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礼学“内向化”的三次转向

先秦儒家以礼乐著称于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崩坏的只是原有的制度层面,礼乐的思想层面却在这场大动荡中不断得到反思和继承。礼学也由此实现了从强调外在伦理规范到注重内在生命信仰的转向,即礼由最初关注自然天命的神、鬼的祭祀,转而关注人世、人心;进而在礼学的思想层面挖掘了"仁———情———心"作为内在源泉和动力,具有深刻的生命意识与浓郁的道德追求,这种变化可称为"内向化"。藉由郭店简、上博简等新出文献的面世,孔子("克己复礼")、子思("礼形于内")、孟子("辞让之心")这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礼学"内向化"发展进程中贡献最大。     

性中含气——孔子人性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孔子是儒家学派性说的首倡者。他认为,性是人初生的原始状态,与生命有关,而生命的起源,与天有关。天能以气生物,故人性自然含气。同时在孔子的视野中,人的欲求通过心的役使,凭借气(血气)表现出来,为此孔子发明了"戒"的工夫。"戒"凸显的是心与气的关系。孔子还提出,性之善恶与后天礼乐驯导("习")有关。孔子推崇善美之乐,认为这类乐能激发人性中的积极内容,同时提倡"不食"原则,旨在约束消极之气对人的影响。这便是孔子以气论性的思想逻辑。遗憾的是,孔子并未对人性进行善恶属性辨别。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机制

儒家具有深厚的礼乐传统。礼乐化育强调的是缓慢渐进、氤氲化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化"、"培育"。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其本质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化外现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秩序性与向善性等特征。化育功能分为"礼化"功能与"乐化"功能,二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状态,对于个体道德化与社会秩序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要发挥儒家礼乐传统巨大的化育功能,需在儒家礼乐传统的思维路径、资源整合、实践方式等方面下工夫。     

儒家哲学视域下的周代丧礼“禁乐”探究

丧礼"禁乐"是周代主导性的制度规范和文化现象,不同于其他典礼中大多礼乐不离的情况。从礼乐相济的角度探讨儒家哲学已蔚为大观,而对丧礼中"有礼无乐"的哲学探讨则付诸阙如。丧礼"禁乐"彰显了儒家既生死有别,又生死一如的"既仁且智"的生死观。同时,它还显明了性情论视域下"乐者乐也"以及从形上层面为其确立根据的"乐从和"的观念。而天地阴阳的宇宙论视域下礼乐在相互对待中的性质差异,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把握丧礼"禁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哲学内涵,对进一步理解儒家生死观和礼乐的差异关系,有着深刻的意义。     

试论春秋时期乐论观念的四个主题

春秋时期的乐论是西周礼乐制度衰落背景下一些贤士大夫和王国乐官对"乐"的地位、功能、性质等问题认识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早期文艺、美学思想的基本表现形态。春秋乐论在发展中以礼、仪相分为基本思路,逐渐聚焦于乐与政治、乐与道德、乐与审美等重要主题,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见解和极为广阔的思考领域,从而为后来的儒家乐论启示了论乐思路,确定了价值取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乐崩”现象的背后：“大乐教”到“小乐事”转向中的“学统”再造与礼乐关系重构

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乐崩",关系到自周初至战国中晚期整个礼乐传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从外在看,它代表着有完整乐制设计、支撑的周初"大乐教",向着春秋以降注重"乐"的艺术性、娱乐性的"小乐事"状态的转变;从内在看,它代表着从依赖于制度支撑的"学统",向着基于历史叙事以凝聚道德德性的形态转变。同时,"乐崩"促发了礼乐关系的重构:如果说"大乐教"的礼乐文明是以"乐"为托底的文化形态、文化场域,则"小乐事"中的"乐"便成为"礼"的辅助形式。礼乐关系的这种转变值得注意,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诸子(如孔子)之于礼乐问题的理解与判定。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礼乐的没落与重光——追寻儒家和谐秩序的生命韵律

先秦儒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追求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圆融无碍的德性的生命存在,而能够在整体上涵容和实现这一生命精神的是礼乐,其中乐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自然的心灵秩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伦理的行为规范。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需要"致礼乐之道",礼乐之道是在礼乐文化—礼乐生活—礼乐政治的思想逻辑中展开的,因而礼乐精神的现代重光也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中作整体的思考。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对儒学与基督教人格论的政治伦理学解读

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所提倡的人格形态在表面上似乎是迥异的:儒学提倡刚健与自为,注重弘扬个体的主体性;而基督教提倡谦卑与救赎,强调个体的无助与依赖性。然而,这两种不同基调的人格论所包含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伦理却在学理上互相契合,这一点值得深思。限于篇幅,本文仅在学理层面上将儒学与基督教的人格论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对照和解读,至于二者在非学理层面上的对照以及相互之间是否具有融合性的问题,则不在本文的视域内。一儒家学说以对人性的乐观自信和积极入世著称于世。它深信在现世通过修养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由“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论孔子的音乐思想

孔子的音乐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相一致。首先,孔子继承西周礼乐相辅的传统,通过对乐的规范达到恢复周礼的目的。其次,孔子将“仁”的内涵也扩展到乐之内。在孔子的逻辑中,乐中包含着人的本然情感,而这一本然中又蕴含着成“仁”的感性心理基础。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儒家生态思想大体上可以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两方面论述:(1)儒家生态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它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儒家还从天地创生万物高度考察天人关系,强调人应承继天地"生生之德",发挥自身"赞天地之化育"的功用;(2)儒家生态价值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主张"等差之爱",即对人与万物施以不同的关爱,其中亦体现了对于人与自然万物不同价值的认识。儒家生态环保实践大体上包括生态德性修养实践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1)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2)生态治理实践方面,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其祭祀礼仪中包含有祭祀山川动植物之礼,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等;此外,儒家还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禁令。     

《荀子·乐论》的音乐伦理思想体系探赜

《荀子·乐论》是集中体现荀子音乐思想特别是其音乐伦理思想的专论.荀子的音乐伦理思想深刻体现了儒家乐教思想,并以其完备的系统性构建起儒家乐教的音乐伦理思想体系架构,其主要包括"乐者乐也"的音乐本质论、"乐尚和正"的音乐审美观、"礼乐统管"的社会综治说、"移风易俗"的音乐教化论、"以道制欲"的艺术修养观.《荀子·乐论》是对先秦时期儒家音乐思想特别是音乐伦理思想的集大成,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音乐伦理思想的主基调,在中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荀子乐论与儒家乐论传统

乐论是古代典籍中关于乐的论述,这种论述包含着关于文化艺术的理论视角和价值立场,以及关于政治、道德伦理与艺术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以荀子乐论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乐论旨在通过主体的艺术化生存在工具与价值、感性与理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乐之和张扬着乐之独特价值的同时与主体心性修养、政治和谐密切相关。儒家乐论传统在经历了汉代天人之学...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先秦儒道两家论“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的不同进路

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     

试论孔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贡献

孔子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则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礼乐文化。因此,对孔子的礼乐观作文化学上的探讨,实在是研究孔子思想乃至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课题。研究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对利乐文化的贡献,离不开《论语》中有关礼乐的言论。《论语》论礼乐,或单言礼,或单言乐,或礼乐连词,或礼乐对举。现简要搞举如下：（一）单言礼共57条。例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二）单言乐14条。例如：“乐则韶武。”（《卫灵公》）不过单言乐并不都有“乐”…     

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

考察儒家思想的起源,须联系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西周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章太炎与胡适等人分别从语言学与历史学,探讨"儒"字的起源,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起源。如果从思想研究的立场上看,从天命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天命无常的前提下,《周书》就特别强调"德"的观念。"敬德"和"保民"在西周的政治文化里已经特别突出,这是一种天民合一论,表现了一种新的天命观。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其身份是表示对六艺六仪有专门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周礼》包含有儒家教化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刘向对儒家乐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向提升了乐教在儒家教化体系中的比重,使乐不再是从属于礼的、反映着礼的价值内涵的附属品,也使乐教具有了不低于礼教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刘向提出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的人性假设,认为音乐可以感通人情进而善化人性,使儒家的乐教理论建立在了更为可信的哲学根基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乐教合理性的论证。刘向以阴阳五行思想修正乐理,以黄钟之数为基础,完善声、数、度、量、衡的律历体系,并初步建立起具有相对严谨逻辑性的乐教逻辑,从而促进了儒家乐教思想在汉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