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质过剩感对个体绩效的作用效果及机制：基于情绪-认知加工系统与文化情境的元分析

近年来, 资质过剩作为一种特殊的个人-环境不匹配现象, 引发了较多学者的关注, 但相关研究结论尚有争议。对包含383项独立研究、945个效应值及575061个研究样本的321篇文献开展元分析：(1)直接效应检验表明, 资质过剩感与消极情绪(愤怒、无聊)显著正相关, 与积极自我概念(自尊、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不显著; 在个体绩效方面, 资质过剩感与消极角色外行为(反生产行为、离职)显著正相关, 与积极角色外行为(创新、组织公民行为等)和任务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2) 结构方程模型元分析表明, 资质过剩感能够通过增强消极情绪, 进而增加消极角色外行为、减少积极角色外行为和任务绩效; 能够通过增强积极自我概念, 进而增加积极角色外行为和任务绩效、减少消极角色外行为; (3)集体主义文化倾向在资质过剩感通过情绪-认知加工系统影响个体绩效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在高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中, 资质过剩感对消极情绪的负向影响较弱, 且能对积极自我概念产生正向影响; 在低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中, 资质过剩感对消极情绪的负向影响较强, 且能对积极自我概念产生负向影响。(4)资质过剩感与个人-工作匹配相关性较强, 与个人-组织匹配相关性较弱; 与二者相比, 资质过剩感对压力感、离职的预测效果最强。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资质过剩感对个体绩效的复杂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 并为组织如何管理资质过剩员工提供参考。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心理健康:工作情感的中介作用

通过对550位员工的问卷调查,探究员工工作情感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1)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心理健康得分呈显著负相关;与愉快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不愉快情感呈显著负相关;(2)高激活愉快情感与心理健康得分呈显著负相关,高、低激活不愉快情感与之呈显著正相关,且中介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心理健康间关系。变革型领导会积极影响下属的工作情感,进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元分析的证据

为厘清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独特影响,并比较不同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对包含204个独立样本、340个效应值及91145名员工的164篇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1)与一般主管支持行为相比,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任务绩效、创新行为和生活满意度有更强的积极影响。(2)工作对家庭冲突(资源视角)、领导-成员交换(交换视角)和情感承诺(情感视角)均能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作用机制,并互为补充。具体而言,三者均能中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任务绩效的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和情感承诺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对家庭冲突和领导-成员交换则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响生活满意度中发挥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可靠结论,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作用机制。     

领导感激表达能提高员工的追随行为吗？情绪表达真诚性的作用

感激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结合情绪的社会功能理论和社会等级的双策略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探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追随行为的影响效果。通过一个情景实验和一个多时点、上下级配对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证实了所提的理论假设: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增加感知领导声望进而促进员工的积极追随行为,通过减少感知领导支配进而抑制员工的消极追随行为。尤其是当领导情绪表达真诚性高时,上述关系更为强烈。研究结论有助于启示领导者要更多、更真诚地向员工表达感激。     

参与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双重影响：感知同事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究了参与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双重影响,并探究了感知同事支持的调节作用。基于191份互联网企业员工的三阶段追踪数据,采用路径分析发现：参与型领导既能增强员工的组织自尊进而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又会加重员工的工作负荷进而降低员工工作幸福感。感知同事支持在上述两条路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当员工感知到高水平同事支持时,工作负荷的中介效应被削弱,而组织自尊的中介效应被强化。上述结果能启发管理者如何有效地为企业员工谋幸福。     

促进还是阻碍:情感对员工创造性绩效的影响

情感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是组织行为研究领域中长期被忽视的内容。通过回顾积极与消极情感对创造性绩效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梳理相关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作用机理,构建出以任务特征、主管支持等组织背景因素为调节变量,以认知因素与动机因素为中介变量,积极与消极情感共存,并与情感强度等性质变量交互作用,最终影响员工创造性绩效的假设模型,为未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新员工工作重塑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领导成员交换与个体传统性的作用

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进入职场。在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如何将这些大学毕业生快速地转变成高绩效的企业员工,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基于自我表达的理论视角, 本研究探讨工作重塑能否促进新员工的任务绩效和创造力, 以及领导成员交换和个体传统性如何影响新员工的工作重塑。我们对256名新员工进行4轮的问卷调查, 最终得到125份有效的匹配问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1)工作重塑会正向影响新员工的工作投入, 进而影响他们的任务绩效和创造力; (2)对于传统性比较高的新员工, 领导成员交换可以促进他们的工作重塑; (3)个体传统性正向调节领导成员交换对任务绩效、创造力的间接作用, 当个体传统性高时, 领导成员交换通过工作重塑和工作投入对任务绩效、创造力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从新员工自我表达的视角为组织提升新员工的任务绩效和创造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对工作—家庭平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工作-家庭平衡满意度（SWFB）这一新兴构念正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信息时代下的新工作特征——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对SWFB已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探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对SWFB的影响机制。通过问卷调查了237份配对样本数据,结果表明：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负向预测SWFB,心理脱离中介了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SWFB间关系;工作-家庭中心性调节了心理脱离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SWFB间的中介作用。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工作！不合规任务对新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探讨了不合规任务对新员工工作投入的动态影响机制。通过收集分析71名新员工连续5个工作日的追踪数据发现,不合规任务会诱发新员工的不愉快情绪,进而影响其工作投入,工作成长观能够有效缓冲这一负面影响。以上结论拓宽了不合规任务的影响后果,并为如何干预不合规任务给新员工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启示。     

工作场所排斥后的应对:期望和效价的作用*

基于期望-效价理论探讨了期望(关系修复可能性)和效价(关系重要性)对工作场所排斥后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1采取回忆范式证实了遭遇工作场所排斥后个体将以积极、消极或不作为行为进行应对,而期望和效价对应对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研究2在研究1基础上,通过情境问卷对期望和效价进行操纵,进一步验证了期望、效价与应对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关系修复可能性越大、关系越重要,个体越倾向以积极而非消极行为进行应对。     

员工谏言的影响作用探究

选取314对公司员工-上司配对被试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员工谏言行为对工作结果变量(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是否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员工谏言行为对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对组织承诺没有显著作用;与组织公民行为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显示员工谏言行为能更好地预测工作绩效,而组织公民行为是更为宽泛的概念,对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个性化工作协议对员工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影响

个性化工作协议是员工和组织通过谈判协商, 自愿达成的非标准化工作协议。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本文探讨了个性化工作协议对员工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分析230对“员工-主管”匹配数据, 本研究发现：个性化工作协议增强了员工基本心理需求满足(能力需求、自主需求和关系需求), 促进了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 其中能力需求满足中介了个性化工作协议对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影响; 此外, 较高水平的工作负荷不仅增强了个性化工作协议对员工能力需求/自主需求满足的促进作用, 也增强了个性化工作协议通过提升能力需求满足, 进而提升员工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中介效应。     

组织亲家庭支持对生活满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工作-家庭资源的视角

以工作-家庭资源理论为支撑,采用问卷法调查了509名企业员工,探讨亲家庭政策的使用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这两种组织亲家庭支持方式对员工生活满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FSSB在亲家庭政策使用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起调节作用。(2)工作-家庭增益在亲家庭政策使用、FSSB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与生活满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提示:可通过干预,提升FSSB进而提高亲家庭政策的使用效果。     

变革还是拖延？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差异化应对

不合规任务是超出员工预期工作范围并侵犯其职业身份的工作任务。面对不合规任务,员工会作何反应？基于趋避模型,本研究提出了员工面对不合规任务的差异化应对方式,即高趋近倾向的员工实施主动变革,高回避倾向的员工展现工作拖延。研究1采用情景模拟实验(N=350),结果表明不合规任务与趋近倾向正向交互影响主动变革行为(趋近应对),不合规任务与回避倾向正向交互影响工作拖延行为(回避应对)。研究2采用基于三阶段问卷调查的相关研究(N=207),不仅再次验证了研究1结果,还揭示了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在员工趋近应对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工作疏离感在员工回避应对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上述结果有助于全面揭示不合规任务的应对模式,启发组织精准管理不合规任务。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双职工夫妻的婚姻满意感: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

为了揭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双职工夫妻双方婚姻满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研究结合资源-获取-发展观和基于关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从夫妻互动(相互支持)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370对双职工夫妻配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FSSB与我国双职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均正相关;(2)FSSB可通过增加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促进员工夫妻间相互支持的互惠效应,进而提升员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3)夫妻双方所获得的FSSB均可通过促进丈夫的婚姻满意感进而提升妻子的婚姻满意感。本研究提示,增加FSSB能有效促进双职工夫妻间的相互支持、提升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     

上级反馈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采用2×2(反馈方式、反馈对象)两因素组间实验设计,选取303名被试考察了上级反馈对员工积极整合行为倾向、冲突行为倾向和中立行为倾向的影响,以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倾向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Singelis、Triandis等人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框架基本适合中国被试,个体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倾向对反馈的效果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领导的反馈方式、反馈针对的对象对员工的行为主效应都显著,上级的表扬会增加员工的中立行为倾向,针对个人的反馈会引起较强的冲突行为倾向。     

工作设计的新视角:员工的工作重塑

工作重塑是从员工角度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工作再设计方式,突破了从组织角度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调员工改变的主动性.工作重塑存在多种类型,如任务重塑、关系重塑和认知重塑,以及个人工作重塑和合作工作重塑等.工作重塑与主动性人格、生涯取向、自主性、人-环境不匹配等因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对工作满意度、工作意义感、工作投入、工作绩效和组织承诺等具有积极预测作用.未来研究要加强工作重塑的纵向研究,深入探讨工作重塑的影响机制,开展其消极后果的研究,同时国内研究还要考虑到传统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对工作重塑的影响.     

被妒忌的矛盾反应：基于能动与共生的自我视角

组织中的明星员工常因其卓越表现而成为他人妒忌的对象。被妒忌既可能会引发员工的积极体验,也可能会引发消极体验,进而对工作绩效、人际行为产生不一致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这些不一致的发现缺乏深入细致、系统全面的梳理与解释。基于能动与共生的双重视角模型,探讨被妒忌对个体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及自我调控的不同影响,并着眼于能动与共生对个体而言的相对重要性梳理相关的边界条件,以期增进对被妒忌效应的系统理解,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同时启示组织对明星员工被妒忌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有效性：对变革型领导、领导-部属交换和破坏型领导的元分析

以91项实证研究(92个独立样本, 33517名员工)为对象, 综合使用元分析、相对权重分析和结构方程技术, 考察了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方式的有效性问题。研究者从导向(行为-关系)和性质(积极-消极)两个方面, 选择了变革型、领导-部属交换和破坏型3种领导方式; 从产出类型(态度-行为)方面, 选择了下属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留职意愿、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5种有效性指标。结果表明：(1)变革型领导和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积极性态度和行为正相关, 破坏型领导与员工积极性态度和行为负相关。(2)三种领导方式的有效性有所不同：在对下属态度的影响上, 领导-部属交换作用最强, 变革型领导次之, 破坏型领导最弱; 在对下属行为的影响上, 破坏型领导作用最强, 领导-部属交换次之, 变革型领导最弱。(3)关系导向领导方式在行为导向领导方式与下属反应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除了直接影响, 变革型和破坏型领导还通过提高和降低领导-部属交换质量影响下属态度和行为。     

不同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 本研究探讨了两种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 进而分析两种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效果。通过369份“领导者-下属”匹配数据, 研究发现：(1)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促进员工工作绩效; (2)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通过工作投入影响工作绩效,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还通过关系冲突影响工作绩效; (3)社交媒体的工作使用和社交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存在相互替代关系。本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视角, 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同时通过比较分析为组织管理社交媒体使用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