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新哲学”

历史根源:“新哲学”是1976年6月正式诞生的,当时在《新文学》评论上首次使用“新哲学”这个名称来评论当代几位青年思想家。自从“新思潮”的发起者之一B.H.勒维提出这个名称以来,就变成一个正式称谓了。从那时起,几位被视为“新”派的哲学家就拒绝承认他们的观点是与这种思潮相一致的,而另外一些人则只反对“新哲学家”这个称号。因此很难确定谁属于这个“新思潮”,而且在哪一方面属于这个思潮;特别是已经出现了这个新学派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评论者、甚至史学者。一般认为以下这些人属于“新哲学家”:J.P.多勒、P.内莫、M.盖林、C.让贝、G.拉尔德罗以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伦理实体的宗法模式与唐律的内生逻辑分析

关于“一准乎礼”法理逻辑的伦理建构,是从纵深层面探究唐律礼法融合的内在进路,以动态式的概念推演来揭示唐律的法理逻辑渊源.具体而言,就是以“仁”作为“一准乎礼”的论证基点,以“仁者人也”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法律终极诉求,从而催生出“己、家、国”之实体层面的逻辑递进性,这是以“仁”一“己”之间的规定性为逻辑起点、以“家国一体”为法律运行环境而构建“一准乎礼”法理逻辑演化的载体形态.     

《周易》家人卦的家道要旨

《周易》家人卦的家道理论体系,由立家之道、安家之道和兴家之道构成,且三位一体而又层层递进。立家之道,源于“阴阳变易”之化生原理,宏于“阴顺阳威”;付之践行,始于“闲邪未蒙”,功在“厉威勿纵”,誉于“顺德利贞”。安家之道,据于“允执厥中”的象位原理,适于“中正合宜”;履之于家,固于“持守正道”,毅于“谨遵中德”,成于各安角色。兴家之道,基于“民安国泰”的系统法则,旨在“家齐国治”;行之于家,寓于“王假有家”,系于交感互爱,遵于唯变所适。整个家道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有机统一的整体,极具系统性与辩证性。     

“家”的衰落

“家”的衰落竹田纯郎在《伦理学与文化》第一辑上撰文认为,伴随着日本社会急速的近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日本传统的稻作农耕社会的“家”的观念也衰落了。“家”是人们共同生活、活动、祭祀的场所。首先,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家”解体了,即“家”变成了小型化或核...     

论程颐“以公言仁”的政治向度——以王安石公义政治观为参照

程颐通过“以公言仁”将“仁”与“公”直接关联起来,以“仁公”取代“义公”,以“仁”摄“义”,取消“义”对“仁”的支配性。这重建了“仁”尤其是“亲亲”之公共性和根本性,改变了旧有公私话语中公义的主导地位。这也决定了其家国论的构建不同于王安石的公义政治观：第一,家而非国才是共同体秩序得以生发的根本,是以组织家国之法在于以宗法联合万家,而治国之方则是修德而后“由身及家而治”;第二,国家干预私家之行为必须以维护家庭人伦和谐为目的才具有合法性;第三,在处理家国冲突时,要兼顾忠孝恩义,并以门内人伦为重。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试析孔子的和合思想

据古文字学家研究,“和”与“合”两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单独出现,可见中国古代早已产生了“和合”思想.“和合”一词在古书中曾多次出现:《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散,以保于百姓者也.”《墨子·尚同》:“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有和合.”《韩诗外传》三:“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后来的管子、墨子等思想家也都采用,并非儒家独创,但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确是较集中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谈谈“道家”和“道学”

“道家”和“道学”在历史上曾是何种意思,尤其“道学”究竟是宋明理学家首先使用的专有名词,还是道教原有的词汇,不可不加以辨明。在古代,“道家”往往就指道教,甚至使用频率远过于“道教”。道教经典或入“神仙家”类,或入“道家”类。汉代学术分类,把专门论道的归入道家。《     

简讯

1964年10月22—24日,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会举行了第三届年会。其中,第1次会议由А.古尔维奇担任主席。J.埃迪作了题为“现象学家维廉·詹姆士”的报告。第2次会议由C.施腊格担任主席。P.里格尔作了题为“存在和圣经注释学”的报告。第3次会议由G.A.施累德尔担任主席。发言人有J.康普顿:“自然科学和自然的经验”;W.厄洛:“本体论的自传”;C·科特尼:“现象学和有神论:试论亨利·杜摩利的解释”第4次会议由Н.斯匹格伯格担任主席。     

女人是家

生活中,我们把女人称为“女人家”,非常通俗亲切的称谓,让女人富有了“家”的概念,女人就是家的载体、家的含义。没有女人,家就只能是一个生硬的建筑,没有女人,家就不会生动起来。女人是家,有女人才是真正的家。     

“养中”与“格物”:蔡汝楠对王、湛之学的融通

甘泉学派是中晚明与阳明心学分庭抗礼的存在。两家虽然学术宗旨相异,但并非泾渭分明。不论阳明后学还是甘泉后学中,一直有主张融通的声音。本文以甘泉后学中以往学界缺乏研究的蔡汝楠为例,通过对其“养中”与“格物”观念的分析,探讨其对于王、湛两家之学的融通。在蔡汝楠看来,其“中”与“养中”的观念可以消解“良知”与“天理”之间的紧张,使得本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得到统一;其“格物”观则可以将“致良知”和“随处体认天理”统一起来,避免双方之间的彼此攻讦。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蔡汝楠的“养中”和“格物”,正是颇能体现其自觉融通王、湛两家思想的观念。     

“家国一理”与“家国殊等”——王船山“理一分殊”视域下的家国关系重构

王船山以“理一分殊”说作为处理家国关系问题的基本视域,对朱子“家国一理”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家国殊等”说以驳斥阳明学。在船山看来,“理一”仅仅是人道“继善”的倾向性,“分殊”则是抽象的继善倾向的差异化人道实践,“家国殊等”就意味着国-天下层面的政治实践有其独立性,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以“絜矩之道”为原则实现制度构建。船山在继承理学传统强调天人相继的连续性的基础上,申明“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更为着眼于人作为一个群类整体的“人道”秩序的真实。     

浅谈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观

浅谈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观赵崇田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向来重视家庭教育,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家齐而后国治”是许多思想家政治理论的基础。家庭历来被认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道德教育,更历来以家庭为中心。历代思想象、教育家留下许多这方面的著作...     

谦卑低头

有两个邻居，张三和李四。张三家常常吵架，李四家却从来不吵。张三就问李四：“奇怪!老李，你们家怎么能够不吵架呢？”李四回答：“你们家所以会吵架，是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所以不吵架，因为我们家都是坏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认为自己对，     

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下的家内关系就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而言,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家庭法哲学中“爱的辩证法”的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内伦理关系中,“实体性的同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在夫妻关系中表现为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伦理结合,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呈现出生身养育、报本反始的伦理施报结构,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达成了友爱平等的伦理平衡。然而,夫妻关系中的“别”“异”、父母子女关系的“异形离质”、兄弟姐妹关系的“分形连气”都表明家庭伦理精神的“实体性的同一”内在地存在着“伦理性的裂解”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可能。这种家内伦理关系所体现的个体与实体的辩证运动为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形态的历史演绎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动力支撑。     

儿童早期智力开发中的偏差

关于儿童早期智力开发问题.国内外教育家、心理学家曾做过大量的实验和研究,大家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例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教育的基础主要是5岁以前奠定的,它占整个教育的90%.”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到4岁时,其智力已经发展了将近50%,另外30%到8岁时发育完成,其余的20%到17岁时完成”.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则强调:“儿童出生后头三年的发展,其程度和重要性,超过儿童一生的任何阶段”.……这些论断都说明,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决定一生的成就,若早期教育的基础打得好,以后的发展起点就高,成才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由此可见,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令人担忧的是.不少的家长和教师并真正理解“早期智力开发”的含义、致使对儿童的教育和智力开发出现种种问题和偏差.     

先秦齐地“方士文化”及其价值判断

方仙道是在古老的“长生说”和海外仙境说的影响下形成的,以追求长生、得道成仙为目的的宗教形态.那些自称有长生术和神异术的人士,被称为“方士”；他们所从事的长生术和神异术,被称为“方术”.春秋战国时期,在燕齐一带逐渐形成了以追求神仙不死为目的的方士集团,他们以此作为谋生手段.从战国中后期到汉武帝时,神仙家与帝王相互鼓动,掀起中国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药的狂潮.     

儒法道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以儒、法、道三家为最有代表性。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其核心是“心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其核心是“力治”;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其核心是“天治”。三家治国方略各具特色,亦各有不足,在政治实践中应兼采并用,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三家治国方略虽称发达,却仅属于“治道”,属于管理学范畴,而于“政道”甚少涉及,这与中国古代严酷的专制主义政治有密切关系。     

“鬼眼看鬼”——论李贺“鬼诗”的抒情视角

李贺“鬼诗”有独特的抒情视角,即“鬼眼看鬼”.“人眼”看鬼,人觉可怖;“鬼眼”看鬼,鬼显可亲.在李贺的“鬼诗”中,人有死气,鬼有活气;人为客,鬼为主;人觉寒,鬼觉暖;人有恨,鬼有情,死神在李贺笔下变得可爱可亲.李贺的“鬼眼看鬼”与他的悲惨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苟活的现实世界根本不属于他,只有在诗中的“鬼世界”才能为绝望的心灵找到一个温暖的家.而这,正是李贺诗心之隐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