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理学思想

宋濂是宋元之际的理学家。他在明代,“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他在理学上宗奉朱学,但他讲道教的元气说,强调吾心为天下最大,又谓儒佛“本一”、“同一”,儒佛相资并用。他参取佛教“盪名相”、“破二边”、作为理学识心明心的方法,其说多越出朱学的“规矩”。他与明初曹端、吴与弼等朱学人物,从不同的角度,使朱学的思想体系发生分化和衰变,以至后来的王学得以抬头。     

明初朱学一尊格局下的薛瑄易学

在明初理学大儒曹端、薛瑄、胡居仁三人中,唯薛瑄易说保存最为完整,内容亦相较丰富。通观《读书录》及《续录》可见,薛瑄易说既有对理气、心性、功夫的理学诠释,亦有对图书和先天学的象数讨论。总体而言,其论《易》之语除细枝末节处偶有发明外,总体仍未越出朱子易学范围。这充分说明,在明初朱学一尊格局下的理学易,已全然笼罩在朱学的巨大影响中。     

易学视域下周敦颐的理学建构

周敦颐对《易》进行了心性论的创造性解读,将它由“《五经》之源”进一步实质性定位为“性命之源”,实现了易学天人之学的心性论转向.借实现了此一转向的易学之视域,他成功进行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有力引领、促成了儒学的整体心性论转向,正式拉开了理学思潮的序幕.     

由易学转出理学——《周易程氏传》的传释模式、理的性质以及延异

通过对《易》的传释以建构理学,这是理学的基础性著作《周易程氏传》的根本任务。本文从辞与意的关系入手,说明程颐以辞统变、象、占,形成他传释《易》的四维模式;进而分析程颐基于《序卦传》而建构的理是基于观察上的赋值,赋值是聚合抽象的过程,基础是客观观察,赋值却系于人;最后阐明程颐由辞的维度建构理的同时,为其他维度传释易学打开了思想空间,沿着这些维度展开,理的性质就会发生延异而呈现出丰富性。     

基于党争和人性的双重反思——论苏轼的“君子小人观”与易学思想

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苏轼从君子、小人身份定位与人物关系的视角,反思了欧阳修严辨君子小人之别的主流观点,强调君子对小人的包容态度。苏轼这一现实主张,有其相应的易学理论依据,体现在其易学著作《东坡易传》对爻辞的独特诠释中。苏轼的君子小人观既是源于党争给国家及个人带来危害的反思,又与他"性无善恶"的易学思想联成一个统一体,反映了他在易学建构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朱熹理学范畴化概念体系的“感-用”结构

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以概念范畴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朱熹理学范畴的实质为"感-用"范畴,其概念范畴化的方法是在不同概念间建立交感、观感、体用与互为体用四种模式的感-用关系。朱熹从对"仁义礼智"四德的范畴化开始,以感-用为标准来建构他的整个理学体系,一个概念的内涵在且只在与其他概念的感-用关系中得到确认,并于感-用的彼此互动中呈现。通过分析不同概念之间的感-用关系,可大致划定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基本范畴,勾勒出范畴概念的主要层次,从而较完整地展示出朱熹理学体系的内部结构。     

论朱熹对艮卦的阐释

朱熹对<周易>艮卦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将卦辞"艮其背"解释为"止得其当止之所",由人的身体动静之规律而论道德实践行止之定律;强调"只是道理所当止处",反对人事所为中任何私欲的汁算对"道理"的遮蔽,提出艮卦"主静",并由"静"的吉凶训诫上升到"中有定止"的义理推明.这些阐释不仅反映了朱熹通过易学诠释对其哲学理本论的积极建构,而且体现了其理学视域下昕凸显的儒家价值取向,即对群体、社会以及宇宙生命的终极关怀.     

程颐关于《周易》道体的深度发明——以王弼、孔颖达道论为理论环节

程颐理学的哲学法眼,无疑就是程颢所标举的"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然而学界关于二程尤其是程颐的天理是如何体贴出来的观照甚少,因此深化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程氏易学与理学的研究而言,则具有更加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文化创新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程颐易学与理学的哲学逻辑架构的深入分析,可以透显出天理本体地位及其核心内涵的理论赋予源自于程颐对于《周易》道体的深度发明:一是"无形只是道"的理论界定,二是"性命之理"的本体发现,三是"道二"的哲学开新。由此,程颐理本论逻辑框架获得源头活水的理论支撑,《周易》道体亦得以高度的哲学活化,易学与理学融为一体。     

象数易道论纲

从"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个易道的根本"法门"来说,以"象"、"数"为特殊符号形式和运算法则,以操作者个体的超常心智活动为根本运算机制,从现象"推衍"出某种可以决定现象变化方向和结果的规律性普遍原则,是象数易学的主要内容.象数易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观念的形式建构,汉代的象数易学通过改变卦序结构,附会律历之学,在阴阳之气的基础上运演阴阳五行的结构变化以体现"一阴一阳"之易道(天道),这种试图将易道完全形式化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入于祥",成为一套牵强附会的繁琐哲学,其症结就在于形式化的共识建构对于其成立条件的强烈依赖.只有寻"理"而不执于"理",方有可能实现由知识之"理"向智慧之"道"的飞跃.     

《周易程氏传》对“位”与“时中”的诠释——从易学、理学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的角度看

"位"与"时"都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范畴,为历朝历代的易学家、儒者们所诠释。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将天理学说引入到易学诠释之中,将爻位与儒家时中的政治理念紧密结合,从宇宙本体的高度,将"时"、"中"视为天理在《周易》中的具体展现,希望所处不同之"位"的社会个体,尤其是君臣,在任何具体的情境中,都要遵循天理,时刻保持"中德"。程颐此解无疑强化了其易学的伦理政治性,为后代的易学诠释提供了新的方向。     

曹南冥图式的易学意义

与李退溪同时代的韩国学者曹南冥,依据程朱等的象数观念构建了独特的体系结构,这使他对天道与人道问题拥有了自己的见解.在天道观方面,南冥通过他的10幅图解,勾勒出一幅从宇宙演化-结构一本体追寻-内在规律(包括变化运动原因、必然性、趋势)--天人关系的图景,使理学天道观的内涵得到充分的阐示.在人道观方面,他把太极、乾道变化落实到各正性命、继善成性而立诚的过程之中,较为形象地为人类的伦理道德找到了本体论上的依据,从而弥补了当时韩国哲学研究注重义理而忽视象数的缺陷.     

“真实无妄”和“真诚不欺”——程颐关于“诚”的本体理论建构

“诚”在程颐易学中是与“天理”等同的本体范畴,即“诚者,实理也”。程颐释“诚”为无妄和不欺两个方面。天道之“诚”为真实无妄,天地流转、化育万物的过程是无妄的,无妄则必然不欺;人道之“诚”为“真诚不欺”,不欺于天地鬼神,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人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君道感通天下而治天下的惟一途径,做到绝对不欺亦是无妄。程颐基于《周易》从天道、人道两方面对“诚”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并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描述为“诚”,由此建构了关于“诚”的本体理论。     

"乾,物之主也"——叶适的易学形上学

叶适通过对《周易》的辨章,建立了系统的易学形上学理论,乾道就是他的形上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叶适理解的形上之乾道是一个独立、阳刚、自足、动健、绝对的概念,是天地万物效法的对象,也是《周易》的中心主题。叶适的易学形上学既有顺应时代学术潮流由传统经学向形而上学转变的要求,也有应对道学形上之理和心的挑战的需要。     

《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

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哲理诗具有知识型架构,不仅关涉象数的推演,而且也有易学义理的申言。其中既包含对邵雍易图体系、“元会运世”说的诠释,也涉及《周易》卦象意义的阐发,非常常由卦象意义引发出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邵雍的心性之咏显示了参透天人的恢宏心宇,观物之吟则表述了观物心得,充满了辩证思维特色。他以卦象入诗使诗歌的哲理意义得到深化,同时使玩易成为融哲学与艺术于一体的精神享受。     

试论陈致虚的道教易学思想

本文主要分析了陈致虚道教易学的内丹学思想的理论特色。陈致虚以《周易》之理来建构其内丹学的思想体系,提出了“易只阴阳两件物事”、“易之道道数也”、“易之道统乎天心”等三条道教内丹学的原则。认为道教内丹修炼是法天地阴阳造化生生之理而进行的,天地造化就是太极或道的展开过程,修道即是要回复到道本身。而天地造化之功不离阴阳两件物事,所以,内丹修炼不离阴阳。“阴阳”为道之纲纪,向道复归的路径为“逆”,“天心”即天地造化生生的节度和有序性,内丹修炼通过调和“阴阳”,以“逆”的方式法“天心”而施功,便能参赞天地之化育,以论还丹。陈致虚通过“援易入道”,在对本体之道的理解、修持的原理、证道的方法等内丹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上作出了具有特色的阐述,为宋元时期成熟的道教内丹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

方以智的博物之学与道德形上学体系,皆托《易》立言。早年,他以"气为真象,事为真数"的象数观,将抽象的象数符号还原为气与人事,并要求以"实证"的方法"核其真",反对将象数神秘化。他并非执着于感性的象数层面,在将"几"的内涵改造成隐晦的、待征乃显的"物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征天地之几"、"因事见理以征几"的易几观,从而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博物之学。中晚年,他将"太极"的内涵引申为心与仁,并藉"太极不杂乎阴阳,不离乎阴阳"的太极观,建构了体用圆融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俞琰易学的义理思想探微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其学以《易》为本,他"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后又获道教异人传授,于《参同契》多有发挥。其易学可分为义理易、象数易、道教易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其义理易学思想。俞琰易学的义理之学源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又以程、朱易学为本,多有发微,形成其富有特色的义理思想。其内容具体包括天道观、人性论、修养论三个不可割裂的部分,其天道观援"气"入"理",秉承儒家"至诚无息"、"天道好谦"、"天道好生"、"福善祸淫"的义理传统,是其人性论与修养论的前提和基础;其人性论则是法天道以立人道的表现;修养论则是其实现回复天道、止于至善的重要途径。     

哲学视野下的京房八宫易学

京房是汉代具有高度哲学原创性的杰出易学家,也是一位非凡术士。他准依董仲舒所重建起的儒家天人合一学说,创造性地诠释、转化了《易》,建构起表征其易学学术之自我的八宫易学,令阴阳五行学说,成为通贯易学整体天人宇宙学说的核心;五行学说,在其中得以首次全面彰显,并取得显赫中心地位;而三才之道,又衍展为天地人鬼之道;《易》之为书,也被明确定位为王者之书。后世之习京氏八宫易学者,下焉之士,仅知其筮占之用皮相之所是,而未得其易学本身神髓之所以是,其陋自不待言矣。     

朱熹理学视域中的“乾坤”

朱熹在继承前贤学说的基础上,在其理学视域中对乾坤二卦的意蕴提出了深辟的见解。他指出,乾坤乃是健顺之理,此健顺之理既是天道运行的基本品格,也是人物所本具之性,健顺之道通贯天人。从天人宇宙生化消息的理气关系着眼,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理气运化的具体展现,是"一个道理之大纲目",元亨利贞呈现之理即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理。在他看来,"元亨利贞"的义理关系与《太极图》完全一致,既是在表达一种宇宙本体论,也是在表达一种性情论。以朱熹之见,乾坤健顺之道落实于人生界具有功夫论的意义,是成就人生德业的基本修养途径,既强调刚健进取,又注重虚顺守敬,内外两进。朱熹对健顺之性和健顺功夫的体认最终都被写进《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

置身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程颢,对易学的天人之学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程颢的易学,首先开示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生意的有机整体宇宙图景,继之揭示了此一生机、生意之所自来的终极宇宙根基、根据,即天理,并指出天理是一终极的令物生生之理,即是一最高的绝对之善本身,由此天理即仁体。天理与仁通而为一,可名之日天理—仁体。此一天理—仁体令天地万物涵具并彰显出盎然生机、生意,且一体无隔。人禀受它而具备了存在的所以然的终极宇宙根基和充足的价值根据与资源,应据之一则珍视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令其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再则珍视并善待他人他物的内在价值,视天地人物一体无隔的有机宇宙整体中的一切皆为我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期其亦皆能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自我,从而成就起一宇宙式大我,达到成为天理—仁体自觉圆融化身的最高的生命境界,即天地境界。为此,尚需作识仁与定性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