者李德祥提出脑死亡应是全脑死亡 ,从而克服了大脑死、脑干死等脑的部分死亡等同于脑死亡的缺陷[1] 。中国医学界开始讨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脑死亡标准。 1997年在全国第七届卫生立法讲习班上 ,有 2 0多位国内的知名专家 ,联名提出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问题。 1999年中华医学会组织了脑死亡标准 (草案 )专家研讨会 ,并提出了脑死亡诊断标准[2 ] 。同年 ,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大代表李炎唐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脑死亡及器官移植的立法提案 ,促使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2 0 0 …     

脑死亡立法的艰难与中国传统文化

因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人们意识观念的深刻影响导致中国脑死亡立法步履艰难。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的脑死亡及相关伦理问题,提出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心理感受,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理性地探索“中国脑死亡”。     

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论脑死亡立法的生物医学基础、社会学意义及推动程序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 ,以脑干死亡作为临床死亡诊断的标准已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界定 ,以保障现代医疗实践的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 ,除台湾、香港外 ,我国主体行政管辖区内尚无一份正式的关于脑死亡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因此 ,医疗实践仍以传统的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志。这种落后的医疗常规严重阻碍了我国人文学、社会学、法律学、卫生经济学、器官移植学等全方位的发展。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继续抢救正在给有限的人力及医药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 ,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就脑死亡立法问题提出若干个人研究…     

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脑死亡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思考脑死亡,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它既影响到人们对脑死亡事实的认定.更影响到人们相应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社会中蕴含着赞同脑死亡的文化因子,同时.儒家传统的孝文化以及死亡仪式化的深远影响也成为脑死亡社会化的重大障碍.要使脑死亡观念在社会上广为接受,除了要进行科学普及,更需要重塑相关的社会文化.     

脑死与放弃治疗

符合医学标准又为亲属认定已死亡者,理应放弃治疗;符合脑死亡标准,应说服亲属同意作放弃治疗决策;对已确无救治希望,或虽经抢救治疗必然发生植物生存状态的极重病例,或已是植物生存状态者,也应作出放弃治疗的决策,除遵循医学原则和生命的价值、伦理原则外,要充分尊重病重的意志。放弃治疗的决策还应考虑到亲属的心理承受问题。     

Epistemology of brain death determination

This article assesses what standards of safety and certainty of diagnosis need to be me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brain death. Recent medical, legal, and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s on brain death are summarized. It is argued that epistemologically adequate standards require the finding of whole-brain death rather than destruction of the cortex.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positive error in misdiagnosing death, a tutioristic approach of ‘being on the safe side’ is advocated. Given uncertainties in diagnosis of so-called vegetative states like the apallic syndrome, anything less than whole-brain death, especially given the present state of diagnostic capability, should not qualify as an argument for removing therapy specifically on grounds that the patient is dead.     

3例误诊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实施介入诊治死亡病例的启示

探讨3例被误诊为急性冠脉综合征（ACs）而急诊实施介入诊治死亡病例的,搭床特点及误诊原因,提高对ACS的诊断意识。收集我院比较典型的3例误诊死亡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3例死亡病例中1例为肺栓塞、1例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AD）、1例为流行性出血热,3例均实施了冠状动脉造影,1例于前降支植入了1枚支架。ACS患者临床表现复杂,误诊原因多为首诊医师思路狭窄,应充分利用现代影像技术,仔细分析临床症状和体征,可减少误诊死亡的发生。     

“拔牙要签同意书案”的知情同意探究

让患者知情同意义务是近些年来在医疗诉讼过程中逐步从一般注意义务中分化出来的特殊注意义务。但如何确定患者知情同意,如何界定医生行使告知义务时的信息披露程度,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在法律、医患沟通、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还有许多要完善的地方。     

问诊的诊断价值及其方法学探讨

问诊作为临床诊断的开始和方法,具有促进医患良性沟通、明确诊断、减少医疗纠纷和贯彻新医学模式的重要价值。问诊过程中,医生除了注重其技术性和程序性内容以外,更要坚持哲学的普遍联系、辨证发展、病人个体差异和巧用过渡性语言等思维方法。     

医学伦理学是否可教及其他--关于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再思考

医学伦理学是否可教?如果可教,应该教规范还是教价值?如何拉近医学伦理学教育与现实的距离?怎样评价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效果?不仅是临床医生和卫生管理工作者,即使作为医学伦理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也都对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这影响了医学伦理学学科地位的确立.     

Assisted Suicide,Euthanasia, and Suicide Preven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utch Experience

What impact would legalization of assisted suicide and euthanasia have on our ability to treat suicidal patients and to prevent suicide? Information from a study of the Dutch experience illustrates how legal sanction promotes a culture that transforms suicide into assisted suicide and euthanasia and encourages patients and doctors to see choosing death as a preferred way of dealing with serious or terminal illness. The extension of the right to euthanasia to those who are not physically ill further complicates the problem. So too does the tendency of doctors in such a culture to begin to feel that they can make decisions about ending the life of competent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without consulting the patient. “Normalizing” suicide as a medical option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a society that turns euthanasia into a “cure” for suicidal depression.     

国外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概论

走入战场的医生与正在进行与军事有关的医学研究的人员应具有的独特伦理准则,是军事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但是军事医学伦理的准则始终受到战争的挑战。在新的反恐战争中,西方的军事医学伦理困惑聚增,使这一学科迅速发展并经历激烈争论。我们应关注西方的医学伦理在军事领域的延伸。     

浅谈现代医学模式在影像诊断实践中的应用

医学模式由传统的生物型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影像诊断虽然＂见病不见病人＂,但通过影像诊断报告同样会向患者传递出对他们健康、疾病诊疗的指导和人文关怀,并能在化解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影像诊断同样需要现代医学模式的指导,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途径,就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医学理念,把病人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考虑疾病的诊断,同时影像与临床资料相联系;加强影像报告的书写,描述既要客观,又要有目的性,结论尽量明晰,措词准确,通过字里行间的表达增加医患之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