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与关学学风

冯从吾的学风,既承继张载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又顺应明末学术向实学转向的大趋势。“敦本尚实”、“崇正辟邪”,勇于“造道”、学贵“自得”,是其学风的集中体现。将学风的转变与乡风、士风的改变相结合,“崇真尚简”、力变风气,是其学风的重要特征。研究冯从吾的学风,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关学在晚明的演变。     

关学及二十世纪大陆关学研究的辨析与前瞻

该文对关学由来做了必要的历史勾勒,对20世纪大陆的关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和检讨,对未来关学研究的前景作了前瞻性思考.认为20世纪大陆的关学研究,经历了"走出理学传统"、"两军对垒"思维、向理学自身更高层次的回归三个阶段.文中对关学的界定、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征、关学史研究以及关学和关学史研究的难点、热点等都作了一些思考.认为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日渐科学化,关学研究也会有新的进展;对关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将为未来关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打开局面.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北大核心CSSCISSCI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明代关学与阳明学之关系略论

明代关学中兴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来自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学,但关学对阳明学的接受和吸收却不是被动的和无条件的。在阳明学于嘉靖初年传入关中地区时,即遭到吕柟与马理、杨爵等人的批评和拒绝,从而使阳明学直到晚明万历中期才最终取代朱子学成为关中理学的主流。南大吉与冯从吾、张舜典等人虽然笃信良知学,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造,遂使关中的心学呈现出重视躬行实践与调和朱、王的特色。     

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关学源流特征与《关学文库》的编纂

<正>关学开派,肇自横渠。北宋时期,在陕西关中形成的一个以张载为核心、以其所创立的新儒学为特征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史称关学。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陕西眉县横渠镇度过,并长期在关中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其所创立的关学为孔孟儒学在宋代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载也因此而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南宋学者吕本中最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1,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心学的展开和晚明佛教的复兴

晚明佛教的复兴得益于心学的展开,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心学以主体的自得为学术准则打破了理学一统天下的权威局面,为佛教复兴提供了多元化学术思想环境;二是心学学人对佛教心性理论的汲取刺激了佛教界对自身的反思,推动了佛教重新进入主流文化。晚明佛教在心学的影响下复兴,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心学的反动。     

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

南大吉是明代中期关学学者之一。因王阳明曾为其座主故称门生,后与王阳明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关系,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其思想也从原来笃信程朱而转向阳明心学。其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以追求"道化"为理想境界,并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陷入"物化"之中。他不仅笃信"致良知"之学,且尽力在关中传播其学,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关学学术走向亦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王阳明心学的理论缺失及其对中晚明儒学发展的影响

##正##王阳明心学颇多创新,在明代哲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过,王阳明心学也有其内在的矛盾、罅漏。当代研究者大多注重阐释王阳明心学的学术创获,对其理论缺失虽然亦有所论及,但往往     

易学与晚明小品

易学是晚明小品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晚明小品家的人生观、生活情趣,晚明小品理论强调小品短小、简易、新奇、独抒性灵、自然而然,皆直接或间接地吸取易学理论资源。晚明小品创作多方面受到易学的深刻影响。晚明小品兴盛也促进了易学的“小品”化。     

晚明艺术论

明神宗万历元年至明亡的七十余年.史称晚明.也有人把这一时期的开始上溯至明穆宗隆庆年间.对晚明这个时代概念,早在明末及稍后的清朝初年就颇有争议,人们各持一见,众说纷纭.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在时间跨度上要上溯得更远一点,也就是说"晚明"在本文中有较大的溯源性.     

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晚明儒学的宗教化

中晚明阳明学的宗教化,不仅构成儒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可以为中西方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本文首先考察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王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以为阳明学宗教化的具体个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力求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揭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与不同取向。     

畅论中国关学与文化精神——“李泽厚思想学术研讨会”报道

2010年9月，李泽厚先生80岁寿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世界哲学》编辑部、《读书》编辑部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李泽厚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内外30多名专家学者及40多名在京博士、硕士研究生共聚一堂，就李泽厚的美学创构、思想阐释、学术方法及文化涵义等展开深入探讨，其间屡屡涉及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担负以及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命运。     

晚明的功利主义思潮

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思潮,这其中包括了何心隐的"聚合育欲说"、陈确的"治生为本说"、顾炎武的"百姓自为说"以及顾宪成的"以利佐义说"。这些功利主义学说包含着不同的理论内容:何心隐的"聚合育欲说"强调普通百姓的基本物质欲求的合理性,陈确的"治生为本说"要求读书人关注个人生计,顾炎武的"百姓自为说"认为普通百姓的利益追求能够推进社会公正,而顾宪成的"以利佐义说"认为商人的牟利行为有助于他们成就道德行为。上述种种学说或多或少地突破了儒家的传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嬗变。     

晚明南京人的衣食住行

晚明社会,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城镇的数量还是人口都有很大的增加。在一些工商业发达城镇的某些手工行业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些城镇市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南京作为陪都,地处吴头楚尾,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     

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专栏）/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生发语境和哲学贡献

从审美角度观照自然和环境，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是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现代科学和环境思想当中却缺失了这一维度。当代的“自然关学”与“环境关学”的出现，就是要超出以艺术为研究中心的“分析关学”传统，而去寻求审美观念曾经退场的新的生长空间。如从这两种关学对哲学的贡献来看，则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对“康德关学原则”的当代辩驳；2．对“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推动；3．对于“自然一文化”之辩的哲学反思；4．对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阐发。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黄宗羲的泰州批判与晚明儒学转型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判包含了三个主题,首先是对师道论的肯定,其次是对孝弟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批判吸收,最后是德性与功利之辨。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与制度问题。由此反映出《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的交汇,呈现出晚明儒学思想转型的一种独特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