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与儒家经典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著述、讲座和教学,基本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本文就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体例、翻译及出版过程以及从1876年起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之后所公开举行的讲座及教学内容诸方面,对理雅各长达30多年的汉学生涯,尤其是儒家经典翻译研究教学生涯进行了介绍说明,并对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体例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给予了肯定评价。     

儒家经典英译与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儒家经典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欣赏儒家思想的空间。儒家经典英译其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儒家经典众多的译本由于译者的背景、传播目的和目标受众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

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契约社会,也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契约意识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和民众、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通过"礼"与"信"的长期影响,形成了某种以公正为原则的契约关系,从而对统治者的行政和民众的义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它有两个特点:首先,这种规定是不成文的,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其次,这种规定是约定俗成的,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往往具有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力量。在《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这种道德层面的契约关系并不鲜见,深刻反映着中国早期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     

新教传教士译者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认识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19世纪儒家经典英译的主体,也是西方世界孔子与儒经形象的主要制造者。考察该时期主要新教传教士译者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认识与评价,可知,他们对孔子和儒经的认识,始之于好奇,继之以批评,最后走上"补儒"的道路。早期的译者虽认可儒家的某些实践智慧,但重在辟儒,故着眼于耶儒的差异而好作批判;后期的译者不否定早期译者的批判,但重在补儒,故留心于耶儒会通而多表同情。其间的差异则是他们传教策略转变的反映。     

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意识与文化自觉

现代新儒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凸显和张大了传统的道统意识,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表现为民族精神的认同意识、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和全球语境的弘道意识,转化为对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情怀和自觉担当。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论作为美德的勇敢——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

勇敢是中国先秦儒家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德性细表中共有的一个重要美德。两家都赋予其中庸/中道的限制,并明确指出其地位重要但绝非首要,此相同之处反映了人类早期不同文明所具有的共性;两家赋予勇敢美德不同的运行机制、概念外延和发展曲线,反映了中西两大文明的各自特色和不同走向。     

论儒家之"诚"与网络信任

网络信任缺失和信任危机只是现实生活中诚信缺失的反映,是以网络为媒介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扭曲。儒家”诚”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对风险和利益的考虑,从人的本质的层面上诠释诚信的意义,对网络行为主体信任的建立仍有重要的普适性。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探源——兼论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先秦儒家对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理清忧患意识的源头,以及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有助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     

从自然之物到表现功能——先秦语言意识的发育及儒道比较

本文认为 ,语言意识作为语言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发育过程。在原始人那里 ,语言是自然之物 ,谈不上对它的自觉意识。语言意识的萌生 ,体现为人们意识到语言对世界的纪录、定位作用 ,然后进一步感觉到语言作为人的创造物的复杂、深邃、矛盾 ,乃至去思考它能否承担人所赋予的任务。先秦思想家对语言的这种深入思考 ,在儒道两家的基本态度上鲜明而又各具特色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 ,书面语的广泛使用 ,也刺激着语言意识的发育 ,引发出对语言的操作意识和操作心态。     

东亚视野下的儒家经典诠释传统：黄俊杰教授访谈录

[编者按] 黄俊杰教授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台湾学者.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台湾通识教育学会荣誉理事长.     

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自创立完善后,其中的治世功能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董仲舒适应统治阶层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一套神学化了的新儒学体系。在其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始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使汉代的法律在司法、立法、民事、刑法原则等领域逐渐儒家化。     

儒家的孝伦理:形成与功用

“孝”的观念并非儒家自创,追溯其历史溯源,可发现早在夏代就已经有了孝观念的萌芽.孔子和其后继者在继承前人孝观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孝伦理的内容、拓展孝伦理的作用,从而建立了儒家孝伦理的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以“孝”为中心的伦理政治秩序.随着历史的演进,孝伦理的内涵几经变化,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功用,对此我们应辩证分析、合理定位.     

仁生：儒家“生生之学”的伦理情怀

“生生”彰显了儒家之伦理情怀,这种伦理情怀集中体现于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中,我们不妨将此种“伦理情怀”称为“仁生”.“仁生”可追溯到远古神话之传说以及《尚书》对“生生”的认知,而《周易》奠定了“仁生”伦理情怀之基调.此“仁生”伦理情怀体现在儒家看待生命本原、生命境界、生命历程的一系列观点之中,展现出根本性、共生性、积极性等特质,其对当今社会人之生命观、生态观和生活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儒家忠孝的统一与冲突

忠与孝是儒家伦理的重要道德规范.忠与孝的实践精神、内在动机和实践行为具有统一性,在实践上表现为忠孝两全、忠孝并序、以忠全孝.但是,两者在道德价值选择中却又具有冲突性,主要表现为舍忠取孝、重孝轻忠、舍孝全忠、重忠轻孝.忠与孝的统一与冲突体现了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觉,也是儒家伦理智慧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