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国家与人权

一个国家是否采用法治或社会福利制度,取决于其国家目的是否以人权的伦理原则和正义理念安排社会关系。作者反对将人权、民主与自由市场混淆在一起,认为民主只是手段,一味推广自由市场是对自由概念的误解,会导致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陷阱,并姑息文化原教旨主义,应从人权演绎出国家宪法以及法律规范。作者区分了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权与其他权利,尽管保障两者的方式不同,但平等原则至关重要。     

国家、正义与自由

国家并非想象的产物,而是集体的经验。集个体而成的国家其意义决不等于这些个体的总和,而是有所超越的,并具有世界性格,其含义不仅是法律上的(尽管曾经存在过“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而且具有最崇高的道德含义。下列这些问题值得探讨:自由的实现是否不可捉摸,是否无异化现象而     

现代性、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

本文通过辨析现代性的蕴含为梳理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视野,在此视野下具体分析了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分析,而且应该放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法治秩序的辩证关系中予以考察。本文认为现代法治既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法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避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片面性。     

焦虑、中国特性与国家认同

论文致力于从三种不同的焦虑出发分析中国的国家认同.本体论上(对命运、死亡)的焦虑、精神上(对空虚、无意义)的焦虑、道德(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构成三种基本的焦虑.焦虑Ⅱ在西方发达社会更普遍,造成政治冷淡;而当下的中国对焦虑Ⅰ更为关注.焦虑主体在中国更多不是自立个体,却更多是国家.国家的哲学根基与其说是自立个体,不如说是履行发展功能、富强功能的“天道”.国家高于、优先于个我,国家的富强成为近代以来深感屈辱的中国人首要的希冀.相比于西方式的民主、平等理念,富强、统一、发展、繁荣,更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与标准.国家认同不单具有狭义的政治性,更与经济发展、文化、语言、历史的认同密切相关.中国国家认同的特殊性不能仅仅依据西方的国家观予以求解,也须同时充分考虑传统的天下观的作用.创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式现代化,这个困扰过德国、俄国的问题,客观上成为中国的关键问题.中国不以特殊性对抗现代化的普遍性,而是在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的融合中谋求这一问题的求解.     

释迦牟尼的民族、种族及其国家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姓瞿昙,出身释迦族,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其族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腹地,较早南迁恒河平原北部边缘,营造城邑,从事农业种植,建立国家体系,进入先进行列,故称其名为大能、能者,其神话传说也反映农业民族具有的人本主义特征。按佛经记载,释迦族皮肤黄白,崇尚金色,从人种特征上说明属于黄种人。释迦族首都迦毗罗卫城,现可考城镇村落十三个。当时的印度十六大国中有七国属于藏缅语族民族国家,分争佛舍利的八国中有六国属藏缅语族民族,宗奉佛教。这些同语族民族的社会、文化成为释迦牟尼建立佛教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后来信仰佛教的主体民族。     

依靠什么走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伟大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几十年来,是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歌词。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希望,也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先烈前辈为之奋斗的目标。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几十年来,对于绝大多数新中国的公民,似乎也不成问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有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团结奋斗,这就是我们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依靠,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是的,这不应该有什么问…     

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写作背景与核心问题 《文化、权力与国家》基于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运用微观的视角进行分析,阐述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互动关系。杜赞奇认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乡村社会,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     

系统、整体、协同:国家主导深化农村改革研究

国家当前主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是否注重了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把握国家行为,讨论国家行为的类型与国家确立的农地制度类型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文献法,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的主要农村改革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行为的类型发生了新的转变,"公正平等"是国家新时期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但是,长期以来国家多重动机和价值取向之间"缺乏整合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导致国家当前主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中出台的政策仍存在"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问题。相关的政策可能误导当前正在推进农村改革"试点"的地方和基层政府行为的动机和价值取向。     

浅析教会与国家、社会之关系

今天的教会还在地上,就必须要适应周围的环境。中国的基督徒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就要在这个地方为神传扬福音,为基督作好的见证,因此,应当正确看待教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一、教会应有爱国的见证 基督徒应当爱国,因为爱国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主耶稣的教训和圣经的真理。 主耶稣就是一个爱国的榜样。他生在犹太国,从小就热爱自己的国家,他熟悉本国的律法,遵守     

晏公信仰与道教、国家祭祀关系研究

晏公为江西著名水神之一,元末明初已存在,后受封平浪侯。与临江府萧公不一样,晏公信仰起源与道教净明道所倡孝道关系密切。其"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帅"封号、黄箓大斋神位、尸解以及传说等都与道教密不可分。随着明初封号,特别是阴佑使节出使、漕运畅顺等,江淮乃至辽东一带,晏公封号赐额不断,官方祭祀日隆。而官兵、移民等,也促使晏公信仰不断从长江中下游向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岭南等地区扩展,各地晏公庙宇广布。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为:一是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如直接纳入礼典、将祖宗神御置入道观、礼仪实施中吸纳道教等;二是国家多方扶植道教,主要表现在政治支持、经济赏赐、大修宫观以及临幸、题画等方面;三是道教参与国家礼制,这一点在吉、嘉、宾、凶等礼上都有所展现;四是道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等方面。     

商讨理论视野中的伦理、民主、人权和民族国家

本文根据哈贝马斯的访华演讲和相关著述,对商讨理论视野中的伦理、民主、人权和民族国家概念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某些基本的判断和论点。     

政治宣传、社会传播、国家认同:乡村干部与过渡时期总路线

乡村干部作为建国初期新兴的社会阶层,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播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乡村干部通过自己培训、教育,担负起了在乡村传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在总路线的宣传中,乡村干部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和语言,将政治宣传转化成适合乡土社会的社会传播;通过乡村干部意见领袖功能的发挥,有效降低了总路线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成本;通过沟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政治传播,进一步构建起了农民的国家认同。     

中、美、德三国国家医院感染监测体系的比较分析

通过介绍中、美、德三国国家医院感染监测体系的发展历史,比较三国感染监测体系的不同特点,美国成立较早,监测项目齐全,德国起步高,针对性强,我国则介于两者之间;针对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出中国医院感染监测体系应借鉴国外医院感染控制方面先进的理念和方法,迅速有效地提高我国医院感染监测的水平.     

中、美、德三国国家医院感染监测体系的比较分析

通过介绍中、美、德三国国家医院感染监测体系的发展历史,比较三国感染监测体系的不同特点,美国成立较早,监测项目齐全,德国起步高,针对性强,我国则介于两者之间;针对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出中国医院感染监测体系应借鉴国外医院感染控制方面先进的理念和方法,迅速有效地提高我国医院感染监测的水平。     

健康国家建设:源流、本质及治理

健康国家建设是国际社会应对健康问题所采取策略的历史进展,也反映了全球治道变革的趋势。健康国家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社会发展形态,是一种高级经济形式;健康国家建设的实质是调整健康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健康需求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建议采用健康治理的策略,强化横向治理,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的合理分工和搭配,以健康中国建设作为增量,促进改革和发展。     

民主、革命与现代中国国家成长——评“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正引言当人们结束部落生活,或者说当众多部落聚合为一个规模更庞大、成员更多样的群体时,政治共同体产生了,政治生活开始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政治共同体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城邦、帝国、王国、封建领地、民族国家,但既称之为政治共同体,便须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即通过权力与权威的交互使用,保证政治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及携手合作,进而保证共同体本身之存续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是由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组成的混合物。权力是一种物理上的力量,即强制使人服从的能     

社会治理理念下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作为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关系集中交叉的"中观"领域,当代中国"官民共建"的社区建设实践表明,社区建设必然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密切合作,是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的过程。它为研究和推动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关系的调整,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和典型素材。     

在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灾难与秩序

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国家形象产生的背景、特征及构建途径

国家形象产生于全球化大背景中，是发展软实力和消除误解的需要。国家形象具有主客观相统一，民族形象与人类形象相统一，现代性与传统性相统一的特征。构建国家形象需要提高硬实力。扩大文化交流和提高传媒的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