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罗山的易学观

林罗山作为日本江户前期朱子学派的汉学家,他在易学方面亦极有建树.他提倡从象数和义理这两方面研习易学,并应将易学提升到了天人之学的高度加以理解和践行.同时,他在学易的方法上讲求学而思之,而非盲从.在儒学及易学的大智慧的指引下,罗山不仅广招门生,还历仕四代大将军,将他的才学发挥的淋漓尽致,成就了他的人生追求.     

论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兴盛与文学平民化倾向

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大盛。朱子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对当时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儒学理论由政治思想向伦理思想层面渗透拓展,对江户时代文学的平民化倾向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文学理论出现了教化特征和世俗化特点,文学艺术创作从样式到内容的平民化特点也越来越突出。     

林罗山的《春秋》学

德川日本(1603-1868)时期著名朱子学派儒者林罗山治《春秋》学根本程朱、推崇胡安国《春秋传》,同时兼攻《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重视对《左传》文法的领悟与揭示.林罗山《春秋劈头论》以设为问答的方式讨论了《春秋》与孔子之关系、《春秋》命名由来、《春秋》所行正朔、诸侯能否改元、孔子笔削《春秋》具体方法等《春秋》学...     

论子夏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从《史记·孔子世家》"六艺"的本义说起

子夏是被孔子寄予厚望并着意栽培的一位得意门生.他"身通六经",并凭借深厚的学养大规模设坛授徒,弟子众多且不少人后来都颇有成就,其经学传播之功在孔门弟子当中无人能出其右.子夏在注重经学传播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经学研究.在这方面,他既有训释元典的若干具体成果,更有研究方法上的发凡起例.子夏堪称中国经学史上一位"导夫先路"的人物.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新论——兼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就如何对待中国哲学遗产问题提出了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的观点。自这一观点提出至60年代初期,曾引起中国哲学史界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尽管也得到少数人的同情理解和肯定,但大多数人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和立场。7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不断就冯友兰的这一主张进行重新讨论和认识,在基本肯认这一观点和思想史意义与理论创新价值的同时,又指出其所存在的局限;冯友兰本人对自己的观点也进行反思,一方面承认其中有些提法欠妥,另方面仍然坚持这一基本主张。这里主要从方法论角度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进行重新认识,以推进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并简要阐发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     

张载"气论"哲学的"两一"架构

张载深刻思考差异与统一之关系而提出的"两一"架构,是其"气论"哲学的核心线索.这一思想架构将旧有宇宙论的"一生两"逻辑转变为"有两则有一",从而在形而上学层面解决了本原之"一"产生差异之"两"缺乏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将"一"理解为以差异性为前提的统一性;同时,在价值论层面通过"两一"之"一"的非现成化明确揭示了其作为差异...     

身份的重构:儒生天主教徒对"十诫"的诠释

本文以明清之际儒生天主教徒论及"十诫"的著述为基础,探讨他们对"十诫"不同于耶稣会士的的诠释.文本诠释活动是建构身份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关注儒生天主教徒如何通过对"十诫"的诠释而建构他们的身份,从而呈现本土文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植根所作的回应与贡献.     

再论中国社会的"关系"及其公共性提升

本文试图探讨中国社会的"关系"与信誉(trust)、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治理(governance)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现实中,信誉、社会资本、治理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在社会意义上,信誉是一种有别于个人层面的社会信誉.社会资本是一个源于经济学的有用概念,但被广泛使用于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治理是一种政府管理的新型调控机制,通常强调不同社会部门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为了保证社会领域中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性",上述概念已被社会科学家们所使用.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面对一些社会问题难以发现及时而合适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环境中,"关系"对于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起着决定性但又是负面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关系"基本上依赖于个人信誉,阻碍着基于客观信息的社会信誉的形成."关系"的个人因素如此强大,致使人们不愿意在日常生活和商务活动中消除个人关系.其次,狭义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无论男女据此均可获取某种利益的个人关系网络.但是,社会资本的"社会"则意味着,资本的社会维度将赋予超越个人层面的社会利益.从总体上看,动用"关系"是为了达成个人目的而不是其他原因.再次,基于"关系"的中国人虽然正在逐步改进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与外国人的商务活动中仍然保持着"关系"的巨大影响.有鉴于此,提出中国社会中基于关系的治理远胜于基于规则的治理的有关假设是非常自然的."关系"的未来命运理应转向公共领域,而在公共领域中,社会信誉、社会资本和基于规则的治理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可以发挥主要作用.这将引导中国走向成熟的全球化.     

论儒家的"忠恕"与基督教的"宽恕"

真正、本源意义的恕是一种创生力量,这一创生力量使被恕者从过与罪的萎颓中毅然决然地抽身而返,返至一种中正、至善、洁静的创化中.无论儒家"恕",还是基督教的"恕"都具有这一力量.二种文化恕的方式与路经不同,但殊途同归,儒家与基督教的恕皆能使被恕者劈碎自己生命中的嚣浮不实、剔除内心非诚、非仁、非智的虚伪蔽障,从而过一种真切笃实、修德进业的生活.     

胡塞尔的“改造文”与“改造伦理学”

胡塞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日本《改造》杂志所撰的"改造"文稿,是其伦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他在规范伦理学方向上的思考,也是他在伦理学方面唯一的公开发表。胡塞尔的"改造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将道德、伦理的生活建基于理性之上的要求和主张。理性在这里被当作一种规范性的东西,伦理生活因此也被当作一种经过理性规范的生活。     

实践理性和自治行为——基于"内在理由论"的分析

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是人们通过思考而行动的能力。自治（autonomy）指的是行为者为自己的行动立法。行为者只有运用自身的理性思考才能按照自己订立的法则行动。实践理性和自治行为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治所要求的实践理性是内在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这一实践理性要求行为者的行动符合一个建立在真信念和真实欲求基础上的“合理的思考”过程。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公司+农户"的现状与问题:文献回顾与评论

农业产业化作为中国农业转型最重要的组织创新,其自身也必须不断改进,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以"公司 农户"为主导形式的一体化模式出现了缔约方多元化的特点,而新的合同设计以及利益联结机制的调整等,都有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稳定性.尽管龙头企业被一些批评者认为应对农业产业化的收益分配不均衡承担主要责任,但是,目前来看,在引导农户实现中国农业新转型的过程里,龙头企业还应该是主要的领导者.     

论朱熹对"继善成性"说的规范

"继善成性"是易学哲学的重要问题.朱熹解释"继善成性"总体上不是为字义的通顺,而在为他的理学本体论作论证.理上气下的基本原则通过易学的语言进一步得到贯彻.善与性、天与人、未发与已发、天理流行与人物成性等,虽也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又不能将一般天理与已具形质的人性混淆起来."继善成性"说的优长,就在于它将由天至人的生成序列,解释为一个以天道为本而构筑本性的思辨逻辑,同时兼顾个体形质生成带来的特殊性.而本性只是"存"而非"成",以卫护本然之性纯善无恶的假定.     

日本崎门学派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接受与传承

江户时代,日本的朱子学开始复兴。作为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作,《白鹿洞书院揭示》自传入日本后就受到崎门学派创始人山崎暗斋的关注,并作《集注》对其进行表彰与宣扬。随后,崎门弟子承袭师说,从不同角度对其解读,使其中蕴含的伦理思想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崎门学派对《揭示》的讲解与传承,体现了门派之间承续师意、因袭学统的学脉源流,同时也在重视日常实践与运用的基础上致力于《揭示》伦理思想的本土化,使其在日本形成了完备的传承系统,对日本近代教育以及社会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海德格尔的"向死存在"--从时间的本体化视角解读《存在与时间》中的"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之“向死存在”分析在其存在论现象学时间性之理论建构上有着不容置疑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已引起海内外学界不少学者的关注。本文从时间的本体化这一视角出发,首先简要阐明了海德格尔对源始的时间与流俗时间概念所做的区分;其次,作为本文的核心内容,具体分析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之“向死存在”建构;最后,还附带讨论到了法国哲学家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时间性与其“向死存在”之逻辑关联的评述。     

论"观物"与"观无"——儒学与现象学的一种融通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xpressions, guannian 观念 (ideas) are results of guan 观 (viewing). However, viewing can be understood to have two different levels of meanings: one is “viewing things,” that is, viewing with something to view; another is “viewing nothing,” that is, viewing with nothing to view. What are viewed in “viewing things” are either physical beings—all existing things and phenomena—or the metaphysical being (for example, the “Dao as a thing”). In both cases, something is being viewed. What is viewed in “viewing nothing” is the being itself, or “nothing,” in which there is nothing to view. According to Confucianism, the existence of “nothing” manifests itself as life sentiments, especially the sentiment of love, which is the very root and source of benevolence; moreover “viewing nothing” is, in essence, a perception of life. Life sentiments or the perception of life is “the thing itself ” prior to any being or any thing. Translated by Liu Huawei from Sichuan Daxue Xuebao 四川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2006, (4): 67–74     

《论语》"思无邪"与孔子的诗教思想

《论语》各篇材料看似任意罗列,仿佛没有任何秩序,其实不然。孔子评论《诗经》日“思无邪”,该章被编排在《为政》篇的第二章,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思无邪”被排在这样的位置,也影响到了人们对《论语》的认识。其实,《为政》篇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为主旨,孔子《诗》教思想的本质是“政教”,从新出土的上博竹书《诗论》便可以看出孔子《诗》教思想的“德教”内涵,从而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思无邪”的含义,也可加深我们对《论语》内在结构的认识。     

论太虚大师对朱熹等理学家辟佛思想的回应

<正>太虚法师(1890-1947),民国时期四大高僧之一。目前学术界研究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成果非常丰富,如欧阳镇《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主要考察太虚大师引用儒家思想建构人间佛教的特征与价值[1],张雪梅《民国太虚法师的居士佛教思想》重在考察太虚法师的居士佛教思想特征[2]。贲利《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世俗化探求》考察太虚大师佛学理论的"世俗化特征"。[3]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揭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特色与贡献,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