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信仰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社会合作视角下的敕封运动

从社会合作视角来看,关帝信仰于唐宋之后兴起与兴盛,有其必然性。一是民间社会出现了对普遍性"横向合作伦理"的诉求,亦出现了对能同时表达个体福祉与地方社区、团体、国家多层面集体福祉之信仰象征的诉求。二是主流社会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圆融"为关羽神祇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从而使他能够集合三教优势伦理,由一个社区神逐步发展为全国性全能神。关羽具备普遍性"横向合作伦理"的构建潜质,是关帝信仰能够发展成为大众宗教之典型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论六朝时期的三教关系与世界宗教大同理想

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汉末儒家名教权威的失落,带有道家色彩的魏晋玄学开始登上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此时的佛教亦经过大量的译经活动及其传播,在中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佛教刺激下,中国早期道教也摆脱了原始状态而进入成熟阶段。于是,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格局,在六朝时期又获得了多元化的发展,形成了规模宏伟的儒、释、道三教并行、冲突、互动与融合的新局面。从此,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展开,一直贯穿在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由此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成长和中国历史与文明稳定发展的基石。本文即尝试从五个方面揭示上述寻求"宗教大同"理想的历史借鉴和儒、释、道三教从矛盾冲突走向融合的理论证明。     

奋进新时代·浙江省宗教中国化工作巡礼之三 和合圆融 爱国守真 宗教中国化在天台山的实践

正天台山自古以来就是佛道双栖的灵山圣境,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都创于此,素有"佛宗道源"之称,同时这里还有基督教,呈现出佛教道教长期并存、三教互融的文化格局。多年来,天台县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始终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在政治建设、文化浸润、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强化引导,努力打造宗教中国化实践高地。     

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三教合祀庙宇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北宋时期开始大量修建。三教合祀庙宇的出现与佛教紧密相关,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土壤而对儒、道信仰资源积极吸收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可谓"佛教中国化"在信仰实践层面的生动体现。通过考察和寻绎三教合祀庙宇的历史起源、基本形制,分析其出现的主要动因、图像学基础、社会思想环境及长期存续的关键因素,可以为我们从信仰实践维度充分理解"佛教中国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既是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与隋唐社会环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如何评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作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     

论儒佛道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最为具体,并且影响到道教伦理。本文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着重探讨中国佛教如何理解作为在家佛教徒道德规范的五戒,尤其是各种佛教著述中五戒与五常的配对。认为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最早是昙靖在制作《提谓波利经》时提出的,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通说,同时道教也吸收了这种配对,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儒佛道三教在伦理上的交涉及相互影响。     

价值观的矛盾运动与道教伦理的历史演变

道教伦理学说从其产生即存在价值观的内在矛盾。这种内部矛盾的不断运动和发展，以及佛教伦理的强烈冲击，导致道教在竭力排斥佛教伦理的同时，逐渐接受了佛教伦理的影响，通过缓慢的自我更新而达到自我强化。于是由前期的调和人道与仙道，渐向出世思想倾斜，终至后期的弃世出家、径取仙道；道教神仙思想则由前期的外丹信仰、肉体成仙逐渐向内丹信仰和心性超越、精神不死信仰转化。道教伦理的这个发展历程，恰与佛教逐渐接受中国传统伦理影响的汉化过程相并行，致使“三教合一”思想形成。至此，中国伦理学说的社会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强度。     

隋唐五代之际的宫廷“三教论衡”探析

三教鼎立格局是随着佛教传入并逐渐壮大、道教由方士之说假托老子而成为一大教派以及齐家治国的儒教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御用教派之后形成,三教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三教论衡又是考察三教关系关键所在,三教论衡考其来源,来自印度的佛教与外道的议论是重要影响因子.三教论衡从南北朝开始,主要在宫廷进行,是体现三大宗派在统治者眼中崇贬地位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三教论衡最为兴盛的时代是在隋唐时期,此时三教论衡是朝廷宣示文化统制的形式,兼有庆贺、娱乐作用.唐中期之后这种论衡形式已经相当程序化,这也预示了三教论衡之“争”逐渐变小,到晚唐五代之时,三教合流成为大势所趋.     

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的方法与实践——洪修平教授访谈录

正张勇(以下简称张):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习主席这句话提到佛教中国化及儒佛道三教关系问题,高屋建瓴的观点折射出三教关系研究在今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您是国内率先从事三教关系研究的专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请先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从舍身本生看佛教伦理中国化——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

舍身是佛教的一种修行理念,也是实践法门。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舍身思想一直广泛地存在于佛教的思想脉络中。舍身本生是舍身思想的集中体现。《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四则舍身本生是为解释"孝"的问题而说,以孝行来解释舍身之行,再扩展到慈爱,将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结合起来。但佛教伦理不停留于孝慈,而是重新构建社会认知,而且以孝慈为基础进一步推演佛教伦理。在佛教伦理改造世俗伦理的同时,世俗伦理也成为了佛教伦理的基础。     

南宋元明时期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略论

南宋元明时期的高僧大德,率多沿袭北宋延寿、契嵩、赞宁、智圆等人的做法,为了佛教的生存与发展,继续高扬"三教合一"的大旗.与同时期的理学和道教相比,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的特点在于多从三教关系的和谐出发提倡三教一家,且多以佛教为高为优,强调有差等的三教合一.应该说,"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先例,在今天这个文化更为多元的时代,颇具现实意义.     

慧苑三教关系思想及其地位新论

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和深入发掘,甚至遭到曲解,事实上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具有分判三教和融通三教两方面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即在分判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差异基础上,力图以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统摄和融通儒道二教而将儒佛道三教调合成一个彼此融通的系统化统一整体,慧苑三教关系思想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与中国佛教(含华严宗...     

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

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成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的争论最为激烈.中国佛教僧人在元代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中国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佛教以出世的精神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体现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现了佛教"契机契理"的圆融精神.     

宋明儒士排佛思想探微

宋明时期,儒士排佛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历代所未有。如果说宋初的儒者排佛仍集中于种族、伦理、社会等层面,随后而来的理学家们则更进一层,从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伦理观等对佛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明代的儒士则又对佛教表现出一种宽容性的排斥。体现出"一波三折"排佛层面的转变、"出入释教与入室操戈"排佛方法的运用与"三教合一和儒家绝对优势地位确立"三个特征。     

中国佛教伦理的社会意义

中国佛教伦理的社会意义值得探究 ,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以孝道为例来论述中国佛教是怎样与中国重家庭、重孝道的礼法制度相协调 ,使中国人认同佛教也是讲孝的 ;其次是着重通过对佛教道德规范内涵的分析 ,揭示其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意义 ;再次是阐述中国佛教伦理对现代人类社会的三大矛盾 ,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缓解、转化作用 ,从而肯定其内在具有的现代社会意义。     

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

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可从佛教伦理内涵的旨趣、价值、自觉三个方面得到论证,即佛教伦理旨趣的根据是其人生解脱论,佛教伦理价值的基石是其因果报应论,佛教伦理自觉的本原是其心性论。     

中国佛教的公共交往特征

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一种具有时代要求、中国特色、亚洲特征、国际影响的"全球文化意识"。它作为一种文化对话与合作的路径,能够为中国社会的和平发展奠定文化精神资源,塑造一个和谐共享的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佛教以人间佛教的社会姿态,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与海外相关地区的佛教信仰体系展开不同形式的对话与合作,从而在倡导国际文化新秩序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中国佛学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佛学的精神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是外来佛教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在中国佛学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国佛学精神的主要方面。圆融精神是佛教调和其内部思想学说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产物,对不同思想学说的调和、包容和融合态度以及圆融性的理论是其基本内涵;伦理精神融合吸收了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儒家世俗伦理,具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人文精神融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精神特质,从而使出世的宗教融入了更多的关注现实人心、人生、人间的思想内容。中国佛学的精神对于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等均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