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伦理学交流的新领域:道德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80年代以来中国伦理学家开始讨论的道德和经济关系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显得更为迫切、更加重要。《哲学研究》开辟了“商品经济与道德进步”的专栏,“编者按”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发展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地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果如此道德进步又从何谈起;市场与道德、效率与公平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道德是以何种特有的方式来把握和参与现实生活的。编者认为,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挑战,伦理学家需要面对经济改革的现实,从抽象的思辨回到具体的实践,揭示出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内在…     

对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的几种看法

近年来,对商品生产的急速发展与社会道德领域消极现象的关系问题,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第11期以及1987年第9期,先后发表了王锐生《商品发产和道德进步》、张博树《也谈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陈瑛、朱勇辉《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之我见》三篇文章,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现摘要如下: 一、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的关系 为了弄清社会道德消极现象与商品生产的关系,三篇文章都首先对商品生产的性质、特征和社会作用展开了探讨。王锐生同志提出为了研究的方便,在思维中应该区分“作为生产方式的商品生     

李大钊道德观刍议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向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等腐朽的伦理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批判。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道德领域的论争日趋激烈。为了巩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年间先后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文章,力图对道德领域的变革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反映出李大钊关于道德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尤其是《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李大钊道德观的基本内容。 李大钊的道德观,是围绕着对以下几个重要的道德问题的论述展开的。“道德是什么东西?道德     

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之我见——兼与张博树同志商榷

近年来,商品生产的急速发展和社会道德领域里大量消极现象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继王锐生同志发表了《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之后,张博树同志也写了《也谈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11期,以下简称张文)的文章,对王文多所论驳。张文认为,商品生产的一般要求乃是建立在价值关系基础上的从求生劳动到求利劳动的转化,而这种要求不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所左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道德演化的“二律背反”势所难免,即一方面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私有意识的膨胀。与此同时,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不可避免,经济发展注定会影响甚至阻碍道德进步。这些观点是有代表性的。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也缺乏必要的理论根据,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也谈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兼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怎样看待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的关系?这确系一个大问题。读了王锐生同志的文章《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以下简称王文),不无启发之余,又总有些恍然若失的感觉。思忖再三,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一方面就教于王锐生同志,另方面亦供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参考。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经济道德解读

《手稿》是一部经济道德内涵丰富的马克思早期著作。对这部著作作经济道德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手稿》进行了经济道德解读:一是经济事实与经济主体及其关系的价值分析;二是异化劳动导致劳动关系的非理性化;三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道德缺损;四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悖论。     

社会主义经济道德初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经历着分化与重建的“阵痛”。由于缺乏明确的伦理价值导向,对于新的道德观念的评价及其价值目标的选择还常常感到困惑:“经济人”与“道德人”能够相容吗?整体发育与个体发育,平等与效率能够统一吗?如何分析和评判人们经济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这些问题的提出,就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经济道德。 第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道德的意义。首先探讨了经济道德的一般内涵、地位及其存在的依据。通过对经济生活中各经济主体之间复杂利益关系及矛盾的分析,找到了经济与道德的契合点,进而概括了经济道德的一般内涵,即经济道德是在经济领     

善恶矛盾是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吗?——对兰秀良同志质疑的质疑

《国内哲学动态》和《伦理学与精神文明》的第一期都刊登了兰秀良同志的同名文章《关于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问题》(以下简称兰文),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关于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的表述提出质疑,并提出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是善恶矛盾。我们就此提一些不同看法,期望得到教正。兰文认为,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是在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解和处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行     

试论“道德主体”能否作为道德范畴

《道德与文明》1987年第一期登载了“‘道德与人的主体性理论’观点综述”。在“观点综述”中一共综述了四篇文章的观点。通过阅读这几篇文章,感到文章的作者们主要是强调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自觉的人应该“发挥自己作为道德活动的主体的创造性”,个人“既对集体负有社会义务,又享有集体中的个人权利”。这个基本思想是对的,但对有的文章中出现的“道德主体”的提法,我认为值得讨论。 第一,“道德主体”要作为伦理学范畴有点不妥,因为“道德客体”不好确定。     

当代生态学视界与科学历史观的深层逻辑——关于人与自然、技术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哲学辨识

自从本刊去年第10期发表《“社会科学与发展问题”征文启亭》并以此为主题开办专栏以来,引起了理论界的浓厚兴趣。从讨论的情况看,发展问题与哲学历史观的关系,似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篇文章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考察当代生态学的思维成果,并分析批判了所谓“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责难。应该说,这是一种有启发意义的尝试。进一步的研究似乎还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搞现代化建设,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同时,有效地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消极后果(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文明与文化的矛盾等),进而减少或克服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阵痛”现象?如何认识发展科学技术与合理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的关系及其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理解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人与物、公平与效率、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经济增长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如何看待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问题(代价的实质、代价与历史进步的关系、代价是否可以避免)?如此等等。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交往的普遍化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搞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一项史无前例、今无范例的伟大创举,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在于:既要吸收、消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要承担起解决生态、环境、人口和就业等全球性问题的历史使命;既要加速经济增长,又不可能将全球性问题置于尔后再去解决。(问题还在于,当下置之不顾能否保证经济增长的持久?)因此,发展问题、全球性问题从一开始就是由当代社会实践提出来的,其解决,最终也只能借助实践的方式。不言而喻,这类问题的实践意义上的成功解决,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认识上的差异,归根到底,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显然,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同时,严肃的理论创造也应尽量避免那种回避问题实质,对现实生活作隔靴搔痒或“起哄”式议论的主观主义、浮躁之风。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完整、准确、深入地理解科学历史观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当代社会实践,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一定会有较大的进展。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一切蔑视理论思维,主张“哲学无用论”的糊涂观念的有力回答。     

评判道德进步的七种不同标准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道德进步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题”。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评判道德进步?对此,学术界展开了不同观点的探讨。现述要如下。 (一)生产力标准说。该说认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被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并为一定的经济关系服务的。因此,道德的进步性就在于是否同当时生产力所要求的那种最先进的经济关系相适应。尤其在今天,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它也无疑应成为检验道德是否进步的根本标准。只有坚持了这个标准,才能避免对道德评价的主观随意性,使道德标准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可靠性。     

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趋势

本刊于1984年第12期发表了孙凯飞同志的《系统规律深化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规律》一文,提出当代新科技革命“正在引起一场哲学革命”,系统规律“深化发展了辩证法的规律”,“把唯物辩证法规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些讨论文章,并在1985年第4期发表了张华夏同志《论唯物辩证法与一般系统论的关系》一文,作者认为系统论中有五条规律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将唯物辩证法推向一个新阶段”。为了促进这一讨论,本刊设了“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关系问题讨论”专栏,还于同年第9期发表了《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关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综述》,简介了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看法。 从哲学界和科技界对系统论与辩证法关系的研究和讨论情况看,意见还很不一致,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什么样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现代系统论等横断学科提出的带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就是这样的规律?论述系统规律是辩证法规律的同志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系统规律是普遍规律,它存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之中。那么是否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的规律都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等等。这说明,关于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还有必要深入展开讨论,以使各种不同看法的同志进一步交换     

从改革的全局出发深化对当前道德问题的研究──“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学术座谈会述评

由改革实践提出的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各个人文学科都有所涉及,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倡言,就建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切实有效地加强道德建设展开讨论。当前道德上反映出来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正是改革所应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应孤立地就道德本身抓道德。而应把道德建设问题置于改革的全局中研究解决。为进一步推动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并发展和丰富唯物史观,《哲学研究》编辑部于去年1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     

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

今年八月份的《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许启贤《关于道德的阶极性与继承性的一些问题》和吴晗《三说道德》的文章,就道德的阶级性和统治阶级的道德可否继承等问题展开讨论。吴晗曾在《前线》杂志1962年第10期和第16期上发表《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文,谈到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许启贤表示不同意吴晗在上述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首先,他不同意吴晗关于“阶级的道德也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观点,他说,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由于敌对阶级的存在,总是有     

道德形而上学与现实─—与何中华同志商榷

何中华同志的《试谈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以下简称《试谈》）,从终极关照角度,提出了一种以“自律”为本质、以“只为行善而行善”为动机的道德尺度,在人们欲得利而求之、求又常陷无度量分界的今天,有积极意义,但其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否定和市场经济与道德互斥的结论,未免过于消极;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间接统一和“严格划界”的论述,也显得无力,难圆其说。窃以为,这与作者采用的道德形而上学方法有关,与如何处置道德形而上学和现实的关系有关。本文就此谈些粗浅看法,求教于何中华同志。我同…     

主体价值在经济与道德关系中的地位

主体价值在经济与道德关系中的地位杨一民,杜建国一有些人在对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审视中,总是难以走出“二律背反”的两难处境,似乎经济与道德的一方发展必以限制对方的发展为条件。他们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以经济为主而使道德屈从于经济的发展呢还是相反？从形式上看,...     

关于道德问题的某些新思考——《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评介

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以下简称《伦理学》),篇幅不算长,但是却提出一些新问题,并对某些“人所共知”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对我们深入探讨伦理学的许多理论问题颇有启发。譬如说,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它的特殊性何在?它与真理和美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伦理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它认     

中央团校召开经济改革与道德进步理论讨论会

中央团校前不久召开了经济改革与道德进步理论讨论会,同志们结合教学和工作的实践阐述了自已的理论观点,并且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发言的同志一致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一项马克思主义原则。物质利益当然包括个人的物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拓新之作──读《经济伦理学──市场经济运行中道德问题研究》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拓新之作读《经济伦理学市场经济运行中道德问题研究》张晓飞由唐能赋教授与他的学生合作完成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课题《经济伦理学——市场经济运行中道德问题研究》一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作了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