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视野下的船山心性学--以《读四书大全说》的大学部分为中心

本文力图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看船山的《四书》诠释。作者认为:船山读《大学》说,其中以正心说和诚意说为其核心,呈现出其独特的心性-工夫论。船山有关《大学》的讲法,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诺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但顺承程朱《大学》解说的脉络,延续程朱大学诠释的问题性,吸取程朱许多的诠释学资源,同时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提出广泛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大学》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的一部分,其心性-工夫论虽未及开展到清代儒学以接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但在儒学思想史上确有其意义。     

他人和“中间”世界

什切潘斯基(Jan Szczepański)博士,是波兰科学院副院长。在本文里,他试图总结一种所谓关于“他人”的通俗哲学,从而提出一些关于人、人性的新看法。他认为,他人是我存在的条件,离他则无我。反之亦然。在我与他之间有一种“中间”关系,即他称之为“奇怪的空间”。人之善恶并不是天然就在我或他之内,而是在于这个地处我与他当中的“奇怪的空间”之中。作者进而提出三个世界论:外在的物质世界、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及在这二者之间的“中间”世界;后者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而是“社会性的”,因此又称为社会世界。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都来源于此。三个世界——人类存在的三个方面涉及人的生活的全部范围。一个完人是善于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人。作者又认为,人需要全面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否则,就不能全面理解自己的人性。可是,人的内在世界(对他人)是密封着的,看不透的;所以,作者得出结论:人从来就不能够采取完全人性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什切潘斯基的“中间”世界论,使人想起马赫和詹姆士的非心非物的“中间东西”。两者似不无渊源关系。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论陆王心学中可能诱发“异端”思想的因素

朱熹曾严厉指责“陆氏之学”“断然是异端 ,断然是曲学 ,断然非圣人之道”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在晚明 ,一些程朱派学者也曾指责王学为“异端”、“异学”。到清初 ,又流行一种王学亡明论。程朱派大儒陆陇其说 :“明之中叶 ,自阳明倡为良知之说……其弊也至于疡轶礼法 ,蔑视伦常 ,天下之人恣睢横肆 ,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 ,不亡于朋党 ,而亡于学术。” (《学术辨》上 ,见《三鱼堂文集》卷二 )何谓“异端” ?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曾有过一个颇为简括的定义 :“异端 ,非圣人之道 ,而别为…     

“排击孔子、别直褒贬”的思想家李贽

他是个怪人,程朱理学帮助他走上仕途,后来,他站在理学的对立面,向传统的儒学礼教挑战;他辞官不做,归隐园林,过起亦僧亦俗,僧俗不二的居士生活。人们以他为“异端”,他以“异端”自居。他是谁？他就是明末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     

范浚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儒范浚的理学思想涉及心性论、工夫论和宇宙论。其心性论提出"性命心仁无二"、"止而觉"谓仁、"天下一性"等观点,近陆王而与程朱一派有所分别;其工夫论提出诚与不欺、思与敬、慎独与自牧、知耻有悔、学与养等存心、尽心、尽性的观点,又使他与程朱一派有所联系;其以"太一"论宇宙生成,以"皇极(大中)"论本体,有别于朱熹对"理"形而上的单向度认识。范浚的理学思想,善于直面问题本身,独立思考和判断,堪称两宋之交一位独特的儒者和思想家。范浚以及与之类似的基层思想者,是催生南宋儒学思想高峰到来的文化潜流。范浚应该被思想史和哲学史重新认知。     

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

“美学”一词的中文发明者似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 Ernst Faber)。 1 873年 ,他以中文著《大德国学校论略》,称西方美学课讲求的是“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并谈到美之所在者有“绘事之美”、“乐奏之美”等七论 ,言美“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这大概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美学的最早文字。1 875年 ,他又著《教化议》一书 ,认为“丹青、音乐”二者“皆美学 ,故相属”,若将此处的“美学”一词与前书美之所在者七论并视 ,便可见此词已大体是现代意义上的使用了。在花之安发明“美学”一词前后、传教士和中国人所编的英汉字典…     

试析康乾时期清廷对待程朱理学的矛盾心态

康乾时期,清廷一方面利用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为其合法性作论证,凸显程朱理学"正人心"思想;另一方面又打击道统论中所蕴涵的与治统相对抗的精神,难以容忍程朱理学的"正君心"思想。在对待程朱理学的问题上,清廷始终在道统与治统之间处于矛盾心态。为了消除程朱理学的"弊端",清廷又开始提倡汉学。所有这些策略最终加速了理学走向僵化的历程。     

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曾国藩哲学思想四题

的大业,既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冀借西学以自强,不仅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哲学上也有所作为,丰富和发展了晚清理学的狭小范域。一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是在儒学诸多的学术层面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膺的是理学,在“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中首推“义理之学”。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     

麇鹿

有一只麋鹿感到十分痛苦,因为它的角似鹿但它又不是鹿,头似马但它又不是马,身似驴但它又不是驴,蹄似牛但它又不是牛,所以大家都叫它“四不像”,这只糜鹿在森林里处处遭到其他动物的嘲笑。它痛苦地想：“要是我完全长得像鹿,或者像马,或者像驴,或者像牛,那么这些动物都会把我看做是同类的,为什么老天偏偏把我长成了这副模样啊？”     

21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研究综述

20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50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     

中国水墨人物意象造型中的“似与不似”

意象造型是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主要特质,其表现手法为写意,既不是单纯模仿客观来追求"形似",也不是纯粹主观臆造。中国画的意象造型是处于一种"似与不似"间的艺术状态,而这种"似与不似"的造型观念体现在中国画的每个门类里,其中就包括中国水墨人物画。从传统发展到现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作品中都体现出了这种意象造型观念,20世纪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观念传入中国并融入水墨人物画造型之中,使得现当代的水墨人物在追求"形似"的方面产生了巨大改变,但同时中国水墨人物画家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和继承着中国传统绘画造型规律,即"似与不似"的艺术规律。     

从形似到神似——谈梁楷的水墨人物画的衍变

宋代是中国"写实"绘画的巅峰时代,但又开"写意"绘画之先河,其中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画家当梁楷莫属。他的减笔人物画对于同时代以及后世绘画在技法材料运用、视觉语言创造、意识形态发展的意义均是开创性的。梁楷的水墨人物画艺术在追求形似的大环境下异军突起,从形似到神似的过渡使人耳目一新,为停滞不前的宋代绘画增添几分活力,并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征为后代所标榜。     

顾宪成之性命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主要讨论顾宪成对于性、命二者关系的看法。"天命"思想在顾宪成的思想中很重要,认为这是学问的"大头脑",是源头所系。他论性命主要依托于对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二条的解释。然他论性命与孟子之意甚相反,主张性命交关,孟子则主张区别性命。顾宪成之性命的含义与孟子不同,与程朱也不同,特别是命的含义差别最大。孟子犹以命为命数之命,为在外者;而程朱则逐渐转向以气质论命,把在外之命归于在人身之气质;顾宪成所谓命则为先于性者,为"天命"之命。性、命二范畴在他的思想中有着特殊的界定和重要性。     

文学作品的插图与审美心理

插图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它与人们的审美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还包含了间接形象与直接形象之间的奥秘,神似与形似之间的艺术辩证法等。从审美的高度来为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文学名著创作插图,是十分必要的。     

试论宋明“诚”论的发展

宋明“诚”论以周敦颐的“诚”论为逻辑起点。周敦颐以“诚”为宇宙本体“无极”体现于人和万物所形成的人、物之性。嗣后,程朱以“实理”、人性或“实心”规定“诚”,陆王则以“本心”或“良知”规定“诚”。与此不同,张载把“诚”规定为“天道”、“天德”及其二者的统一;胡宏又赋予“诚”以真理性认识的规定;最后王夫之总其成,把“诚”规定为“实有”,并多层次地将其展开为“实有”之体、“实有”之性及其二者的统一,从而对宋明“诚”论作了理论总结。至此,宋明“诚”论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并大致体现出如下共同的理论特征:把“诚”的规定从天道引申到人性,最后使人在“诚”的道德境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自觉。宋明“诚”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认识前进运动的一般规律。     

王船山于程朱对《正蒙》“清虚一大”诘难之驳正

二程以“清虚一大”批判张载《正蒙》之天道观,朱子承接并发展了二程的观点。程朱范式下对“清虚一大”之批判主要有三个向度：认为道体须赅括清浊、虚实,而张载以“清虚一大”言道体则多有偏滞;作为形而上的道体不应以具体性状而言之,因此“清虚一大”是形而下者;“清虚一大”有堕入异端的危险。船山对此一一回应：“清虚一大”是通过清浊、虚实之对立以言道体,因而是圆满自足的;形而上者并非程朱所言的无形之物,而是实有其体,又是实有其用;张载之言是对《周易》的阐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不可以异端言之。程朱与船山处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对“清虚一大”之判释看似截然不同,实则都是在为儒学正本清源,程朱之批判是基于撇清儒学与异端之界限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则基于将儒学重新拉回到关注现实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具有鲜明的实学倾向。     

京崩脸谱审美艺术在现今生活中的应用

京剧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戏曲,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京剧胜谱是京剧艺术魅力的直接表现,它的形成过程也像京剧一样,吸取了很多地方戏曲剧种的特点,京剧脸谱是当今戏曲舞台上谱式最多,最完整的脸谱体系,是中国戏曲文化现象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容。中国画中“重神似”而“轻形似”的美学思想,被运用到戏曲脸谱中。脸谱中的“离形”（拉开与自然物象的距离）、“取形”（以变形的装饰化的手法取自然物象之形）、“传神”（传人物的性格、神情、心理、品德之神）,就是中国画中“遗貌取神”的“重神似”的美学思想的体现。     

多难兴学创新不已——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

张岱年(1909.5.23~2004.4.24)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一代宗师。他又是一位毕生以教育和学术救国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张先生毕其一生,执教杏坛,桃李满园,勤于创新,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奋力著书立说,创建“合三为一论”体系,以报效祖国。如他所述:“1933年我著文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载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