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正及其实现

本文论述公正概念的一般涵义和主要内容,分析了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公正观及其在实践中的得失,并结合我国实际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正的具体要求。     

论公正的依据

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依据有两类一类是理念依据,包括平等、自由、社会合作诸项理念;另一类是现实依据,包括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这两类依据规定了现代公正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则.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类或一项依据,对于现代公正的理解都会流于偏颇.完整地理解与把握现代公正的各项依据,是确立现代公正基本内容与基本规则的必要条件.     

集体主义和社会公正论纲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公正是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现实问题。只有正确认识集体主义和社会公正的关系 ,才能划清社会主义公正观和平均主义公正观、等级主义公正观、功利主义公正观、自由主义公正观的界限 ,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价值导向。     

推进代际公正 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公正社会。代际公正理念强调对于每一代人（包括老年人）基本贡献的肯定和尊严的维护。在现阶段,公正对待老年人的问题正逐渐凸现,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否实现。为此,除了社会的保障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外,还必须继续弘扬尊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社会、社区乃至每一个家庭中形成尊老敬老的良好风气,以代际和谐、家庭和谐推动社会和谐。     

论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民诉讼权

公民诉讼权 ,是指当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 ,所享有的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以审判的方式作出公正裁决的权利 ,属于公民的程序性人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 ,诉讼权不仅得到了世界上众多法治发达国家的宪法确认和保障 ,而且得到了国际人权保障最重要的文件《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确认和保障。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法治化的进程 ,切实保护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必须加强对公民诉讼权的法律保护     

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

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代表了一个“好”社会理想的两端:公正是最低限度的好社会,而和谐是最大程度的好社会。对于社会的和谐运行来说,制度公正是基本要求,但仅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发育公民的另一种道德内驱力——仁爱之德。而发育公民的仁爱之德,必须从构建公正的制度规则和坚固制度公正这个道德底线入手。     

公正与效率的均衡分析——兼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追求

公正与效率是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两个最基本要素,二者的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内驱力,也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应然状态,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追求的目标.     

论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

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平等与差异的统一、自由与秩序的统一、竞争与协作的统一、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内容与程序的统一为特征的新时代的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是确立社会发展目标,构建社会发展框架的根本原则,也是保持社会活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坚持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是社会公正理论进步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艾滋病揭示的性别不公正

贫困妇女人群中HIV新发感染不成比例上升的现象揭示了社会中的性别不公正,通过美国和肯尼亚的案例说明,预防艾滋病需要认可和促进妇女的人权,减少针对妇女的暴力,并保障妇女的教育,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对女性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以南非"和平与和解"运动为例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关于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几个问题

公正原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和指导原则,也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从伦理道德方面考察,在社会主义的众多道德原则中,又有着不同层次的关系。弄清社会主义总的价值导向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区别和联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公正敏感性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公正敏感性是一种独立的、稳定的人格特质, 体现为个体知觉不公正的难易程度以及对知觉到的不公正所作出的反应的强烈程度。它包含受害者敏感性、观察者敏感性、得益者敏感性、犯过者敏感性四个成分, 主要使用量表法进行测量。公正敏感性是公正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视角, 与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对认知过程也有一定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正敏感性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今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公正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论中国多元化医疗公正的选择

生命伦理学面对的最大的道德困惑是公正问题,其中最为尖锐的问题是生命权利与医疗公正。公正原则在实际医疗领域运用中存在着种种误区。公正观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包括现代医疗的必然结果,体现在医疗公正方面合理的伦理选择就在于在不同的医疗境遇中,使用不同的公正原则,从而选择现实的生命伦理学道路。     

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

我国当前正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要解决公正问题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 ,即共产党领导和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理当成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同时也应吸取西方公正理论中的合理要素。解决公正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制度性的建构使这些理论真正落到实处 ,成为能动的实践力量。本文从此思路出发对当代转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以及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正观

本文通过对中西社会公正理论得失的探讨,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公正观的基本内容。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公正观,既要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并达到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     

大卫·休谟论公正

休谟认为 ,公正是一种社会契约 ,是尊重个人财产权的人为美德 ;功利是道德的最后裁判者 ,也是公正规则的唯一来源与基础 ;理想的社会与政府应以落实社会公正为目标 ,反对“平等主义”的社会利益分配。休谟还认为在特殊情况下 ,维护生存权的公正高于维护财产权的公正 ,从而为“剥夺剥夺者”的正当性留下了道德空间。休谟的公正理论虽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但对于当代社会的公正论研究仍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     

民事再审程序发动机制的理论探讨

民事再审程序依法可通过人民法院依职权提出、当事人申请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这三种机制发动 ,但由于法律上对于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无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这将诱发民事审判权对民事处分权的不当干预和随意执法 ,背离既判力理论关于确定终局裁判应有形式的拘束力的要求并损及法院威信 ;将当事人“有新的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规定为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不符合民事举证责任理论和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基本原则 ;关于人民检察院抗诉而提起再审的法律规定在程度制度设计上过于粗略 ,造成法律实践运作中检察权与审判权制衡上的困难 ,也使民事抗诉的功能定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法制国家的需要     

论社会公正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的本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概念具有明确的含义 ,它并不离开常识很远 ,主要指社会制度所加于个人的限制的范围应尽可能小 ,并且以合理性为条件并向选择性开放。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对自由都作过详细的论述 ,包括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以及只能以更大的自由为理由来限制当下的自由。一方面 ,服从良法可以捍卫公民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 ,正如洛克所说 ,法律的目的不是否弃或限制自由 ,而是保护并扩大自由。法律与自由在此原则基础上一致了起来 ,不应片面地只强调一个方面。自由与社会整合关系密切 ,不尊重公民个人自由选择权的整合是表面的、难以持久的 ,真正的社会团结是以负责任的个人的充分自由选择为基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扩大公民自由选择权、加强社会整合的一个实例。自由与公正关系密切 ,公正分为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 ,实质公正强调的是分配结果的平等 ,而程序公正则要求分配标准的普适性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程序公正看起来比实质公正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强调的是竞争起点的平等。就可行性而言 ,以程序公正为主、实质公正为辅 ,看起来是更现实合理的分配方式。     

斯宾塞论社会公正:对市场经济的一种道德辩护

斯宾塞的“理性功利主义”是一种主张公正优先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 ,只有人们在其中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的社会 ,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 ,才能实现“按应得原则分配利益”的公正。他反对现实社会中凭借强制力而获取的“权利”,认为“按现存的权利制度分配”和“按需分配”都是违背社会公正的。斯宾塞一百多年前提出的社会公正观 ,包括他反对旨在扶助弱者的任何社会调节措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谬误 ,对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原则 ,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解决冲突与保护人权:论诉讼的目的——基于诉讼法哲学的研究

诉讼目的论是诉讼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以往的理论对诉讼目的的界定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没有依据国家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位移理顺多元诉讼目的的关系。事实上,解决冲突是诉讼最直接的目的或初级目的,保护人权是解决冲突目的背后的更为根本的目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目的的统一则是保护人权层面上的统一,即保护人权的内容包括对当事人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的保护,而对当事人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保护的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诉讼公正。     

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算法歧视与社会公正

算法是以数据为基础资源,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目标导向的策略机制和运行程序,是人工智能的“中枢神经”和“灵魂”,它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在通过机器学习之类技术采集、存储、分析数据,进而进行自动化决策时,算法设计、编写的主体立场,支撑和训练算法的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算法内蕴的价值负荷和价值选择,特定价值主体基于算法的行为倾向性,以及智能系统的自主评价和决策,都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算法歧视,影响社会公正的实现。相较人们熟悉的社会歧视现象,算法歧视更加广泛、多元,更加精准、有针对性,也更加隐蔽、“巧妙”。只有在社会智能化进程中,确立全体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将公正价值观“内嵌”到智能算法之中,并建立动态的评价、监督机制,才能对算法歧视进行必要的规制,重构智能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