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影响——国家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经济不平等不仅是经济问题,也会对个体心理行为产生诸多影响。前人认为,经济不平等会强化个体阶层提升意愿。结合生命史理论,研究提出高不平等将使个体偏好后代质量而非数量,以实现阶层提升,且这一现象在高发展水平国家中更为明显。基于开源数据,通过国家/个人两个水平上的分析发现,在高发展水平国家,经济不平等降低了国家生育率,并使个体更关切后代教育。研究结果可为理解特定经济环境下的个体心理和行为提供参考。     

马克思与皮凯蒂经济平等观的比较研究

皮凯蒂主要从收入与财富分配角度对经济平等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梳理出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收益率恒高于经济增长率(rg),并根据该经济模型,提出以全球资本累进税作为经济不平等的解决方案。皮凯蒂与马克思同样发现了资本与不平等的关系,然而在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与解决路径上,却有着本质差别,马克思从批判庸俗平等理论出发,站在人类解放的理论高度,指出实现经济平等的根本路径。     

行为经济学中的不平等规避

不平等规避是指人们在资源分配中厌恶不平等的分配结果,为了达成平等甚至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经济学中常见的行为"异象",属于社会偏好理论的研究范畴。不平等规避的经典模型是FS-ERC模型,后来的研究者从消极情绪、意图和社会奖励等视角对不平等规避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不平等规避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例如人口统计学变量、社会距离、决策时间和实验任务特征等。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不平等规避的心理机制、神经基础,以及对不平等规避的稳健性进行再验证等方面展开。     

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

经济不平等是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可能抑制、也可能提升阶层流动感知。在梳理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作用机制模型。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影响不同的心理过程,继而对阶层流动感知产生抑制或提升作用;此外,两者关系也会受到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社会因素的调节,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和完善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整合模型。     

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机制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启示

再分配偏向是指人们对再分配的支持或倾向程度。其心理机制,一直是该领域关注的焦点。为此,研究者提出了三种理论视角。自利动机视角认为个体的再分配偏向受到经济自利动机的驱动。公平认知视角认为个体的再分配偏向受到公平认知或信念的影响。社会抽样视角认为社会抽样偏差也会影响再分配偏向。未来可以进行不同视角的整合、探索其他心理机制、关注政治行为后效,并更多发挥再分配偏向研究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健康公平--概念、影响因素与政策

长期以来健康不平等和不公平一直是卫生改革与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并已经成为了国际卫生政策的主要方向.在国家之间健康不平等和不公平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产生疾病和导致死亡率差异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形成机制,将健康不平等作为疾病病原学的一个函数,关键措施是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在中低收入国家,人们却趋向于通过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来解决这一问题.     

解读不平等:不同学科视野之比较

不同的学科视野对不平等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本文分别阐述社会学视野中的功能主义与冲突论以及经济学视野中的自由主义与福利经济学的不平等观 ,以期丰富我们对不平等的认识和理解 ,从而有助于政府和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以达到消减不平等的目的     

论自然不平等与正义的边界

区别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罗尔斯和运气平等派认为正义的空间不仅关涉某些直接的人类行为,而且关涉这些行为的起始背景对不同人造成的不平等影响,因此社会体制应该积极地干预自然不平等。托马斯·内格尔以不平等的责任归属为根据质疑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自然不平等主要是由自然而不是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么把减轻它的义务加给社会就不合理地扩张了正义的规范边界。但是内格尔没有看到这里不应该夸大自然的力量,很多所谓的自然不平等的背后都深藏着社会体制的不公正影响,正义因此要求社会承担减轻这种不平等的义务。     

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影响:经济因素的调节作用

目的及方法: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采用多层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中国民众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作用,及经济因素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第一,公平感越高,则社会冲突感越低,外在政治效能感越高,越倾向于对社会不平等进行内部归因,即对于社会的整体认知更加积极; 第二,经济因素能调节公平感与社会不平等内归因的关系,具体而言,经济水平越低,则公平感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内部归因正向预测作用越大。     

嫉妒与“感知的不平等”——对“红眼病”和“仇富心态”官方话语的研究

嫉妒是在两方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比较而产生的。关于嫉妒与不平等的理论多从被嫉妒方"不应得"的强势和嫉妒一方"得不到的"弱势两方面进行讨论,本文则着重考虑了影响嫉妒的多元因素,以及"不应得"的强势与"得不到的"弱势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下,将不同社会背景下对平等的期待、强势和弱势地位的是否应得、自身的无力感以及与他人比较所得的被剥夺感都纳入分析框架,并称之为"感知的不平等"。从1980年代盛行的对"红眼病"的讨论到2000年出现的"仇富心态"再到2013年出现的"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不均等累积都使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他人及自身的优劣势的理解在过去的三十几年内-至少在话语层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对《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刊登的有关眼红和仇富报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阐释针对嫉妒的官方话语如何通过批判"眼红"和"仇富"来影响不平等的感知、认知和接受程度。     

政治不平等的两个论证

政治平等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以贝淡宁和白彤东为代表的贤能政治学者反对政治平等,提倡政治不平等。他们的论证依靠的是对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论的特定解读,同时他们的论证可以重构为工具主义和非工具主义两种版本。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重构,指出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义论证面临政治权利作为基本福祉反驳和滑坡论证反驳,而政治不平等的非工具主义论证面临专家-老板谬误反驳和非目的论反驳。     

基于机会平等的分配正义

分配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经济状态,更对人们的社会权利和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分配正义的伦理意义在于:如何在不侵犯社会成员自由的前提下,为人们带来应得的利益,保障、捍卫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在社会的层面上,平等是分配正义的首要伦理价值。福利、资源、权利(能力)都是分配的主要对象和领域。福利平等、资源平等、权利(能力)平等,似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正义分配的依据,但又都面临着各自平等理论的困境。文章从机会平等的角度,对分配正义进行了理解、研究和考察,并且构建了复合机会平等分配体系,力图实现作为机会平等的分配正义。     

培育反偏见德性是对抗认知不正义的有效策略吗

认知不正义源于不平等权力结构及由此产生的系统性偏见，不仅错失知识，而且贬抑人性。为了对抗认知不正义，弗里克要求听者培养并运用反偏见德性以辨识并化解偏见对可信度判断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一方案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反偏见德性的概念应用于日常实践时，面临稳定性与合理性不足的问题；其次，弗里克对反偏见德性运作方式的解释，存在循环论证问题；最后，当主体试图反思与纠偏时，存在标准缺失的问题。因此，个体的德性实践并非认知不正义最有效的反制策略。除了培育个体的理智德性，最终仍需通过培育集体知识自信、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等途径来消弭认知不正义。     

共同经历不公平降低个体的不公平感知

以往鲜有研究考察个体与他人共同经历不公平如何影响其不公平感知。本研究实验1~2采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考察个体独自经历,以及与他人共同经历不公平时的不公平感知。结果表明,共同经历不公平,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降低了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实验3采用眼动技术考察共同经历不公平降低个体不公平感知的内部心理机制,结果表明,个体越关注共同经历者的收益,其不公平感知越低,该结果支持社会比较的观点。     

经济不平等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基于对美国公共服务供给经验的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固化,中产阶级的规模在不断萎缩。导致这种趋势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不平等在加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7年提供的最新数据计算基尼系数和家庭收入五分位数据,结果均表明美国家庭的贫富分化在不断拉大。尤其是作为家庭虚拟收入的公共服务在美国公民间和区域间的供给存在不公正现象,加剧了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状况。从制度分析来看,美国的政治体系日益被富有的利益集团掌控,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限制了美国降低经济不平等程度的能力,削弱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性;长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重效率、轻公正,特别是以教育领域为突出代表的公共服务供给不公正现象不断加剧了美国的社会阶级冲突。     

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不平等现状透视:中下层家庭的视角

美国中下层家庭在早期教育与保育问题上面临着困境,其中的核心难题是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导致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包括近年来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和教育预算的阶级差异,早期教育与保育的高额成本和"四六"式成本分担机制,以及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供需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以质量为核心、以公平为导向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不平等现状及其改革诉求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启示是,进一步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幼儿入园机会均等,提升与促进学前教育质量。     

权力基础理论:对应生存需要的权力

权力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核心,对应于生存需要,与人们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采用心理–生态途径,权力基础理论将其界定为个体依据环境限制与供给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并识别出6种基本权力类型,同时阐述了权力动态性如何通过增生性交易导致或加剧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试图从人际和群际心理层面探讨权力的起源问题,并将其与一般社会不平等现象建立联系,为权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平等:从康德到罗尔斯

在康德和罗尔斯的平等主义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扬弃关系。罗尔斯追随康德,把人之平等的基础归于人的道德能力。康德对公民追求幸福的手段施加正当性限制,罗尔斯将此发展为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原则,此一进路保障了公民权利的平等。与康德拒绝给予缺乏财产的臣民政治自由恰成对比,罗尔斯主张保障公民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康德的机会平等原则否定出身阶层和特权之间的联系,罗尔斯主张进一步消解自然禀赋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关于背景正义的考虑使得罗尔斯比康德对经济不平等施加更多限制。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