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身和谐发展语境下的孔子人性论

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在人的自然属性上主张顺从而不放纵,在人的社会属性上倡导人格的健全和“道德个人主义”,在人的身与心的和谐方式上追求审美方式,以构建感性与理性、情感与道德诗意共存的和谐,这对当前人的自身和谐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道通天地 世界和谐——弘道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

引言首届国际道德经论坛,特别以"和谐世界,以道相通"作为主题,这一主题的确立,一方面,体现了道祖太上老君伟大智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 ——“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

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三代以来仁字字义内涵变迁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并使用,但其道德性内涵并不明显。直至孔子,仁的道德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逐步向表达人之道德性根据的概念范畴演进。前孔子时代的仁,从指涉人之美好气魄到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再到与人的品质行为相关的评判标准等,历经多重内涵的发展。受了三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影响,仁经由孔子的转化和改造,终于确立了其道德本体性的地位,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的和谐意识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是一种不散的精神,孔子又是“和”理念的集大成者。他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个人身心关系方面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对孔子思想中的和谐意识进行认真地梳理、审视,自觉汲取其精华,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基督教的教义性、伦理性与社会和谐

基督教既是教义性的信仰,也是伦理性的宗教。教义是其内涵,伦理是其外延,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构成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的教义性表现是,以信经宣告信仰,以圣经确立并检验教义,以教会活动践行教义。基督教的伦理性在于相信一位伦理的上帝,这位上帝必然要求基督徒重伦理、讲道德,尤其注重爱、圣洁和公义。教义性和伦理性相结合,一定能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丁若镛实学中“仁”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孔孟仁学思想体系的复归与继承

丁若镛是韩国实学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主张恢复以孔孟为中心的原始儒学思想。他大胆地批判统治朝鲜朝社会的性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思想和方案。如果说朱子把"仁"理解为形而上学概念的话,那么,丁若镛则把"仁"理解为道德行为主体的实践德目。他把"仁"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向人之爱"的关系。他认为"仁"和"不仁"并非是内在于人心的、先验的价值观念,而是根据人的自律性意志的自觉选择,因而"恕"才是实现"仁"的具体方法。他主张把"仁"思想以孝、悌、慈的形式,扩充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全社会最普遍的、最根本的伦理。     

孔子与隐逸思想——以《论语·微子》为中心的考察

《论语》中记载了很多孔子对隐者以及隐者对孔子的评价,这里面有赞美与欣赏,也有批判与规劝,显现出二者微妙而富有意味的关系。孔子“命”、“仁”的思想在为儒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同时,一定意义上也为隐逸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命”的限定性为隐逸提供了外在理由;“仁”的自觉自足性则为之提供了内在依据。归根究底,“仁”的内向性落实与外向性诉求之间的张力促成了孔子与隐者之间的思想互动,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但同时也可以看作他们对“道”与“世”的双重许诺与承担。     

“仁”与“绝对命令”——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比较研究

孔子依据"仁"而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以发展完善其道德人格,并"践仁知天",达至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康德依据绝对命令而禁绝种种感性欲望之诱惑,从而纯化道德之动机而彰显理智世界之人格。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虽在德与福如何一致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仁"与"绝对命令"自身也有一定不足,但它们都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的人格世界,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孔子的仁与礼乐

在孔子心目中,仁包括了人视、听、言、动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正是因为仁的集合性,每个个体的人具有不同的质,所以孔子在回答不同弟子关于什么是仁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答案。但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希望弟子都能养成美好的道德,努力达到仁的境界。孔子是从＂美＂的角度理解仁的,从内心到外表都做到了＂美＂,就达到了＂仁＂的高度。＂仁＂的思想体现在孔子的一言一行中,同样反映在孔子对于乐的理解与理论上。礼和乐是不可分割的,在礼崩乐坏、时代大变革的背景下,孔子利用礼的理性特征和乐的感性特征,达到其社会教化的目的,把＂尽善尽美＂和＂文质彬彬＂的思想贯穿其中,以实现其＂天下归仁＂的理想。     

和谐世界 以道相通

一、道之义 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开宗明义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第二十五章中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     

与人和睦 见证和谐

道成肉身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成就和睦的事,使神在基督里悦纳卑微的人类,使人类进入他的祝福中。从漫长的教会历史来看,“合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教会的健康发展。早在耶稣时期,门徒们就因为权位争论过,因此主将要离开世界的前夕,向天父祈祷说：“我不但为这些人（包括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我们（圣子与圣父）合而为一……”（约17：20—26）。     

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

“天地之心”是《礼记》与《周易》中的一个概念。唐文明在近期的一系列论文中证明,天地之“心”是一个最高的主宰者,能够创生天地。吴飞反驳了唐文明的观点。回到经典中,详细考察经典中的“天地之心”,可以发现,在气论的背景中,天地之心是指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即人得天地之气最清,所以贵于万物。在传统思想中,圣人德合天地,圣人之“心”,便是“天地之心”的体现。同时,圣人制作六经,使人贵于万物,而又敬畏天道,合于自然。在中国文明史上,正是因为“六经”的尊崇地位,中国文明始终在不断重新理解自然,并且在不断保持一种超越自然与回归自然的张力中前进。     

儒家生态观与社会的和谐

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国家之间、当政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而爱物”、取之有度,以及“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理论,对于解决人与大自然及世间万物共处共存、和谐发展的问题,无疑是大有益处的。今天,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也决不可忽视了儒家生态观的借鉴价值。     

也谈孔子的人性观

传统上人们对孔子人性思想的论述往往从善恶的角度立说。其实,孔子并没有明言人性是善还是恶,而是认为人性应当是"仁",应该朝着"仁"的方向去塑造。与其说孔子的人性论是性善论,毋宁说是具有引人向善意义的人性观。孔子提倡用"诗"、"礼"、"乐"涵养和塑造人性,以实现自然人性向道德人性的转化。     

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

置身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程颢,对易学的天人之学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程颢的易学,首先开示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生意的有机整体宇宙图景,继之揭示了此一生机、生意之所自来的终极宇宙根基、根据,即天理,并指出天理是一终极的令物生生之理,即是一最高的绝对之善本身,由此天理即仁体。天理与仁通而为一,可名之日天理—仁体。此一天理—仁体令天地万物涵具并彰显出盎然生机、生意,且一体无隔。人禀受它而具备了存在的所以然的终极宇宙根基和充足的价值根据与资源,应据之一则珍视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令其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再则珍视并善待他人他物的内在价值,视天地人物一体无隔的有机宇宙整体中的一切皆为我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期其亦皆能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自我,从而成就起一宇宙式大我,达到成为天理—仁体自觉圆融化身的最高的生命境界,即天地境界。为此,尚需作识仁与定性的工夫。     

论孔子的“人格之教”CSSCI

孔子之教,实乃人格之教,以教人求"仁"为最大教义。孔子"仁"的思想源于他"对人性的自觉",即:人性即"仁",它本身就充分自足、尽涵万物,赋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故终可与天道合一以"成仁"。孔子之教立足于这种自觉,以教人"下学而上达"为主要内容,欲人于"博文约礼"之中自达"知天命"之境,自悟得"性与天道"的高深道理。孔子以典范人格的身教为教育之最有效的教育手段,而其本人正是最佳典范,他以身作则地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论孔子“仁”学的人本意蕴

"仁"作为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德目,其所具有的人本意蕴并非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强调把人当人看,对社会各阶层都应持有起码的平等的同情心和爱心,"仁民爱物"意味着这一关爱之情由人类向自然万物的推及."仁"不远人、"为仁由己"、"推己及人"强化了人的道德自主和社会承担意识,同时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现世追求和内在超越的品格;"克己复礼为仁"标志着中国文化由神本向人本、由外向内的转型,它的首要意义在于对于人的发现,在于唤醒人类的"同类意识",在于凸显人的反省和自觉,将其从整体上理解为牺牲自我、人的独立人格的丧失、人的异化有失公允.     

“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论人、我、自然的和谐发展:疫情的社会心理学反思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还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蔓延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己的关系失调的体现。他人、自我、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培育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良好社会心态,把握好物质与精神、自由与规范、统筹与协作平衡发展的社会治理方法,可以在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中起到重要作用。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之比较

本文首先考察了朋友概念的历史变化,然后比较了友爱和仁两个基本概念,这些是全文的铺垫。本文主要从“信”和“乐”两个方面比较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信”为友道之基,这是《论语》强调“信”的原因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类型的朋友“信”的情况不同,有的无“信”可言,有的靠法律来保证,有的靠道德来保证,有的则是朋友本身应有之义。朋友为人类生活带来快乐,孔子认为这种快乐是“仁道之乐”;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理性之乐”。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两位大师的伦理、政治以及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