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还是逃避? 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压力转换理论,考察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机制,尤其是应对策略对整个调节机制的中介作用。通过对9家企业的249对上下级匹配问卷分析发现,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而言,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负向关系更弱;主动性人格正向影响积极应对策略,负向影响逃避应对策略;积极应对策略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员工采用积极应对策略时,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关系更弱;积极应对策略中介了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主动性人格、应对策略及职场排斥的关系研究,也从排斥应对的视角为实务界提供了实践指导。     

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的关系：职场排斥的中介作用

从资源保存理论出发,分析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幸福感及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检验职场排斥的中介作用。对188名员工及其上司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员工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其感受到的职场排斥有显著负向关系;职场排斥与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有显著负向关系;职场排斥在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表明高社会自我效能感的员工能够削弱受到的职场排斥,进而体验到更高的工作幸福感,并获得更好的工作表现。     

职场排斥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自我验证理论的视角

从被排斥个体的角度出发,以自我验证理论视角,研究了职场排斥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考察在以上关系中员工的组织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员工的个性特征神经质的调节作用。针对3次追踪调查所得的403名员工和主管配对数据的层级回归分析发现:职场排斥对员工的组织自尊和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组织自尊对主动性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自尊中介了职场排斥与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神经质增强了职场排斥与组织自尊之间的关系,员工神经质程度越高,职场排斥与组织自尊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强。     

恶意报复还是认同驱动?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对其职场排斥行为的作用机制

以往关于职场排斥形成机制的研究, 主要是基于冲突-报复的视角, 验证了人际冲突对职场排斥具有稳定的预测作用, 而这个解释逻辑很可能对新员工并不适用。本文基于角色认同理论, 考察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对其职场排斥行为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多阶段收集的249对新员工上下级匹配问卷分析发现, 在控制了经典的冲突报复机制之后, 角色认同机制能够解释新员工的职场排斥行为。具体来说, 结果显示：(1)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负向影响其职场排斥行为; (2)工作疏离感在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与职场排斥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3)发展性反馈在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与工作疏离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进一步, (4)发展性反馈调节了工作疏离感对角色社会化程度-职场排斥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职场排斥行为的研究视角, 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而且从角色认同的视角为组织管理新员工的职场排斥行为提供新思路。     

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的溢出效应：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作用

以往研究证实了职场排斥会对员工组织内诸多方面产生危害, 然而关于职场排斥向组织外部特别是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还知之甚少。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应和具体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有显著正向作用, 对家庭满意度有显著负向作用; (2)工作压力中介了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关系; (3)员工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同时调节了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4)员工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作用, 并且调节了职场排斥通过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构建职场排斥三方互动的理论模型——社会平衡理论的视角

职场排斥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 不仅牵涉到被排斥员工, 其他参与方对于职场排斥的产生和发展也能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 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被排斥者的视角, 研究职场排斥对其造成的影响, 未能全面揭示职场排斥的互动过程。从社会平衡理论的视角出发, 职场排斥可被视为被排斥者、排斥者及第三方互动的结果, 排斥者特点、第三方道德判断、排斥者与第三方交互作用都将影响职场排斥的发生及发展。由此, 职场排斥的理论视角能够得到有效拓展, 管理实践也能从中获得抑制职场排斥行为的启示。     

职场排斥与建言行为:双过程模型检验

职场排斥作为间接隐蔽的职场冷暴力,备受业界和学界关注。本研究收集了277份员工和领导的配对数据,通过层级回归等方法探讨了职场排斥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双路径机制。结果表明:职场排斥通过愤怒的中介作用,对破坏性建言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对建设性建言产生正向影响;职业韧性负向调节职场排斥与愤怒情绪的关系,正向调节职场排斥与印象管理动机的关系;此外,职业韧性还调节"职场排斥—愤怒—破坏性建言"、"职场排斥—印象管理动机—建设性建言"这两条中介路径。本研究从理论上解释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建言的双刃剑作用,并对相关管理实践提出了建议。     

企业员工对团队领导的信任结构研究——基于IT企业团队的研究

基于IT企业任务复杂度和合作需求较高的现状,加强团队内信任成为管理中的一个重点。本研究在Mayer和Mcknight的信任模型基础上对IT企业员工的组织信任结构进行分析。对四家IT公司239人进行问卷调查,并用Amos5．0进行分析后得到拟合度良好的模型结构,结果显示：①个体信任倾向对员工信任意向的影响不显著;②个体信任倾向影响员工对领导的可信任性感知和基于企业制度的信任;③基于制度的信任显著影响对领导的可信任性感知,但是对信任意向的影响不显著;④对领导的可信任性感知显著影响个体的信任意向;⑤卷入度在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对领导的可信任性感知之间起缓冲作用。     

上级反馈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采用2×2(反馈方式、反馈对象)两因素组间实验设计,选取303名被试考察了上级反馈对员工积极整合行为倾向、冲突行为倾向和中立行为倾向的影响,以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倾向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Singelis、Triandis等人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框架基本适合中国被试,个体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倾向对反馈的效果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领导的反馈方式、反馈针对的对象对员工的行为主效应都显著,上级的表扬会增加员工的中立行为倾向,针对个人的反馈会引起较强的冲突行为倾向。     

职场排斥对培训行业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研究采用问卷法,以安徽、天津的培训机构中的401名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以组织支持感作为中介变量,以积极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的建言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职场排斥水平越高,其建言行为水平越低。(2)组织支持感在职场排斥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职场排斥通过组织支持感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3)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受到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积极心理资本会增强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工作场所排斥后的应对:期望和效价的作用*

基于期望-效价理论探讨了期望(关系修复可能性)和效价(关系重要性)对工作场所排斥后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1采取回忆范式证实了遭遇工作场所排斥后个体将以积极、消极或不作为行为进行应对,而期望和效价对应对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研究2在研究1基础上,通过情境问卷对期望和效价进行操纵,进一步验证了期望、效价与应对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关系修复可能性越大、关系越重要,个体越倾向以积极而非消极行为进行应对。     

高层伦理型领导作用机制研究:组织诚信视角

通过对286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探讨高层管理者的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结果(离职倾向、反生产行为)的作用。研究发现:(1)高层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工作结果负相关;(2)组织诚信在上述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组织集体主义氛围调节了组织诚信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即组织集体主义氛围越高,组织诚信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关系越强;(4)组织集体主义氛围调节了组织诚信对高层伦理型领导—员工工作结果的中介作用。     

组织心理所有权的前因与后果：基于“人-境互动”的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广东地区电信企业的21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组织心理所有权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威权领导与员工的组织心理所有权呈显著负相关, 并且对员工集体主义倾向与其组织心理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领导者高威权作风的情况下, 集体主义倾向与组织心理所有权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 在领导者低威权作风的情况下, 集体主义倾向与组织心理所有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上下级关系显著调节员工的组织心理所有权与其沉默行为之间的关系。当上下级关系较强时, 组织心理所有权与沉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当上下级关系较弱时, 组织心理所有权与沉默行为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     

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绩效关系的元分析：基于自我决定视角

领导对员工创新起到重要作用。什么样的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相关更高? 实际研究中存在一定争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我们提出一个理论框架, 来解释不同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相关系数的差异。我们使用元分析汇集432篇独立的实证研究的证据(中文研究229篇, 英文研究203篇, 样本总量达161599), 来检验我们的假设。研究发现：(1)交易型领导、伦理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领导-成员交换、授权型领导、包容型领导及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且相关递增; (2)个人主义、绩效评价方式、数据收集时间点、领导风格测量方式、创新测量方式以及发表语言部分调节领导风格和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符合理论预测, 研究促进自我决定理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 研究结论为管理者提供重要的实践意义, 即使用合适的领导风格进而促进员工创新。     

建言行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道德凭证机制的研究

基于道德许可理论的道德凭证机制以及道德一致性的理论线索,探究了在职场排斥调节作用下以及在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的抑制性调节作用下,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影响政治行为的过程。对555名员工及其上司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场排斥作为边界条件影响下的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政治行为,而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作为抑制性边界条件负向调节心理权利的这种中介关系。研究结果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职场排斥是激发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产生道德凭证效应的边界条件,而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作为边界条件能够抑制这种效应的发生。     

职场孤独感的形成原因与作用机理：基于调节匹配理论视角

随着组织广泛的信息技术运用、工作强度增加,员工之间面对面的、真诚的社交开始呈下降趋势。职场孤独感成了困扰员工的普遍问题,引起了企业管理实践界高度重视。通过综述已有文献,本文指出过往研究虽揭示了职场孤独感带来的消极影响效应并有效提高了组织对职场孤独问题的关注度,但尚未系统回答“如何预防与应对职场孤独感”。为了引导员工对职场孤独感的科学应对,本文认为有必要将员工视为能动的主角而非被动的承受者,并探讨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应对行为的关系,为如何应对职场孤独感提供建设性对策。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预防与遏制职场孤独感,有必要系统性地探讨职场孤独感的形成原因。综合过往研究,本文发现职场孤独感区别于其他消极情绪的核心在于：职场孤独感源自于高质量职场人际关系的缺失。与此观点对应的是,Wright和Silard （2021）认为当员工实际的职场人际关系未达到预期水平,员工会认为职场人际关系存在缺陷,产生孤独的体验。Wright和Silard （2021）的观点反映了职场孤独感是一种员工未实现期望社交目标而导致的心理体验。循此逻辑,本文采用与目标实现过程相关的调节匹配理论来解释职场孤独感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机制,为预防和应对职场孤独感提供对策。以调节匹配理论为框架,本项目拟解决三个问题：（1）领导与下属的调节焦点（不）匹配如何通过影响领导成员交换,进而影响职场孤独感;（2）员工与团队的调节焦点（不）匹配如何通过影响团队成员交换,进而影响职场孤独感;（3）员工如何依据不同的团队调节氛围来选择社交应对策略,以及社交应对策略对员工绩效的影响。通过新颖的多项式回归分析与曲面响应分析方法,本文力求重构传统的职场孤独感的研究思路,为职场孤独感的产生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除此之外,本文首次将调节匹配理论引入职场孤独感的研究,系统性地分析了职场孤独感的产生和应对,呈现了职场孤独感现象在组织中的动态演化的过程与机制。     

变革还是拖延？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差异化应对

不合规任务是超出员工预期工作范围并侵犯其职业身份的工作任务。面对不合规任务,员工会作何反应？基于趋避模型,本研究提出了员工面对不合规任务的差异化应对方式,即高趋近倾向的员工实施主动变革,高回避倾向的员工展现工作拖延。研究1采用情景模拟实验(N=350),结果表明不合规任务与趋近倾向正向交互影响主动变革行为(趋近应对),不合规任务与回避倾向正向交互影响工作拖延行为(回避应对)。研究2采用基于三阶段问卷调查的相关研究(N=207),不仅再次验证了研究1结果,还揭示了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在员工趋近应对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工作疏离感在员工回避应对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上述结果有助于全面揭示不合规任务的应对模式,启发组织精准管理不合规任务。     

新员工工作重塑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领导成员交换与个体传统性的作用

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进入职场。在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如何将这些大学毕业生快速地转变成高绩效的企业员工,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基于自我表达的理论视角, 本研究探讨工作重塑能否促进新员工的任务绩效和创造力, 以及领导成员交换和个体传统性如何影响新员工的工作重塑。我们对256名新员工进行4轮的问卷调查, 最终得到125份有效的匹配问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1)工作重塑会正向影响新员工的工作投入, 进而影响他们的任务绩效和创造力; (2)对于传统性比较高的新员工, 领导成员交换可以促进他们的工作重塑; (3)个体传统性正向调节领导成员交换对任务绩效、创造力的间接作用, 当个体传统性高时, 领导成员交换通过工作重塑和工作投入对任务绩效、创造力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从新员工自我表达的视角为组织提升新员工的任务绩效和创造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行为免疫系统理论及其研究:新视野下的再考察

行为免疫系统理论认为, 为了应对流行病威胁, 人类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行为反应倾向, 包括对疾病线索的警觉、厌恶, 对健康配偶的偏好, 对外群体的排斥, 对集体主义的推崇等。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群体)和微观(个体)两个水平开展, 虽然有大量研究结果支持该理论, 但也存在不少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发现。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和现代适用性等方面的不足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未来研究需克服上述问题, 并进一步拓展该理论的研究内容, 检验理论和相关研究的边界, 探讨行为免疫背后的生理机制等。     

道德型领导者得到了什么？道德型领导、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及领导者收益

道德型领导是新近提出的一种领导理论,大量研究证实这种领导方式会对员工和组织带来积极影响。然而,在领导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的领导者从中获得了什么收益却较少受到关注。以50个工作团队的248名员工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考察了道德型领导与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上领导者收益的关系及其作用过程。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道德型领导对个体层次的员工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以及团队层次的团队绩效和领导者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2)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中介了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以及团队绩效的关系,但在道德型领导与领导者绩效关系间无显著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道德型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以及团队层次社会交换的中介作用,为道德型领导和团队社会交换的研究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