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对大学生公平感知的影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考察社会比较对大学生公平感知的影响,并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控制社会比较的方向、不公平程度及有无代价等因素,结果发现,社会比较会影响大学生的公平感知,在向上社会比较条件下,大学生更愿意选择平等选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调节社会比较对大学生公平感知的影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在向下社会比较时更愿意选择平等选项。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公平感知,关注自身利益是否最大化。     

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

经济不平等是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可能抑制、也可能提升阶层流动感知。在梳理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作用机制模型。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影响不同的心理过程,继而对阶层流动感知产生抑制或提升作用;此外,两者关系也会受到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社会因素的调节,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和完善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整合模型。     

流动儿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自尊的作用

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市897名流动儿童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自尊、公正世界信念和问题行为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自尊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自尊、公正世界信念呈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自尊、公正世界信念与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2)公正世界信念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社会自尊调节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公正世界信念影响问题行为的中介路径。社会自尊水平较高时,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显著; 社会自尊水平较低时,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大学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间所起的作用。采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问卷、Rosenberg总体自尊量表、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 对1066名大学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均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自尊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3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教师支持的调节作用

以331名初中生为被试,收集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和父母参与,及学生成绩,以验证父母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业成绩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教师支持对父母参与这一中介作用的调节。结果发现:(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初中生的学业成绩;(2)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预测中,父母参与发挥了中介作用;(3)教师情感支持调节了父母参与中介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初中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分配不平等与政治稳定的结构关系及其政策启示

经济增长与分配的不平等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互动关系,二者的关系不仅取决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而且取决于政府特定的公共政策。导致政府调整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这二者关系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和威胁。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将政治不稳定因素的聚集作为调整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关键性信号。     

童年及当前环境压力对跨期选择的影响:时间感知的中介作用

本文分别以90名和70名大学生为被试,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任务的方式,探究童年环境、当前环境压力、时间感知和跨期选择四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童年环境影响时间感知,相比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更倾向于高估时距。(2)在正常环境下,个体时间感知完全中介作用于童年环境和跨期选择之间的关系,童年环境通过影响个体时间感知进而影响个体的跨期选择。(3)在当前环境压力下,时间感知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时间感知在童年压力与在当前环境压力条件下,对跨期选择的影响作用不同。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新生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基于社会阶层心理和社会标签理论,考察了大学新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贫困生身份及抑郁情绪间的关系。研究采用问卷法在全国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共调查了1042名大一新生。通过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发现:(1)贫困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而在抑郁情绪上贫困生则显著高于非贫困生;(2)大学新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在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贫困生身份对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效应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和贫困生身份的调节作用对大学新生的抑郁情绪产生影响。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创造力的中介和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和安全感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法调查了556名18～60岁城市成年人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安全感、创造力和心理幸福感。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2)性格优势之创造力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幸福感的中介变量;(3)安全感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只有当个体的安全感较高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创造力才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还需要提升个体的安全感,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创造力的发展,并进一步增加个体的心理幸福感。     

中国背景下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

本研究使用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包括心理健康症状学指标、感知到的压力、应对方式、社会适应及主观幸福感）,共纳入104篇文献,151个独立样本和75754名被试。结果发现,个体情绪智力与积极应对、社会适应以及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健康症状学指标、感知到的压力以及消极应对呈现显著负相关。此外,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出版年代、被试年龄、情绪智力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情绪智力与积极心理健康变量的联系强于与消极心理健康变量的联系,且存在较长时期的稳定性。     

当代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以600名农民工为被试,采用自编的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情景问卷以及修订的自尊量表、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问卷,以探讨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考查农民工自尊在其感知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高自尊水平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感知社会支持都极其显著地高于低自尊农民工;（2）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感知社会支持水平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显著两两正相关;（4）自尊在感知社会支持基础上对主观幸福感及两个维度回归效应显著,为二者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     

经济地位和计量地位:社会地位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年龄差异

采用麦克阿瑟梯子启动方法对个体的社会地位比较进行启动,主要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计量地位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用的年龄差异。120名年轻人(27.26±4.80岁)和120名老年人(65.12±6.49岁)参加了正式实验。实验首先测量被试的主观幸福感,3~7天后启动社会地位比较,随后再次测量主观幸福感。社会地位比较分为4种启动条件,即经济上行比较、经济下行比较、计量上行比较和计量下行比较,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其中一种启动条件。结果发现:年轻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地位比较的影响,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社会计量地位比较的影响。由于原有的等级评定方式并未验证启动的有效性,补充实验通过对麦克阿瑟梯子进行改进降低了锚定化的影响,为启动的有效性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本研究验证了主观幸福感悖论,并从社会比较的角度解释了老年人维持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同时改进了麦克阿瑟梯子等级评定方法使其适用于中国情境。     

基于机会平等的分配正义

分配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经济状态,更对人们的社会权利和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分配正义的伦理意义在于:如何在不侵犯社会成员自由的前提下,为人们带来应得的利益,保障、捍卫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在社会的层面上,平等是分配正义的首要伦理价值。福利、资源、权利(能力)都是分配的主要对象和领域。福利平等、资源平等、权利(能力)平等,似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正义分配的依据,但又都面临着各自平等理论的困境。文章从机会平等的角度,对分配正义进行了理解、研究和考察,并且构建了复合机会平等分配体系,力图实现作为机会平等的分配正义。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嫉妒与“感知的不平等”——对“红眼病”和“仇富心态”官方话语的研究

嫉妒是在两方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比较而产生的。关于嫉妒与不平等的理论多从被嫉妒方"不应得"的强势和嫉妒一方"得不到的"弱势两方面进行讨论,本文则着重考虑了影响嫉妒的多元因素,以及"不应得"的强势与"得不到的"弱势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下,将不同社会背景下对平等的期待、强势和弱势地位的是否应得、自身的无力感以及与他人比较所得的被剥夺感都纳入分析框架,并称之为"感知的不平等"。从1980年代盛行的对"红眼病"的讨论到2000年出现的"仇富心态"再到2013年出现的"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不均等累积都使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他人及自身的优劣势的理解在过去的三十几年内-至少在话语层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对《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刊登的有关眼红和仇富报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阐释针对嫉妒的官方话语如何通过批判"眼红"和"仇富"来影响不平等的感知、认知和接受程度。     

童年贫困与晚年认知老化：加速还是延缓?

童年贫困与晚年认知老化的关系尚存争议。有的研究表明, 童年贫困会加速个体的认知老化,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童年贫困会延缓个体的认知老化, 这与社会流动性起到的调节作用有关。对于童年贫困个体, 低稳定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下流动(即长期贫困)会使逆境产生的消极影响不断累积, 从而加速个体的认知老化; 而心理韧性高的童年贫困个体, 可能会促使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 这会增加个体的认知储备, 并提升特定认知能力, 进而延缓认知老化。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该探讨童年主观贫困与认知老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童年贫困对不同认知能力老化的影响, 也应关注童年贫困与晚年认知老化关系研究中的幸存者偏差效应。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外向性的调节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以山东省济南市、莱州市的935名初二和高一学生为被试, 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追踪研究, 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的教育规划和职业规划之间的关系, 检验了外向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及其性别差异。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正向地预测青少年T1和T2时的教育规划以及T1时的职业规划;(2)外向性水平越高, 青少年教育规划和职业规划水平越高, 但是这种预测作用不存在长期性;(3)外向性能够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规划之间关系, 且这种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职业规划之间不存调节作用。这表明, 外向性不仅能够直接保护青少年的未来规划, 而且能够抵抗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未来规划的不良影响, 但是这种压力抵抗效应在不同性别、不同未来规划的领域之中存在差异。     

对付出-回报失衡理论的推进——基于经济报酬对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

付出-回报失衡作为职业健康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模型,具有跨文化、跨职业、跨时间的一致性,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但经济报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鲜有研究。本研究基于付出-回报失衡理论,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检验了48712名教师症状自评量表横断历史分析的结果和薪酬统计数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1998~2009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9个因子均值上升了12.7%至18.5%,躯体化、抑郁为中等效应,其余因子为大效应;2009年之后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改善,除敌对因子外,其余8个因子均值下降了0.1%至2.8%,躯体化、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为小效应,其余4个因子未达到小效应。性别对教师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职业类别对教师心理健康影响显著。(2)经济报酬显著影响心理健康。经济报酬与强迫等心理因素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N期的经济报酬显著影响第N+1期的人际关系、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因子和第N+3期的强迫、偏执、抑郁因子。本研究应用症状自评量表横断历史分析结果及薪酬统计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揭示了经济报酬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在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较长时间内,经济报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仅显著,而且呈现出平稳性,研究结果推进并丰富了付出-回报失衡理论。     

社会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进展

国内外有关民族、文化、生活环境、社会支持、社会阶层、经济收入不均、社会资本等社会因素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表明这些社会因素都与心理健康之间有明显关联,不同的社会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有关社区环境因素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国外社会流行病学的研究热点,国内这方面研究较少,值得深入探索.     

大学生经济信心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生涯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采用经济信心问卷、生涯自我效能感量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贝克焦虑和抑郁量表,对23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大学生经济信心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生涯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经济信心与生涯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抑郁显著负相关,生涯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与焦虑、抑郁显著负相关。大学生经济信心对其主观幸福感和抑郁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大学生生涯自我效能感在经济信心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在经济信心和抑郁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此外,大学生生涯自我效能感传递了经济信心对焦虑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