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的印象调控过程

通过操纵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的提议者方案类型的设计,探索了在连续重复的博弈任务中提议者印象对回应者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与同一提议者完成的多轮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回应者会自发地对提议者印象进行调控,提议者印象影响了回应者的决策思考过程;（2）提议方案影响回应者的决策结果,在过度受益与过度受损两种不公平方案下,回应者的决策行为相反;（3）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表现出的公平是一种策略性公平,而非真正信念水平的公平。     

人工智能决策的公平感知

不平等问题是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应对的首要挑战, 也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障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为缓解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新的途径。然而, 新近研究发现, 即使客观上AI决策具有公平性和准确性, 个体仍可能对AI决策的公平感知较低。因此,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AI决策公平感知的影响因素。然而, 目前研究较为分散, 呈现出研究范式不统一、理论不清晰和机制未厘清等特征。这既不利于跨学科的研究对话, 也不利于研究者和实践者对AI决策公平感知形成系统性理解。基于此, 通过系统的梳理, 现有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类: (1) AI单一决策的公平感知研究, 主要聚焦于AI特征和个体特征如何影响个体对AI决策的公平感知; (2) AI-人类二元决策的公平感知研究, 主要聚焦于对比个体对AI决策与人类决策公平感知的差异。在上述梳理基础上,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AI决策公平感知的情绪影响机制等方向。     

不公平感知对普遍信任的影响（英文）

公平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之一,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人类具有不公平厌恶倾向(inequity aversion),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会产生不满和怨恨,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惩罚对方。以往研究发现,不公平感知(unfairness perception)会降低个体对不公平实施者的信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影响是否会泛化到对无关陌生人的信任(即是否出现溢出效应)？此外,除了亲身经历不公平对待,人们还会作为旁观者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不公平行为。当观察到不公平行为且该行为没有受到惩罚时,是否也会降低个体对无关陌生人的信任？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1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操纵提议者分钱方案公平性,诱发公平和不公平情境,并通过随后的信任游戏(trust game)考察个体对无关陌生人的信任行为。研究2同样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让被试作为观察者,观察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中的公平和不公平分配行为,并通过随后的信任游戏考察个体对无关陌生人的信任行为。结果表明：（1）在先前的最后通牒游戏中...     

身体姿势启动的内隐权力感对公平决策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 扩张身体姿势可启动个体的权力感。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 实验1考察身体姿势对免惩罚游戏的提议者进行金钱分配时的影响, 实验2和实验3分别考察最后通牒游戏、免惩罚游戏的回应者在蜷缩和扩张姿势下对各种分配类型方案的拒绝率。结果表明, 与蜷缩姿势相比, 扩张姿势使个体更倾向于在免惩罚游戏提议者角色时做出更多的利己不公平分配, 同时使个体更倾向于拒绝最后通牒游戏和免惩罚游戏中的不公平分配。本研究证明了扩张姿势启动的权力感可影响个体的公平决策。     

分析思维降低情感预测影响偏差

人们在决策前需要对决策可能带来的结果进行预测。人们往往会高估未来事件对情感的影响, 这被称为影响偏差。本研究从双系统理论出发, 考察了分析思维是否会降低情感预测影响偏差。实验1(采用图片启动)和实验2(采用语言流畅性任务)考察了分析思维对影响偏差的影响, 并分析了情感预测程度的中介作用。实验3在现场中以真实的决策(生育二孩)为例, 考察了分析思维启动对情感预测的影响。结果发现:分析思维会降低情感预测强度, 进而降低影响偏差。     

青少年情绪预测偏差与决策的关系研究

在决策过程中人们通常选择那些使其感到快乐的行为,决策结果与所预测的高兴或悲伤、满意或不满意紧密相连,以往研究发现这类预测即情绪预测存在偏差。本研究以188名中小学生为被试,采用自编情绪评定表和最后通牒游戏范式,对情绪预测偏差与决策的关系进行探索。结果表明青少年在预测对未来事件的情绪反应时存在强度偏差和持续时间偏差,情绪预测的强度偏差和持续时间偏差影响青少年回避或趋向决策。     

分配制度公平对员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西方组织公平领域的主流观点认为要想提高员工的分配公平感,应着力提高分配过程的公平性以及上下级互动的公平性,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组织情境下,较之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人际公平、信息公平),分配制度公平对员工分配公平感的解释力最强;在分配制度不公平的情境下,程序公平和人际公平才会影响分配公平感,仅仅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     

不公平分配中关系对公平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从分配接受者的角度考察当面对不公平分配时,关系对象的性质是否及怎样影响与公平相关的认知、情绪、行为倾向与行为。结果表明:(1)关系性质影响了公平感受和情绪。(2)关系通过公平认知影响不公平拒绝的行为倾向和拒绝行为,通过情绪影响拒绝行为而不影响拒绝倾向。(3)在引发了高不公平感和高消极情绪的情况下,对高等级关系对象的拒绝倾向和行为都远低于其他两种关系对象。     

领导情绪智力对团队绩效和员工态度的影响——公平氛围和权力距离的作用

本研究共收集了74个工作团队的数据, 探讨了领导情绪智力对团队层面绩效(任务绩效、利他行为)和态度(满意度、团队承诺)的影响、公平氛围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领导的情绪智力对团队绩效和态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程序公平氛围中介了领导情绪智力对团队任务绩效和利他行为的影响, 交互公平氛围中介了领导情绪智力对团队任务绩效、满意度和团队承诺的影响; 团队权力距离调节了领导情绪智力和交互公平氛围的关系, 该调节关系通过交互公平氛围的中介作用影响团队任务绩效、满意度和团队承诺。     

4-6岁儿童公平意图的发展研究

公平行为是儿童道德发展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采取博弈实验范式来考察学龄前儿童公平意图的发展情况。以往对儿童公平意图的博弈研究中,选取的儿童年龄跨度大且研究范式并不适应学龄前儿童的认知特点,而学龄前期可能正是公平意图开始发生及发展的时期。因此本研究选取108名4-6岁学龄前儿童,在实验一中采用独裁者博弈(DG),实验二中改进mini-最后通牒博弈(mini-UG),分别从提议者和回应者的角度考察学龄前儿童公平意图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4岁儿童已经能初步辨识对方的公平意图,但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在他们行为决策时占的比重更大;5到6岁期间公平意图的影响更大,是儿童公平意图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情绪背景和社会预期对社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

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讨不同情绪背景对社会经济决策中社会预期效应的影响。以90名大学生为被试,利用不同效价的电影片段(正性、负性和中性)诱发相应的目标情绪。通过操作社会规范性信息启动被试对分配方案公平性的不同预期。结果发现:在负性和中性情绪背景下,高预期组更倾向于拒绝接受不公平分配。在正性情绪背景下,高预期组和低预期组面对不公平提议时的接受率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正性情绪背景使社会预期效应发生改变,回应者对分配方案的高预期不再对决策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孤独症个体的公平决策：心理理论和自我/他人情绪识别的作用

研究通过最后通牒任务,考查孤独症儿童在公平任务中的决策,以及心理理论和识别自我/他人情绪对决策的影响。29名孤独症儿童和三组对照组儿童参加实验结果发现,孤独症儿童在任务中面对不同分配比例的接受率（2:8、3:7）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心理理论能力和自我情绪识别都与决策存在相关：当处于不公平的情况下（1:9、2:8、3:7）,通过心理理论任务的孤独症儿童才会拒绝接受不公平分配,儿童也会感觉到不高兴并且做出拒绝的决定。     

共情关怀对公平决策的影响——来自ERP的证据

本研究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和最后通牒博弈范式(ultimatum game, UG)考察了共情关怀对公平决策的影响。实验采用2 (状态共情关怀: 有共情关怀vs.无共情关怀) × 3 (分配公平性: 公平vs.劣势不公平vs.优势不公平)被试内设计, 共37名被试参与实验, 被试作为响应者选择是否接受提议者的分配提议。行为结果显示劣势不公平条件下, 有共情情境的接受率高于无共情情境; 优势不公平条件下呈现相反的结果。ERP结果显示: 对于他人提出的优势不公平提议, 无共情情境较有共情情境下诱发了更负的前部N1 (anterior N1, AN1), 有共情情境比无共情情境下诱发了更大的P2波幅; 有共情情境下, 他人提出的劣势不公平提议较优势不公平和公平提议诱发了更负的内侧额叶负波(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MFN); P3在公平条件下的波幅较劣势不公平条件下更大, 并未受到共情关怀的调节。这些结果表明共情关怀不仅调节了公平决策行为, 还调节了公平加工的早期注意和动机及之后的认知和情绪加工, 但由P3表征的高级认知过程仅受到公平性的调节而不受共情水平的影响。     

特质正念对初中生学业情绪预测偏差的影响

基于真实考试和实验室模拟情境, 考察特质正念对初中生学业情绪预测偏差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学业领域存在情绪预测偏差; (2)特质正念影响情绪预测偏差, 特质正念水平高的初中生情绪预测偏差相对更小, 反之则更大; (3)注意聚焦在特质正念影响情绪预测偏差中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初步提出正念的“扩大-联结”解释模型, 推进了学业领域情绪预测的研究, 具有良好的生态学效度和切实的教育实践价值。     

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根据3家企业294份调查问卷的结果对工作倦怠量表MBI-GS进行了修订。然后,利用修订的MBI-GS和组织公平量表在6家企业进行了调查,524份有效问卷的调查进一步验证了MBI-GS的构想效度和信度;t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影响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分层回归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组织公平对工作倦怠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优势分析表明,预测情绪衰竭时,分配公平相对来说更重要,贡献了已解释方差的65.91%;预测玩世不恭时,程序公平相对来说更重要,贡献了已解释方差的56.07%     

顾客公平、情绪体验与员工情绪劳动的关系

采用情景故事法模拟八个顾客公平情景,对160名接线员情绪劳动进行测量,并比较不同故事情景下员工情绪劳动的差异。结果表明,公平感与员工情绪体验正相关显著,二者均与员工情绪劳动负相关显著;在顾客对员工自身或同事公平的情景下,完成情绪劳动付出的意志努力显著低于在顾客对员工自身或同事不公情景中付出意志努力;但在顾客对员工或同事一方不公平及都不公平情景下,情绪劳动差异不显著,员工完成情绪劳动均需付出的较高意志努力,但会显著高于顾客对员工或同事都公平的情景中完成情绪劳动付出的意志努力,即无论顾客对员工自己不公平还是对同事不公平及二者都不公平,只要有不公平情境的存在,员工都需要付出较多的意志努力完成情绪劳动。     

群体共同经历影响不公平感知

以往研究考察了不公平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及行为。然而, 这些研究着重于考察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的现象, 而尚未有研究考察, 当个体与他人以群体身份共同经历不公平时, 不公平经历对个体的影响。3项实验采用改编的三人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考察“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如何影响个体的不公平感知。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通过“共同命运” (实验1)、轮流为群体做决策(实验2), 还是招募成对朋友(实验3)来操纵或凸显群体身份, 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 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 均显著降低(而非提升)了被试的不公平感知。研究结果对于社会及组织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形状-宜人性的内隐联结及其对公平决策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形状感知与抽象概念之间具有隐喻联结并能够影响个体的判断与决策。当前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形状与人格的宜人性存在关联且能够影响个体决策。实验1采用内隐联想范式的变式探讨不同形状与宜人性词汇之间的联系,结果未发现长方形和圆形与宜人性词汇存在内隐联结。实验2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探讨圆润面孔与棱角面孔与宜人性词汇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圆润面孔与宜人词、棱角面孔与非宜人词之间存在内隐联结。实验3进一步考察形状与宜人性词汇的联结对公平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圆润面孔更易知觉为宜人,个体更容易接受其作出的不公平分配,而棱角面孔更易知觉为非宜人,个体更容易拒绝其作出的不公平分配; 并且,宜人性感知在面孔形状与被试的接受率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圆润形状面孔与宜人词、棱角形状面孔与非宜人词存在隐喻联结,且这一联结能够进一步影响个体公平决策。     

共同经历不公平降低个体的不公平感知

以往鲜有研究考察个体与他人共同经历不公平如何影响其不公平感知。本研究实验1~2采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考察个体独自经历,以及与他人共同经历不公平时的不公平感知。结果表明,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降低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实验3采用眼动技术考察共同经历不公平降低个体不公平感知的内部心理机制,结果表明,个体越关注共同经历者的收益,其不公平感知越低,该结果支持社会比较的观点。     

提议者的意图、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对不同年龄回应者公平行为的影响

实验呈现了最后通牒博弈的3种分配情境：匿名者分配情境中, 匿名者提出方案, 且与被试分享资源, 故成熟的回应者需考虑意图、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 随机数生成器(RNG)分配情境中, 无关的匿名他人与被试分享资源, 故需考虑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 计算机分配情境中, 因计算机不能带走资源, 故只需考虑绝对收益。实验通过分析3种分配情境下回应者对同一分配方案的拒绝情况, 探讨意图、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对公平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年幼儿童(4~5岁)倾向于接受绝大多数分配方案; (2)年长儿童(9~11岁)在3种分配情境和多数分配方案上的拒绝率均高于其他组; (3)青少年(16~18岁)在方案2/8上的拒绝次数存在显著差异, 且匿名者分配情境显著多于RNG分配情境, 计算机分配情境显著多于零; 在3/7方案上的拒绝次数存在显著差异, 且计算机分配情境显著多于零; (4)成年人(21~24岁)在1/9和2/8方案上的拒绝次数存在显著差异, 且RNG分配情境显著多于计算机分配情境, 计算机分配情境显著多于零; 在 3/7方案上的拒绝次数具有显著差异, 且匿名者分配情境显著多于RNG分配情境, 计算机分配情境显著多于零。结果表明, (1)年幼儿童很难抵制绝对收益的吸引, 表现最为自利; (2)年长儿童更多考虑了相对收益, 能够抵制绝对收益的吸引, 并开始关注提议者的意图; (3)青少年处于关注提议者意图的重要时期, 主要基于意图与绝对收益进行决策; (4)成人的决策是意图、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