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近代佛教礼仪改革小考——以龙城禅师的佛教礼仪观为中心

本文联系韩国佛教礼仪近代化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探讨了韩国近代禅宗代表、宗教改革家龙城禅师的佛教礼仪改革观。龙城禅师在国权沦陷、宗教殖民的特殊时期,坚守韩国佛教的传统,秉承佛教的基本教理,顺应佛教信众的现实需求,通过佛教礼仪生活化、现代化、韩国文字化等方式带动了韩国佛教礼仪的正面改革。特别是,龙城禅师立足于法性思想,通过意译发行韩文版佛教仪式集,向广大信众正确地传播了佛法真谛。进而,使广大信众真正地认识到佛教礼仪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及时纠正了盲从于外在形式、追求现实功利的扭曲的信仰意识;提升了广大信众对佛教的信任度。同时,在日本强占这一特殊时期提倡佛教礼仪韩文化也体现了龙城禅师保护韩国佛教传统礼仪和戒律,抵抗日本宗教殖民的民族意识。     

《佛说安宅神咒经》所见安宅观念及其影响

《佛说安宅神咒经》是一部重要的汉传佛教早期文献,经文中的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均源于汉代本土信仰,该经当是后汉时期创制的一部伪经。《佛说安宅神咒经》在创制过程中,接纳、吸收、改造了本土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从而将普通民众的风水信仰纳入到其宗教仪式中,这是佛教融入民众生活、获得信众的重要途径。《佛说安宅神咒经》对道教的安宅科仪及风水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为我们考察佛教与道教、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浅谈朗达玛灭佛的背景

公元7世纪到9世纪中叶,史称佛教在西藏早期发展的“前弘期”。佛教进入西藏初期,与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发生巨大的冲突和激烈的斗争,其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吐蕃第九代赞普朗达玛(841—846年在位)大规模灭佛。朗达玛灭佛是藏族历史中佛苯教斗争最具影响的事件,它最终确立了佛教在藏族历史中的地位。本文着重分析促使朗达玛灭佛的各种历史动因。     

新形势下福建莆田对民间信仰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北大核心

福建省莆田市民间信仰门类繁多、历史悠久,与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华侨社会渊源深远,又与佛教、道教及民俗活动交融,形成了多元的历史文化现象。做好民间信仰事务管理工作,在团结信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各级党委、政府立足早部署早落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间信仰社会治理新模式,注重落地见效,取得一系列成果, 具体做法如下.     

18世纪西藏贵族与藏传佛教——以噶锡家族为中心

18世纪大多数藏族民众为藏传佛教信徒,清王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由藏传佛教僧侣集团主管西藏政教事务。噶锡家族是18世纪西藏贵族首领,其日常生活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本文以噶锡家族为中心研究西藏贵族作为信徒如何进行相关宗教活动,探析藏传佛教与西藏贵族的密切关系。认为西藏贵族全力支持佛教事业并积极修行佛法,在贵族的率领下藏族民众虔诚的信仰藏传佛教,揭示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藏传佛教兴盛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     

菩萨信仰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

由李利安等人撰写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系山东大学路遥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系列"(七卷)中的第四卷.全书近64万字,于2011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佛教四大菩萨与广大普通民众的信仰结合起来考察,既丰富了学界对精英文化型佛教以外的民众信仰型佛教的研究,也开阔了我们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认知思路. 中国佛教的主流是大乘佛教,大乘又称菩萨乘,以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为主旨.因此,菩萨成为中国佛教信众心里神圣又不失人情味的崇拜对象.在众多大菩萨中,最受追捧的是观音、地藏、文殊和普贤,他们分别代表大悲、大愿、大智和大行.特别是随着四大名山的形成,朝拜菩萨道场的信仰模式成为中国佛教信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之一.而民间信仰由于没有经典的捆缚、专职人员的限制和历史包袱的背负,而呈现出轻松活泼、简洁明快、功利通俗等特点,所以在历史的变迁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与正统的儒释道三教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佛教,在思想、礼仪、造像等各个方面滋养了民间信仰.而被民间信仰吸收和改造的佛教因子又大部分与四大菩萨有关,由此所形成的信仰形态也成为受众最多、普及面最广、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民间信仰现象.因此,将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并列起来考察,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现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具匠心的选题思路.     

论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组织及其造像

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信仰十分盛行.通过对遗存的造像记分析,当时以邑和邑义为名称的民闻佛教造像组织十分发达,其内部构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层结构,规模也与地域性基层村社有关.这些组织主要以造像为目的,兼顾修建寺院、建义井、栽树等.从造像题材看,北周民众的信奉对象以释迦最多,其次是观世音,与北齐民众信仰有明显不同,反映了二者文化和地域性的差异.     

藏传佛教宁玛派密修殿的存在形式探析

<正>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物质载体,浓缩地体现了藏传佛教的价值观念,也积淀着藏族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藏族信众时常到寺院顶礼朝拜、转经念咒等,已成为藏族信众传承千年的宗教行为。从藏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历史来分析,藏传佛教寺院既是藏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藏族精英和知识分子集聚的场所,同时是藏族群众顶礼的地方,与藏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藏传佛教寺院与藏族民众的互动,     

从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探析北魏女性佛教信仰特征

北魏时期,佛教从社会上层向中下层传播和发展。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这一时期佛教物象的典型代表,窟中由女性信仰者参与创作的造像题记承载了大量女性群体佛教信仰心理信息。通过题记内容的对比与分析发现,北魏时期女性佛教信众发展非常迅速,覆盖社会各阶层;造像对象、主题及祈福内容反映出各阶层女性信仰心理呈现趋同化特点;伴随多民族文化融合及儒释道三教合流,北魏女性佛教信仰显示出多元文化取向。     

试谈藏族成文习惯法规的历史渊源与藏传佛教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

藏传佛教戒律文化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族文化真正的价值实践所在。佛教自7世纪传入藏地以来,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引导、影响着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戒律存则佛法存,戒律灭则佛法终”,藏传佛教戒律既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制度保证,也是藏传佛教思想的具体体现,故而在庞大的藏文化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从藏族成文习惯法规与藏传佛教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出,藏族法律无论在内在指导精神还是外在表现形式上,都受到了佛教戒律的直接影响。借助法律这种强制手段,佛教的行为规范在藏族人民身上打下了更加深刻的烙印。人们逐渐习惯于以佛教思想的好恶来评判一切,从而形成了慈悲为怀、宽容相待、诚实公正的社会风气,“封山封林、禁猎野生动物”的规定使藏地成为一个生态平衡、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未受人为污染的良好生态环境。文章基于法律多元的事实,应用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认为习惯法是客观存在的,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必须充分关注习惯法及其固有特点,为和谐社会的建设给予习惯法中的优秀成分以合理的发挥空间,否则会造成对法治资源的无知与浪费,不利于法治建设的最终目的。     

鬼与地狱&#183;经忏法事——中国佛教琐谈（二）

在生死轮回的六趣——六道中,鬼与地狱,是六趣中不同的二趣。鬼与地狱,可说是古代极一般的信仰;在佛法传来以前,我国也早有了鬼与近似地狱的信仰。佛法传来,在重信仰的民间佛教中,鬼与地狱有了混合的倾向。特别是盛唐以后,佛教偏重实行,法义的理解衰落,传出了国人自己编写的经典,鬼与地狱被混合为一,成为民间的信仰。     

十六国民族融合大潮中的刘萨诃

刘萨诃是十六国时期最重要的僧侣之一,他生前的佛教活动与十六国佛教发展的关键点相重合,在佛教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民间神与圣僧的双重身份使得刘萨诃对十六国民族融合造成深刻的影响。在他传教的北方各地,留下了塔像、庙宇、经典和仪式,由此保证了佛法在这些地方的稳定性传承。作为精神导师,他带领各族民众在共同的信仰生活中走上了民族融合之路,帮助当地民众发展生产,客观上提升了北方各民族道德伦理水平,推进了社会进步。     

福建佛教与民间信仰

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是中国宗教文化史上日益引起兴趣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福建自古以来浓郁的宗教气氛一直是区域文化突出的特点。不论岁月的变幻还是时代的兴替,民间信仰与佛教两大宗教文化,都以其炽热的温度,烘托着社会变迁的轨迹。因此,研究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福建区域是较为典型的。如果说佛教曾经是外来文化,那么,它在福建等中国南方的传播及其一度达到炽点的温度,都与南方长久的民间信仰传统有关。福建自古以来即是一个“信巫好鬼”的区域,这是培植民间信仰最好的土壤。对古代的闽越人而言,世界万物都是具有神…     

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

明代佛教方志是研究民间信仰佛教化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本文通过大量明代佛教方志的记载,探讨了明代寺院供奉民间俗神的种类、空间分布,分析了明代佛教寺院僧众从内心上接受民间俗神的真正原因。明代是民间信仰与中国佛教完全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清代、民国以至现当代民间信仰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明清五台山境域修庙“善人”群体研究——以繁峙县为例

五台山境域很早以来村落庙宇众多。繁峙位于五台山佛教道场北麓，当地村落庙宇多为佛教寺庙。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民众也频繁地进行佛教寺庙的修缮。在明清修庙碑刻记载中，凡参与修庙的民众皆被称为“善人”。从“善人”群体的社会构成及其修庙“善举”可见，对于当地佛教信仰而言，“善人”的称呼是佛教话语对民众修庙行为的认可，更是民众接近佛教的通行证；对于当地村落生活而言，“善人”群体的实质为民众，“善人”是沟通佛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纽带。“善人”称呼的泛化及“善人”的修庙行为，体现了明清五台山境域民间信仰佛教化与佛教信仰生活化的特征，有助于深入分析村落佛教信仰的内在意涵。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信仰特点初探

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民间佛教信仰成为敦煌佛教的主流,广泛地影响着民众日常生活。本文利用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资料,通过对敦煌民众佛教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在佛教中国本土化、社会化、民间化的大环境下,敦煌佛教信仰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兼容性,且带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     

信息化技术为引导信众正知正信打造新平台 “无锡开原寺·互联网+时代的宗教生活”系列之九

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寺院的管理逐渐步入信息化,甚至智能化。寺务管理的信息化,不仅为僧团管理打造了新平台,也为信众居士参与寺院管理提供了新通道。释迦牟尼在成道后,广收僧俗男女弟子,信众众多,其中正式皈依的俗家弟子称之为居士。在佛教信仰盛行的国家和地区,佛教信众遍布社会备个阶层,他们供养僧团,护持佛法,在佛教界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在信息     

济群法师弘法系列文章连载之十 当代居士教育的探索——以菩提书院为例

正一、引言:当代居士修学的困扰近年来,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人们萌生了更多的精神需求。社会上在家学佛的信众与日俱增。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可喜现象。但是,这些信众能否真正通过修学佛法,解脱烦恼,走向生命的觉醒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发现,这些信众在修学上普遍存在一些困难,其中既有环境的因素,亦有自身的问题。     

千姿百态的中国佛教艺术形象——佛像的姿态与手势

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沿丝绸之路传入,在华夏大地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对于广大信众而言,信仰需要对象,而形象化的事物往往比晦涩高深的佛教教义和经文更能深入人心,所以艺术形象在这里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与艺术之间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关系。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向信徒阐释佛法和传递信息,不同的佛像姿态就是佛法的一种宣示,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典籍。佛像姿态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心灵手巧的艺术家们用艺术化的手段来表达自己虔诚信仰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艺术佳品。     

刍议当代佛教寺院建设的规范——兼论楼宇烈先生的“三境”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佛教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梵刹继起,香火旺盛,信众如云,然而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之下,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有的地方香火旺而道风衰、信众多而正信失、梵刹盛而佛法微,如何规范当代佛教的寺院和道风建设,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