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万物一体”说与现代生态伦理学

儒家的“天人合一”论,发展到宋代,更趋于成熟。宋儒继承与发挥孟子的“万物告备敌我”的思想,同时也吸取了墨家的“兼爱”、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及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观点,从本体论与境界说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使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成为更加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宋明儒者那里,不管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或者以程朱为代表的理本论,还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论都肯定”天地万物一体”是儒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北宋张载立足于“天人合一”这块基石,首先提出了“…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解决过程初探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同他的整个思想形成过程是一致的,也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的关于“人”的观点到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观点,再到自己的关于“人”的观点的过程,即从研究人的“自我意识”到人的“类本质”再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过程。     

论自我意识发生和发展的若干问题——与“谈谈关于正确理解青年的自我意识及其发展”商榷有关问题

正如“谈谈关于正确理解青年的自我意识及其发展”(以下简称“论文”)一文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心理学界关于自我意识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分歧。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人确实存在着自我意识,并调节着人的思想行为。分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对     

儒家成德精神动力的心理学分析

儒家是要成德的。儒家为什么要成德 ?这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动力问题 ,从心理学看则是动机问题。儒家成德的精神动力源于孔子“以德配天”的天命思想。“以德配天”的思想一方面为成德找到了外在本原依据 ,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面对天不应德的现实 ,孔子虽然以盲目命来化解 ,但儒家的成德内在合理性毕竟受到怀疑。先秦儒家通过“时”来化解这种质疑。后儒则逐步从外在预设向个体内在、本然性方面转换 ,逐步形成了以张载为代表的人的内在本原成德观。虽然如此 ,面对成德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外在的盲目命思想一直保留下来。这样内在本然成德动力和外在“际命”化解的思想从内外方面使儒家成德动力得以维系和作用     

汉初儒家对原始儒学的综合与拓展

以陆贾、贾谊、韩婴为代表的汉初儒家,在行仁义、尚礼治及重人为的天人观方面,是一本孔子而综合了孟、荀的思想。但汉初儒学不是对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制,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进行了拓展,从而表现出行仁义而不废“道术”、尚礼治而不废法治、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的思想庞杂的特点。汉初儒家是从原始儒家到汉代新儒家的过渡环节,它既推动了汉代的思想融合,又为董仲舒重铸儒学做了铺垫。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李翔海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现代新儒家采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品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评析。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已经僵滞、萎缩，内在的文化生命力呈严重衰竭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出了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之后，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形态。而随着以坚船利炮为依凭的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没落…     

东西方“中庸”之 比较研究──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中庸”伦理思想比较

“中庸之道”的思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儒家称为至德,将中庸提到“天道、天理”的高度。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不仅是美德同时本身是幸福。本文就两者关于“中庸”的思想试行比较,以求真知。一、两种“中庸”思想的基本内容中国儒家“中庸”思想的雏形早就孕藏在原始社会已萌芽的“中和”观。讲“中庸”必讲“中和”。原始人群从弓箭文化出发,认为“中”乃旗杆之正,中的之矢的“中”,使“中”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准则、标准的意义。进入奴隶制国家之后,“中”的准则、标准之义得到进…     

《系辞》的儒家思想新论

《系辞》是《易传》中体现儒家思想最为充分的历史文献。但近年来对它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属道属儒莫衷一论。本文从儒家的天道观、人道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四个方面阐述《系辞》的儒家思想,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是儒家的宇宙生成论,而所谓“鬼神”主要是讲幽晦,与《论语》记载孔子“子不语怪力乱伸”的思想原则是一致的。《系辞》用天尊地卑的自然现象类比贵贱的社会现象正是儒家等第观念最为有力的佐证。《系辞》认为《易》的形成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写照,这也是当时儒家的历史观。《系辞》把“变”作为思想核心,其发展变化观是相当彻底的。这种“变”的思想方法虽然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有距离,但与荀子的儒家思想是非常接近的。     

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案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历程、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精神层面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直言之,现代中国哲学诞生于“承认的斗争”,诞生于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怀疑论阶段,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超越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阶段,但仍不免在苦恼意识中挣扎。中国文化要真正克服苦恼意识,必须直面西方文化的理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诠释方案是极有价值的。     

传统儒家道德义务思想研究

论文从五个方面对儒家关于道德义务思想进行了探讨：一、从词源上考察义务范畴的发展,指出义务在古代从“应当”至“规范”再至“职责”的内涵不断丰富或具体化的过程;二、对儒家关于道德义务在人伦关系中的对应性学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考察;三、认为儒家的道德义务的宗旨在于道德人格上立论,即人格确立的标志是在动机上立志为善而行善,在责任心为人格的实质;四、揭示儒家道德义务一种心理机制的特点,即意志力不是以理性对情欲的绝对压制为前提,而是以知、情、欲的和谐运作、水乳交融为自由境界;五、认为儒家关于道德义务的形而上基础的特点在于“天”是一种内在的伦理必然性而非超自然的存在,命运只为作为伦理必然性而不是外在必然性的意义上被注意     

《易经》中的哲学与儒家的改造

《易经》是卜筮书,但孔子在其中理解到“刚健中正”的思想内容,于是以此精神改造儒家,使之从相礼的小人儒发展成刚毅木讷的君子儒。孔门提倡杀身以成仁,这仁诚的理论与《易经》生生不息的思想相结合,为后来仁学的发挥打下基础。儒家的道德哲学是实践哲学,当代的新儒家如果脱离儒家道德哲学的实践性,会失去儒家的根本精神,他们的学说也只能作为哲学教师课堂上的教材,很难称之为“新儒家”。     

新儒学:向儒学原旨的复归和对儒学的发展

<正> 新儒学是两宋文化的主流,其特点是儒家在充分吸收其他学派思想成分后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经典儒学原旨的复归。经典儒学,即以《论》、《孟》、《学》、《庸》、《易传》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是由孔子建立的关于“修己”和“安人”之道的人道学说,这一学说后经孟子、《中庸》、《易传》的发展被奠立在“性与天道”的形而上学     

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与启示

儒家的政治志向是治国平天下,为此,儒家非常注重营造和谐社会。儒家认为,和谐社会是公正、公平的社会,“天下为公”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前提。和谐社会是讲礼义、守秩序的社会,“礼之用,和为贵”揭示了“礼以和谐为用”的特征。和谐社会是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要求给予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让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分享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成果。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思想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社会乌托邦——兼对《礼记·礼运》的分析

一、儒家乌托邦的形成与历史乌托邦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乌托邦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且因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其他许多重要观念都是它的延伸。因此,不了解儒家乌托邦,就难以对儒家何以会有这样的政治思想作出合理解释。儒家乌托邦实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原型”。儒家传说中“大道之行”的世界,是儒家社会乌托邦的典型写照。所谓“大道之行”的世界,是指尧、舜以及比这两个帝王的统治更遥远的历史时代,也就是后来史称的“三代之上”的世界。三代之上的历史并无可靠的文献记载,只是一种传说而已,然而,恰恰是这种…     

简论中国佛教哲学的否定辩证法思想

中国有着辩证思维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在古代的中国又可分为三大思想系统;一是以《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系统。二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辩证法系统。三是以中国佛学为代表的佛家辩证法系统。这三大辩证法系统都讲对立统一的学说,但各自又都有着自己的特点。一般来说,儒家的辩证法尚“动”,道家的辩证法主“静”,这     

《管子》民为国本的法治思想

在学界，民本思想是儒家传统思想和民本是儒家专利的观点颇为流行，而主张以法治国、强调任法重法的法家则与民本思想无缘，其实，这种认识是欠客观、全面的。之所以如此，是我们一直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以商鞅为代表人物的秦法家，集中于他们的“尊君、重令、严刑、峻罚”...     

颜钧的平实之学

颜钧哲学思想的基调是儒家的。但颜钧在儒家思想的宣传、儒家理念的实践和儒家经典的解读等方面,都与儒家的传统方式有异,由此使颜钧学行思想表现为“率性而行”、“儒禅兼济”、“放心体仁”、“自立无私”四大特征。具此四大特征的颜钧学行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儒家经学流派评述

<正>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经学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央王室“法定”的儒家经典的阐发和议论。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历代经学家对于儒家经典发表许多不同的见解,因而形成为不同的流派。透过这些学派的对立和争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在借经学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反映出封建文化的千姿百态。     

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

君臣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论经历了从忠君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诛暴君”、“天下为公”的演变过程。这与汉宋儒者营构的“君为臣纲”、“君臣之义”有根本的区别。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性精神又向前推进一步 ,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发生重要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资源 ,服务于新时代的民主理论建设 ,仍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