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村学与乡学

在近代政教危机的大背景下,思想界认识到"政"与"教"必须有坚实的社会团体做载体,政教关系继而演变为体与脑、民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这也为我们阐释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从事的乡村组织工作提供了新的角度。梁漱溟一方面继承传统乡约的伦理教化精神,另一方面融合科学、民主要求,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新乡约,即"政教合一"的村学与乡学。其中,地方德高望重的尊长与外来知识分子承担教化和教育职能,本地行政领袖与民众试行自治,从而实现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的新联合,脑与体结合为灵活、有力的有机体。最后,本文提出,不能依据功利的标准评判这项实验的成败,应当浸入时代思潮,返回梁漱溟的内心世界做同情式的理解,而"无所为而为"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儒家精神以及佛家的慈悲心,是体悟行动的内在意义的关键。     

现代化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如果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置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广阔时代背景下，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变革的角度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颇有特色的现代化方案，在目的层次上表达了强烈的现代化取向，但在具体手段的设计上却过多拘泥于过时的传统，无法摆脱传统的羁绊，这种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和逆现代化的手段设计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粱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的最主要缺憾，也是它在实践上落于空想的主要原因。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或逻辑结构是:乡村建设源于乡村破坏,乡村破坏的浅层表现是天灾人祸,深层表现是习俗改变;乡村破坏的缘由是外力的冲击,由于不敌西洋文化,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个大的转变;然而,不但学习不成功,连自己本有的东西也被破坏了,这种破坏的缘由也可以归结为政治的不作为;一方面由于中国以农立国,一方面也是为了收拾残局,所以才有了乡村建设的迫切需求。乡村建设的意义一是救济乡村,二是创造新文化,而创造新文化是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乡村建设的关键问题一是农民自觉,二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就是认识到乡村建设主要靠自立自强,同时吸取外部资源。乡村组织落实下来就是村学乡学。研究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对于我们把握梁漱溟思想的总体特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伦理本位”与“乡约重建”——梁漱溟对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

梁漱溟从政治制度与实践层面探索了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道。在传统政治特点的总体研判上,梁氏认为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礼俗形构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在传统政治现代转化的具体理路上,梁氏探索了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社会组织的实践方案。梁氏分析传统政治、探索现代转化始终着眼于传统的现实面相。虽然他的政治改造方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之间仍有一定张力,但他注重伦理情谊、强调价值引导等主张凸显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发。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民主思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而这种民主意识又表现出中西结合的特征。梁漱溟认为只要把握了现代民主的精神,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现代民主的形式。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儒家的伦理精神去会通西方现代民主的具体方式方法,并在民主的实践中努力吸取中西双方的优长,抛弃双方的劣短。这样,梁漱溟认为通过乡村建设的实践,可以使乡村政治组织民主化。最终,达到改造中国的落后现状,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新中国的目的。具体包括:乡村建设的民主理论设计、实践运动和具体的运作。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乡村建设派是1930年前后形成的一个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派别,简称为“乡建派”。这一时期流派较多,其中以粱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不仅有一套乡建理论,而且将其付诸实践,在当时影响较大,且对当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政治伦理思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其道德理想的直接践履,更是其复兴中国、推贤治国政治伦理思想的现实表达,梁漱溟认为中国政治的失败根本上源于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以及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文化,要实现中国政治的复兴与强大,必须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实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梁漱溟佛学思想简论

梁漱溟是中国近代知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从二十年代末走出大学之门,搞乡村建设,在山东邹平主持乡村建设研究院,企图在承接传统的基础上,发动、引导和组织农民,进行民族自救,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理想。他从十六、七岁(一说为十四、五岁)起,由于对人生“不胜其怀疑烦闷”,即“倾慕出世,寻究佛法”(《人心与人生·成书后记》)。其后虽转向儒学,并对之研究有素,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始终掺杂了许多佛学思想。     

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

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 ,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 ,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 ,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 ,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 ,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 ,从书斋引向社会 ,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 ,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平民儒学与乡村建设——以明代泰州学派为中心的分析

从泰州学派的思想转向和平民家族建设、平民讲会等社会活动来看,泰州学派不只是一个有别于阳明学派的平民儒家学派,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重视实践的乡村建设派。泰州学派构成了宋代以来儒学平民化的重要环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品格,对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曾有过重要的思想影响。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研究的一部力作——《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

刘家峰先生著的《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于2008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宗教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基督教与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及基督教所从事的乡村建设活动做了全面     

艺术赋能视角下新型乡建人才培养策略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可以为乡村注入文化和艺术元素,而且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模式下,新型乡建人才的培养变得尤为重要。以乡村振兴为逻辑基点,以艺术赋能为研究视角,从乡村传统技艺的传承、产业孵化和平台运营等方面分析乡建人才培养策略。     

论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方案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沿着城乡一体化的趋势,这也是社会进程不能改变也不能逾越的历史阶段。美丽乡村的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乡村的自我改善,更应符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如何探索出一种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有机结合的新模式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中的公德教育——定县、邹平县乡建模式的异中之同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扭转近代中国农村的衰败局势而做出的可贵探索。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乡建模式。这两个县的乡村卫生建设是共同的经验是:开展公德教育,依托新型农民,建好乡村卫生。公德教育与乡村卫生建设成为了一对“互动的盟友”。这两个县的建设提示,乡村卫生事业的建立与完善在根本上有赖于培养和支持具有现代公德素质的新型农民群体。     

浅论中国城乡基督教会的差异——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Rodney Stark和Roger Finke的理性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以山东省泰安市的城区教会为个案，来分析中国城乡教会的差异问题，例如乡村教会的实用主义、灵恩倾向、容易接受神灵，以及保留先前信仰的某些方式等。认为他们的宗教文化资本概念与36和37命题在理解城乡教会方面颇具启发意义，可以把中国人在皈依基督教过程中在信仰上的某些持续性，即信仰的功利性以及重视神迹奇事的灵恩倾向等，视为宗教文化资本的保留和转化。     

公共空间与乡村的“地方感”建构研究——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

文章以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为范本,探讨公共空间如何在乡村的"地方感"建构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松阳县呈现出了两条不同的乡村建设路径:"空间"建构强调感官体验,"地方"注重文本叙事。前者以艺术主动介入"空间"建构,后者则以艺术化的手法参与"地方"叙事;前者的"空间"是断裂的,后者的"地方"是连续的。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 ——基于三省四村庄的实证研究

我国乡村社会人际信任关系呈现以“亲朋—熟—生”为表征的差序性关系格局,这一格局产生于“血缘差序”和“情感差序”的共同作用.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在保持传统差序性格局的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社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相对应的若干变化,并且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差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