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从徐复观的相关认识谈起

通过借鉴徐复观的相关思想及对现代新儒家"中体西用"的再理解,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表现为"传统—反传统—形成新传统"的规律,即以中国文化的体(即儒家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或曰历史常道者)为核心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由此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庞朴先生所发现,并为中国古人一直袭用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案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历程、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精神层面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直言之,现代中国哲学诞生于“承认的斗争”,诞生于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怀疑论阶段,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超越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阶段,但仍不免在苦恼意识中挣扎。中国文化要真正克服苦恼意识,必须直面西方文化的理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诠释方案是极有价值的。     

儒家与新儒家的命运——“五四”以来文化论战的哲学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的、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来吸纳、会通西学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或一种文化思潮)。这是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新儒家”思想所作的概括。“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五四”以后,这不是偶然的。剖析“现代新儒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或许能揭示出中国文化变革的某些重要问题。对“现代新儒家”试图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应如何评价?总结和反思这些问题,这对于加深文化的研究和两个文明的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合理性及其限度

本文在文化叙述的基础上,以传统的意义阐释方式和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概要地追溯了以孔子原创模式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教育文化传统,在中西比照、古今出入的多向透视间,梳理儒家教育文化的基本理念,解析其现代意义。文章认为,以德主教、智德合一是自孔子以降两千年儒家教育理念系统的核心结构。这种教化传统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要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实用理性”的典范表达,而且也是人类古代文明构成中一个为多种文化传统所共享的教化方式。在现代社会情势下,理解儒家教育理念的全部关键,在于解读作为其核心的智德理念结构,从中读解出其“智”、“德”内涵的历史意味和现代价值以及其与西方相应观念的内涵和潜力之差异。于此,儒家传统教育理念不仅可以获得较充分的理解,而且有可能成为现代文化和教育的有益资源。     

儒学是疗救西方现代性疾病的一剂良药——狄百瑞“新儒家”思想论述

狄百瑞是西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狄氏一生努力推动并促成了美国中国学对中国思想系统内部概念的研究,将中国传统思想引入西方乃至世界视野,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狄百瑞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现代政治运动与思潮是狄百瑞学术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狄百瑞对中国传统进行研究,促成符合现代性观念的中国传统人文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兼容、统一,最终落脚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现代性困境问题。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与现代新儒家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思想酝酿与定位阶段。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作为“五四”东方文化思潮的主将,同时也是为现代新儒家思想定位的先驱。东方文化思潮出于对中国近代所走过的西化道路模式的痛切反省,主张中国道路特殊论,并主张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在学术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文化会通,以达致传统文化开新的目的。东方文化思潮的这一文化思想和学术方向为现代新儒家所延承和发展。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他们在根本上固执于传统儒学的立场,因而未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无法真正实现传统开新的目的。     

儒家诚信道德的现代转化

现代社会的信用伦理只能在现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诚信资源 ,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表明 ,以儒家为代表的诚信道德传统作为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伦理传统依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 ,而且必将成为建构现代信用伦理的根本和主要资源。但是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儒家的诚信伦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需要转化和扩充 ,将之直接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难免捉襟见肘 ,这也正是时下人们在“人无信不立”的古训面前呼唤诚信的原因所在。儒家的诚信伦理要在市场经…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评介

现代新儒学以遥承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在现时代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西方文化构成了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因而,如何在继承传统儒家之“真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援西学入儒学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学历经几代薪火相传,其间存在境遇虽有不同,学理义涵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其思想的脉胳可以说是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比之前辈不仅更具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其入乎西方文化之内而又出乎西方文化之外的学思历程与知识基础也为他们…     

“中体西用”:儒家宪政思想的中国叙事——以康有为为考察中心

"中体西用"是在西潮东渐的转型期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定位,是儒家宪政思想的追求。康有为提倡"中体西用",选择渐进改良,并建构了儒家宪政制度安排: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的君主立宪制。康氏采取"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构建其政治图景,保持了历史连续性,反映了过渡人的文化焦虑。百年后的大陆新儒家与康氏有相似的历史际遇,行走在康氏开辟的论证道路上,如同康子一样选择了"中体西用"。康氏的儒家宪政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宪政模式选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论梁漱溟的多元文化观

许多研究梁漱演先生思想的人都觉得他的思想有很多不确定之处。各种思想交替地出现在他的每本著作中,以至于连他的思想归属都成了问题。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阅读梁先生的著作,就可以发现,他的思想不能够简单地用诸如“自由主义者”、“新儒家”或“新佛家”的概念来定义。在文化的不同层次上,梁先生呈现一种多元取向。他为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社会描绘出一幅多元文化的蓝图。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梁漱漠是信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事实上梁氏在其一生的活动和著作中,也确实为儒学的复兴奔走呼…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儒家维度

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曾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作过一番评价,直言其"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文艺思想传统(主要是道家)之木"。对此,朱光潜在20世纪80年代数度作出回应,表明自己实则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本文对朱光潜思想展开重新考察与梳理,认为其实际上有一个由偏于道家向偏于儒家的发展过程,及至20世纪40年代,其儒家文化立场已经非常成熟、稳固。此时他以儒家的礼乐文化之木接西方近代美学之花,在中西文化互释中阐发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并寓以自己"美善合一"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     

儒家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理论

儒家文化中蕴含着迥异于西方的、丰富的人际关系理论 ,它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原则和规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理论 ,已经建立了以“仁”为核心 ,以“礼”为整合手段 ,以宗亲关系为出发点 ,以整体主义为处理人己、群我关系的基本原则等较为完整的人际关系思想体系。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儒家社会学何以可能

当孔德创立作为崭新学问的社会学时 ,其中包含着当时欧洲的历史经验以及对新社会理想和展望。东方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尤其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所导致的许多问题意味着东方社会再也不能把西方思想当成普遍的价值予以接收。因而需要一种反映东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文化特点和社会理想的新的社会学。“儒家社会学”就是根据儒家的世界观和社会思想而提出的。本文系统地考察了儒家的理性、儒家的思维方式和儒家知识的特点 ,并据此探究儒家社会学方法论及其意义。本文认为儒家社会学将拓展西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将对东方社会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评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

近年,随着文化讨论的深入和拓展,随着传统与现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问题的凸现,人们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主张,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返本开新”既是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又是其解决古今,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接融汇问题的理念和方法,因而为其信守不渝并努力实践。而要解开现代新儒家何以要“返本开新”的文化情结,便须把握其文化精神价值论,进而透视其文化重构观。而这样,又须从其     

漫说“西体中用”

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个时期,由学习西方科学到接受西方进步观念,都是“中体西用”的发展,至“五四”提出“全盘西化”口号,进行新文化启蒙。然而,“中体西用”的演化,并不能改变“中学”的核心。作者新释“体”,认为“体”是社会存在。不论“中学”“西学”都不能为“体”。如果不改变社会存在的本体,则一切“西学”——包括先进的西学如马克思主义,都有被中国原有社会的存在这个体——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及其上的种种“中学”吞掉之可能。在把现代“西学”全面了解、介绍、输入、引进过程中,在判断、选择、修正和改造中使之适应和运用于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即是“中用”。把“西体”“用”到中国,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历史进程。在今天的文化问题讨论中,重要的仍是历史具体的科学分析。首先注意社会存在“本体”的区别,以此为前提,清醒地吸取前现代化中的某些因素,即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实用理性、道德主义等等,作为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现代化道路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略论当代新儒家的传统观

当代新儒家自始至终以中国文化传统的卫护者自视。他们数十年来为文化传统之复兴而奔走四方，掉背孤行，与自由西化论和反传统主义分庭抗礼，以承继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流，接榫中国文化之慧命而自任。他们动心忍性，席不暇暖的努力如今已汇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保守主义大潮，亦造成了今日思想界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本文拟从新儒家的传统观入手，试图对这一思想派别的精神主旨、演进趋势作一粗浅的概观。一传统之成为众矢之的是直接牵连于近现代中国在欧风美雨冲击下积弱不振的悲惨命运。五四以来反传统主义盛极一时，是由于其契合了当时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