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佛乐与相关佛教政策以及信仰倾向的关系——以《献佛乐章》等佛乐为例

佛乐是佛教传播中的生动内容,但佛教发明地印度的佛乐并未随佛教传入中国,即所谓"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因而,中国佛乐也就特别能体现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些特点。其中,佛教政策及信仰倾向与佛乐的相互关系,便是比较有探讨意义的一个方面。而明初佛教政策及流行佛乐都是比较有典型特点的事例。本文即梳理了明初佛乐创作及其与佛教政策和时代信仰倾向的背景关系,并对明初相关礼乐的认识及佛乐的时代性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明洪武朝瑜伽教僧规范化历程及其原因探究

明代洪武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极为关键的转折期。龙兴寺是明洪武时期教僧专职化以后,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实践官方规范化的瑜伽科仪真言的应赴教寺,寺院住持文彬即是当时瑜伽显密法事的主要修订起草人。明初瑜伽法事规范化,既有以佛教慈悲清净、"因果报应"之说来净化世道人心、辅翼国家治理、维持社会安定的政治层面的考量,同时又有满足社会各个阶层需求,以宗教精神慰藉人心的特殊需求。     

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明太祖对佛教实行既整顿和限制、又保护和提倡的政策。其中,洪武前期侧重于保护和提倡,后期则着力整顿和限制。明太祖佛教政策的产生,不仅有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喜好有密切关系。明太祖佛教政策的实施,维护和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促进了明初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百姓生活的改善,但也给广大百姓套上更加沉重的封建枷锁;使明初佛教迅速恢复和发展,促进了佛教诸宗的融通,奠定了后日僧寺分立制度,加剧了佛学的衰微。     

一部明代佛教史研究的力作——读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

明代由于对佛教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致使佛教的发展大为衰退,特别是佛教义学,基本没有多大的发展。由此,学者们对明代佛教的研究,涉猎较少。最近,台湾学者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的出版(北     

论唐代的佛教管理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以《唐会要》为研究中心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繁盛阶段,亦是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基于佛教势力的极度膨胀,统治者出于政治需求,加强了对佛教的政治控制。《唐会要·释教上下》从制度因革的视角,阐述了唐代统治者立足于佛教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的佛教政策,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这些政策以及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代佛教发展     

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

明代佛教方志是研究民间信仰佛教化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本文通过大量明代佛教方志的记载,探讨了明代寺院供奉民间俗神的种类、空间分布,分析了明代佛教寺院僧众从内心上接受民间俗神的真正原因。明代是民间信仰与中国佛教完全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清代、民国以至现当代民间信仰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从明初庐山佛教信仰嬗变看国家宗教政策取向

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的现实关联。明初扶持正统宗教与镇压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政策使庐山传统佛教信仰中心——东林寺由修复走向没落。而帝王在庐山的神灵塑造活动使天池寺骤然兴起,地方信仰在此基础上得到重构。明中后期,庐山天池寺的国家祭祀活动逐渐泛化为普遍的民间信仰,天池寺成为新的地方佛教信仰中心。这一个案说明明初宗教依附于政治,神权从属于皇权的政教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国家强化宗教控制的过程中,庐山佛教信仰中心的空间转换与信仰重构使地方信仰成功纳入新兴王朝规制之中,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宗教及地方社会的有力控制。     

《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与明清全真道宗派“字谱”

本文通过对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拓片进行考察,并结合对其他相关史料的研究,认为:"全真七子"各自的宗派字谱在明代嘉靖年间就已经完整地出现,而传说由元世祖钦赐全真龙门派的20字诗文之"意义"则可能早在明代永乐甚至洪武年间就已经发生变化。全真道的宗派字谱的出现,一方面是其教团内部师承混乱而致其有强化内部各系统"认同"的需要;另方面则与明初朝廷加强对佛道二教管理的政策以及颁行《周知册》的措施有关。     

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研究

明代成都地区稳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所以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也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并一直持续到明末。在明代成都地区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楚山绍琦这样的高僧,同时寺院庵庙的发展也比较繁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成都大邑县雾中山佛教在这个时期达到极盛,成为成都地区佛教中心之一及蜀中佛教圣地。不过,明末战乱对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破坏,成都地区佛教的复兴是进入清代且社会稳定后才开始的。     

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特点

峨眉山早期是道教尊奉的名山,后来成为普贤道场,并逐渐发展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在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明代是峨眉山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本文以明代峨眉山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著名高僧的事例为代表,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元明之际江南地区的佛寺与僧众

元明之际江南地区的寺院、僧众遭受兵火打击,寺院损毁严重,僧众逃离,僧人觅地自藏之行为反映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元朝皇室的崇佛政策,使得江南佛教和僧众成为受益者,故而在战乱之初僧众表现出依赖乃至投靠元政权的倾向,而战乱后期一些僧人出于民族上、文化上、情感上与反元势力相近的缘故,选择了接受反元势力的庇护。元末江南佛教生态环境的变化,既受政局嬗替和思想变迁的影响,也为明初佛教政策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陈献章与道教和佛教考

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先驱,提出著名的"静中养出端倪"之说,其心学思想与道教、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即对陈献章与道教、佛教的交涉加以梳理和描述.     

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

本文根据明代贵州发生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同时结合地方史志和碑刻文献,对梵净山《敕赐碑》进行了比较深入地考证和研究。本文指出:明代中后期梵净山地区发生一系列大规模苗民起义,促成了梵净山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的两次大规模重建。明王朝为稳定梵净山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剿,另一方面又在此大力推崇佛教,兴修庙宇,敕封加冕,藉以强化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功能。万历四十六年,明神宗任妙玄为钦命僧,重建梵净山金顶古寺,赐镇山之印,梵净山逐渐形成"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的格局。明代梵净山佛教的鼎盛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必然结果,为清代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敕赐碑》透露以上众多历史信息,是为梵净山镇山之宝。     

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文献与寺院职事制度

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性文献有比较强的个体色彩,在文献数量上,也较宋元时期多,目前能找到的明代寺院制度文献有34部,且许多是收在寺志或某些语录中。这些文献是了解明代寺院制度及僧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文本,对当时寺院的组织和运行来说,有象征和规范意义。与宋元清规相比,明代制度性文献愈发的具体化、法律化,实际也体现出明代汉传佛教在寺院制度建设方面,正逐渐放弃"清规"所带有的道德教化属性,更倾向于它们能更直观的发挥其法律意义上的威慑和制度性功能。     

明代的佛教道教治理及其启示

正一、明代治理佛教道教的措施明代的宗教政策措施以明初为代表,总体呈现重建与整顿的双重特征,形成了有明一代的宗教政策制度。(一)扶持与重建1.重用僧人、道士。明太祖朱元璋先后起用刘渊然、张友霖等修道有成的道士入朝为官,并把国家祭祀交给道士管理。他认为,僧人"文华灿烂""贴体孔门之学",应"求名     

清代佛教的衰落与居士佛教的兴起

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268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的佛教政策基本上延续明代,佛教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净土成为各宗共修,念佛净土在社会上更加普及,间或有禅宗的显发。清代后期,国势衰落,在内忧外患之下,传统佛教日渐衰微。居士佛教的兴起则为积弊已久的     

明初蒋山法会考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频繁举行佛教法会,除了祈福、消灾,以及超度在战争中死亡的将、臣、民,更期望通过对宗教的限制和扶持,达到阴翊王度的目的。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朱元璋频繁在蒋山举行法会,元末明初著名的高僧几乎都应邀主持或者参与蒋山法会。作为明初佛教护法及文臣之首的宋濂,深知皇帝的扶持对于佛教发展的重大意义,除参加历次蒋山法会,还记载除洪武三年的法会之外的历次法会举行情况和参与的僧人。蒋山法会的举办客观上使佛教在明初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于提高佛教徒融入政权的积极性、安定王朝初建时期的人心、进而维护明王朝政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扬州出土明代道教冥途路引研究

正"冥途路引"是为了让死者能够顺利抵达阴间或前往天国的凭证,在明代墓葬中有少量出土,有"道教路引"和"佛教路引"两种。1956年4月,在扬州市城北乡禅智寺故址之东发现一座明代三椁三棺并葬墓,墓主分为盛仪及夫人彭淑洁、盛氏(疑是盛仪之女)。其中,彭淑洁棺内出土纸质道教冥途路引一张,文字清楚、印鉴清晰,给研究冥途路引增添了新材料,对研究道教文化和明代文书制度有不小的帮助。     

新世纪佛教复兴的组织基础──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会社团的组建

四、申国佛教协会与港、台佛教组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佛教史的重大转折。赵朴初这样总结道："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和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民族团结政策。佛教界爱国人士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各民族佛?..     

“上朝峨眉,下朝宝顶”的现代意义

"上朝峨眉,下朝宝顶"是四川佛教流行的民间信仰,本文考察了这一说法的来历,认为此说法应在南宋以后才开始出现,到了明代方正式成立。同时对"下朝宝顶"的衰落,做了更多的研究,指出这与整个中国佛教的形势有关,大足的佛教不能脱离中国佛教的兴衰命运。文章还指出,"上朝峨眉,下朝宝顶"的说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除了在宗教学的信仰领域表现之外,还有更深的含义,对当代大足的现实文化与经济发展也将会起到一个推动与拉动作用。"下朝宝顶"是与佛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动,这就需要我们怎样去理解与运用佛教的影响力,从而做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利用宗教界为经济建设服务做贡献的要求。大足所有的佛教石刻与历史都是建筑在佛教载体上的,只有对这个载体作出更加合乎事实的说明,才会把佛教石刻内涵更加全面深入地表现出来,让它们的鲜活生命力重新绽放出来,再次实现"下朝宝顶"的辉煌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