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该问题除了指向“我们”世界的“伦理内核”外,还指向“我们”世界的“我”之道德自立的“道德内核”.“伦理”一词的古希腊语义及拉丁译读表明,伦理与人之居息的“本土本乡”及其共同生活紧密相关,道德更多地关涉“异乡人”的视阈.何谓道德的问题涉及伦理与道德相互化约的两个视角.“本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伦理统一道德的路线.“异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道德化约伦理的路线.然而,“何谓道德”之问在“异乡人”的视角上凸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区分伦理与道德对道德哲学的重要性.在文明史上,道德之问以两种方式敞开“异乡人”的视角并使伦理不再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习俗:其一,与灵魂放逐的“神话”有关;其二,与宗教形而上学根基的丧失有关.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由此分为“传统”与“现代性”两种类型,它们涉及道德范畴的问题层次和语境分殊.透过“异乡人”的目光,一种思想的警醒和心灵的自由导向如下设“问”:在道德问题的时空坐标中,到底什么紧要?对于“我们”的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道德危机而言,两大难题的应对最为紧要:一是道德自由问题;二是伦理认同问题.两者的解释循环将使道德之“问”引领人们走向更为健全的道德自信.     

何谓道德成熟

现代道德哲学常常在“正当”与“善”二者谁更优先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我们对道德哲学性质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现象学、女性主义伦理学以及儒家伦理的视角来补充康德主义伦理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挑战主流的道德认知理论对何谓道德成熟的看法.     

儒学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

在儒家哲学中,价值非仅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其本质的一个核心和辐射源。儒学以人的存在实现为进路,落实到“心性”的论域动态地展示人性的内涵,而非对人性做静态的分析。儒学即心言性,即情言心,将“知”理解为人的存在所本具的智照、定向和主宰作用。其所主人性本善论,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儒家所言道,是在实存差异实现之“通”性上所显现出的一个形上超越性的“一”,其达道之途径,可名之为“旁通而上达”。“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虽有分判,又相即互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价值和形上学系统。这一价值和形上学系统,既凸显了一种即伦常日用而达超越的实践品格,同时亦体现出了一种尽性、成己以成物的价值平等精神。     

儒家伦理视域下的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探析

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伦理问题,既有老问题的翻新,也有前所未见的新问题、新情况,这些问题相互交错、叠加,已成为社会伦理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儒家伦理思想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儒家伦理思想包含道德伦理、角色伦理、生态伦理等内容,其中的"五伦"、"天人合一"等思想观点对于完善当代社会伦理理论、解决当代社会伦理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合理运用儒家的伦理思想内容,完善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体系,将个人道德的考量纳入社会评价标准,发挥有德君子的示范引领作用,并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运用到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去,是对治当代社会伦理问题的有效路径。     

儒家责任伦理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它以对人的本原性存在的理解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体的责任伦理体系。儒家责任伦理既是世俗的伦理又是超越的伦理,注重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递进性,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性品格。发掘与反思儒家责任伦理中的积极因素与不足,无疑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尊严、境界与德性——儒家人学三论

儒家人学的构成具有特殊性 ,它是一种将儒家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内涵融会在一起的理论言述。伦理政治是儒家言述人生的背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 ,儒家人生哲学体现出对于人的纯粹伦理化定位特质 ,因此强调人的唯义是举之作为人的尊严所在。同时 ,儒家对于做人的条件性来得不如无条件性重视 ,故对于直通崇高的人生境界加以伸张。进而 ,儒家对于人生中为善去恶的重要性 ,甚至恶的排除予善的支持的重要性 ,给予了人生归宿的意义。三方面结合 ,构成了儒家人学思想体系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子奚不为政?”——试论儒家的“为政”方式

分析一下《论语》中孔子对“子奚不为政”问题的回答,可知儒家认为为政的方式有两种:居位而为政与非居位而为政;这两种为政方式的区分,取决于儒者在政治与伦理秩序中所处之地位和所担当的角色;对居位为政与非居位为政的不同为政方式的区分,来源于儒家“思不出其位”的思想。     

儒家伦理的价值及局限的现代诠释

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发展是一项迫切的命题。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其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将儒家伦理置入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在公共伦理话语背景中对其进行现代存在样式的新诠释。具体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儒家的"入世"是一种"安身立命";其二,儒家的"在世"是一种"自我圆成"的场域。在此,人的日常世界与终极关切合一;其三,"同心圆"与"礼"作为儒家式"共在"的应然方式,蕴含着正向的价值也存在着局限。通过对儒家伦理价值及局限的存在论意义诠释,以期在价值的彰显与闭锁中探寻其在现代社会持守与创新的道路。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怀”伦理路径

在新冠疫情面前,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是锻造或阐释自身的概念,以便让人类社会透过冷酷病毒对于生命的摧毁认识到生命的平等价值、尊严和权利。疫情给人类一个反思生命和伦理的历史机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中的“关怀”可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开启一条伦理路径。源于女性关怀体验的关怀伦理是道德情感主义传统的当代延续,这一传统在当代道德生活中愈发具有影响力,它相信道德起源和基础在于人类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与关怀伦理相似,儒家伦理也强调“仁爱”是上天赋予人的固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有爱他人、爱天地万物的情感,并且主张通过“和”来实现“共生”的目标。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生命关怀共通性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道德或者人性,这便是出于道德情感的对于他人的关怀。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当理性计算冰冷地把人类社会隔离开来之时,关怀能以自身的伦理路径温暖世界。     

略论儒家经济伦理理论的若干问题

通过比较儒家经济伦理与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指出重提儒家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意义,进而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成立的可能性,并指出思考这一问题先须具备开放的态度,同时基于对经济伦理的理解,可以说明儒家具有发展出经济伦理理论的潜力。而发展儒家经济伦理,不仅可以推进中国自身的经济伦理研究,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并为解决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提供新思路。     

再思东晋释道安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

对于东晋释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学界大多理解为他出于趋利避害的现实要求而主张向儒家忠君思想做出妥协．又或以为他出于本土化之目的而主张将儒家君臣伦理融入佛教。通过重新思考与研究，本文发现以上两种理解都是错误的，道安此语的本意是讲国主与法事应当而且能够互相依托，并借此告诫弟子们正确处理僧俗关系，即现当代学术界常说的“政教关系”，而与儒家忠君思想及其纲常伦理无涉。     

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批判视角

鲍曼以一种批判的视角和独特的方式 ,审视现代性的伦理问题。他的后现代伦理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之“后”,还是一种对现代伦理反思意义之“后”,更是一种理论超越意义之“后”。他的《后现代伦理学》揭示了现代伦理自身的矛盾 ,指出并非可以通过在其基础之上的“织补”而解决的。启发人们深入审视现实的道德迷宫 ,开启新的思维建设天地。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儒家伦理对大数据隐私伦理构建的现代价值

大数据是一种财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人隐私伦理的失范现象,儒家伦理在构建大数据隐私伦理有其独到之处。以儒家伦理为视角,对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困境进行了分析,从儒家的诚信、忠恕和慎独等方面探讨其对隐私的保护价值,揭示了儒家的诚信之本为数据的采集和存储设置了道德底线,慎独之法为数据的监测分享提供了操守方法,忠恕之道为数据的挖掘利用树立了伦理法则,这些对解决数据的高效利用与保障个人隐私的两难问题提供了学理依据。     

死亡的尊严:儒家和西方观点的比较

死亡的尊严问题是当代生命伦理学中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代的医疗实践中,各种新的医疗技术在老年人临终阶段的应用,已经引发了各种维护死亡的尊严之激烈争论。本文试图重建儒家的人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之基本含义,并从这些观念出发,对死亡的尊严与人的生物学生命之关系,死亡的尊严与人的痛苦之关系,以及死亡的尊严同人的自主性之关系进行分析,并与西方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做比较。文章还表明了,儒家关于人的尊严的观点是对以上问题作出的更好回答,它有助于化解西方死亡伦理研究中出现的概念混乱和理论矛盾。     

大仁小义与情理圆融 ——先秦儒家的情理观

“大仁小义”是儒家在处理情理冲突时的一种伦理原则.通过对儒家这种伦理原则的深入考察,可以揭示出儒家在解决日常情理冲突时所秉持的“圆融”立场.“大义灭亲”不仅不是儒家所推崇的楷模,相反,它还是儒家所怀疑的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