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曲成万物而不遗”——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的原初“物”论论域

先秦儒家、道家哲学依“存在实现论”的个性特质,孕育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原初“物”论论域。此论域可用《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来标示。它揭示出万物的成就与实现方式乃是在天人相通、互为中介的关联中达成的。此一原初“物”论论域规定了,“物”在本原上并不是外于人的现成对象,而是经由人之修为工夫所转出的整体性的境域显象。儒家、道家哲学中的为学工夫论与境界论由此被收摄其中。在修为工夫方面,儒家、道家两家工夫的具体进路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落实为“复”“反”“归”“止”的“曲成”工夫。循此修为工夫,“曲成万物”最终指向一个“人”“物”各成其所是而又“独”立超越的“道”境：一方面它是“人”之“道”,是经由“人”“物”相接的修为工夫所转出的人格气象境界;另一方面它又是“物”之“道”,是“物”自身的本真成就与开显。先秦儒家、道家哲学“合外内”“一天人”的精神特质在此独立超越的道境中得以实现。     

墨家“治道”论的多重意蕴与先秦诸家对它的扬弃

墨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似明而实晦。作为其“治道”的“兼爱”要靠“刑政赏罚”来推行；同时，“兼爱”不仅具有“积极义”、“消极义”和“无私义”,而且还具有“人事之维”和“天鬼之维”。但是，“兼爱”与刑政、“兼爱”之三义、人事之维与天鬼之维之间却存在着张力和歧向。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下，“兼爱”之三义的“治道”意蕴大多被儒家、黄老道家和法家所重释和扬弃，而其“天志说”则被董仲舒的“治道”整合所融摄。一方面，墨家“治道”论的内在理论缺陷使得它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墨家“治道”构想的合理因素又大多被诸家扬弃于各自的“治道”论说中。于是，墨家“治道”论在秦汉之际的式微就变得不可避免。     

儒学和之道的诠释与反思

“和”是儒学之道的最高点。作为核心议题,和贯穿于儒家学术讨论的各个层面。“和”在字源上与音乐相关,其主旨有别于“同”,与德行修养、政治教化、生活实践相关联。儒家多在天人关系的语境中阐述“和”,认为天人在根本上是和谐而非对立的。依据对天的不同理解,儒家天人和谐思想呈现为两大主张:人与主宰之天合一、人与自然之天协同。同时,儒家关于和的论述并不仅仅是一种探寻形而上之奥秘的理论尝试。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化解冲突、建立秩序的实践性功能。作为一种救治方案,和道在人的领域具有人我、家庭和国家三个向度,追求一种动态的有序。     

从《中庸》所言“诚”看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性

作为儒家讲天人观的重要经典,《中庸》建构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天人合一”模式。从“天命之谓性”到“诚者,天之道”,为人的存在寻找到了形而上的本体依据,并透过对“至诚”精神的阐发,把人与天归并在“诚”的意义之下。而“至诚尽性”“至诚能化”“至诚如神”“至诚无息”四个环节对这种关系的紧密性、交互性、流动性、圆融性作了充分的展示。由至诚之天道而通贯于效法天地精神的人道,人生的道德实践活动便有了神圣的意味和某种超越性,而这种特殊的超越正是儒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它既有宗教终极性的祈向,又不离人伦日用的凡俗境况。     

从后果论看儒墨会通的一个可能

通常,墨家被看做功利主义,儒家则被认为反对功利主义.本文提出,儒家虽然不是墨家的那种功利主义,但就其强调后果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是善的依据这一点而言,儒家与墨家都可以说是一种后果论.通过对孔子、孟子经典文本的分析,儒家与墨家在义利观上相同之处远远超过人们想当然以为的不同.儒家跟墨家一样,都欣赏"老谋深算的功利主义".     

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

儒家"天人合一"说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语义,它有时是在"本然"意义上使用,有时则是在"应然"意义上使用。本然的"天人合一"论是儒家关于天人本来相通、相合与统一的理论;应然的"天人合一"论则是关于人与天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达到和谐统一理想状态以及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学说。而在本然"天人合一"与应然"天人合一"之间,还有一个"天人不一"的"实然"环节;应然"天人合一"既是对实然之"天人不一"的消解和超越,又是对本然"天人合一"的复归,是儒家视域中的一种理想的天人间的最优化状态,是一种洋溢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天人理论。     

从“本一”到“合一”:重思王夫之的天人关系论

通过阐释张载的本一论与合一论,王船山辩证地考察了天人之间的分合异同关系,其论析蕴含着未分-分-合的时间维度和逻辑环节,包含有事实与价值、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等不同识度,体现出船山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辩证思维和既以人合天又以天合人的中道思维。他所区分出的天之天、人之天、物之天等既新颖别致又意涵丰富。他提出要“以天为宗,以人为归”、“化天之天为人之天”,从中或可看出其综合理学三大派的努力和特点。     

“兼”与“交”:墨家“兼爱”思想新探——兼与儒家“仁爱”思想比较

“兼爱”是墨学的核心与基础，平等与交互是兼爱思想的两大支柱。墨家对“交”的强调意在描绘一种交互式的群体结构，“兼爱”不表现为“反求诸己”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必须在群体交往中才能体现出并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墨家“兼爱”旨在建立外向平等秩序，个体与他人及群体在交互社会中密切关联，人己互动塑造着个体行为的边界。儒家“仁爱”思想包含深刻的平等思想，不能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笼统地归结为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只有通过对实现平等之爱的不同路径的反思才能达到对儒墨差异的深刻认识。     

诗的表达与神道设教--冯友兰论儒、墨两家的宗教态度

儒家和墨家对待宗教对象的态度 ,似乎是矛盾的 :儒家重丧祭之礼 ,但并不相信鬼神真存在 ;墨家强调“天志”、“明鬼” ,但又极力反对厚葬。其实两者的态度并不矛盾 ,因为儒家的丧祭之礼 ,只是“诗”的表达 ,它给予人的是“诗”的境界 ;墨家宗教制裁的目的是“神道设教” ,主要用来监督人们实行兼爱 ,所以墨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诗”的。一　儒家的丧祭之礼 :诗的表达冯友兰指出 ,过去的事物虽然是“归” ,是“鬼” ,但过去的事物并非无有。过去的事物不仅无有 ,而且与现在有关联 ,即所谓“鬼能作祟”。人们祭祀的目的 ,就在于加强过去与现…     

墨子“非命”论新议

墨子的“非命”论不是一般地否定命定论,而是以“天命靡常”的命不定论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不可损益”的命定论,墨孔的分歧是天命思想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墨子“非命”而“尚力”,倡导“强力而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论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不能认为这种观点就是唯物主义的。墨子的“非命”与“天志”、“明鬼”是一个完整地宗教世界观思想体系,并不存在矛盾。墨子的“非命”论上承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下启战国后期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论和汉初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是中国古代宗教世界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消极的。     

郭象哲学中以庄融儒的特色

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他通过解决这个矛盾来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郭象通过三个方面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境界观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来融合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论上,郭象认为“仁义即性”,一方面说明仁义即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人的本性中自然能够引发出人的仁义道德,从而把儒家的性善论和道家的素朴论融合起来;在政治思想上,郭象通过重新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解决儒家“有为”和道家“无为”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矛盾。他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任万物之自性。通过融合儒家思想,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作出了自己的解决。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智的直觉”与“理性的直觉”——牟宗三、冯契关于智慧的直觉之比较

康德认为人只有感触的直觉而能获得知识，但并无关于智慧的直觉，故不能把握智慧。牟宗三与冯契则认为人具有关于智慧的直觉，能把握智慧。牟宗三由先验论的、价值的立场肯断道德意识，由之开出迥异于感触直觉的智的直觉，以摄物归心的方式把握存在，获得智慧。牟宗三这一思路缺乏客观实在的基础，其哲思与牟宗三消化康德哲学、恢复儒家心性论的哲学关怀是有内在联系的。冯契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基于感触直觉与理性直觉的互动统一，在现象与自在之物的统一互动及天人交互作用中认识存在的统一原理与发展原理，即智慧，这与冯契融汇中西马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哲学关怀是内在关联的。     

墨家鬼神观新论

墨家与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同,墨家吸收了殷商重鬼神的文化传统,认为鬼神实有、鬼神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墨家的鬼神观体现了墨家对良性治理之道的追问,鬼神具有明知能力,可以赏善罚恶,鬼神是实现墨家"义政"的保障。墨家的鬼神观有一个根本的转向,由传统强调鬼神的宗教功能慢慢转变为强调鬼神的政治功能,统治者要尊天敬鬼,要善待百姓,才能得到鬼神之福、人民之亲。可以说,敬畏鬼神才能建立良善的社会秩序。同时,墨家的鬼神观也依然具有道德内涵与宗教内涵,人们要敬畏鬼神,重视祭祀。不过,墨家对鬼神观念的政治功能化解释中,鬼神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神圣性也被政治功能化解释慢慢消解。     

“裁衍”与“归本”——理解儒墨服饰之争的一个新角度

从理解器物与利用器物的维度出发,儒墨服饰论可以分别总结为"裁衍"与"归本"。墨家认为衣服"适身体而足矣",主张回归造物之本质,砍去其使用中流衍的枝蔓功能,使得源流清晰、易于把握。儒家则强调针对衣服的衍生功能进行衡量、裁断,将其全面纳入阐释空间,并由此展开一系列礼制建设。相较而言,儒家的"裁衍"观念为衣服之应用开拓了更大空间,也使衣服对人的意义更为丰富。儒墨服饰论述中蕴含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器物的制作和利用机制,探讨器物与人的关系,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

学界多把刘歆和刘向的易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很难揭示二人的易学特色和贡献。与刘向相比,刘歆对易学有系统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     

胡瑗《周易口义》的天道观与性情论

胡瑷《周易口义》的天人观上契汉唐,下启宋明.在天道观上,继承了汉代元气生成论,认为“太极”是宇宙生发的始源,“太虚”是“太极”的一种存在状态,并提出了“天体乾用”的体用观.胡瑷是基于元气生物的天道观讨论性情关系的,他将性分为纯善无恶的天地之性及人之性,人之性是禀受天地之性而来.他认为情有正与不正,而邪情是导致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节情”、“明心治性”、“养气”的工夫论.胡瑗的天道观及性情论在程颐、张载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