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义军时期道教厨供研究

厨供是道教斋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道教文献中有不少相关记载,如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便极为典型,其中抄自于唐代文献的厨供,与经教道教的规定基本一致,而在归义军时期,出现了不少有悖于经教道教所规定厨供的内容。通过对敦煌道教活动中厨供具体内容的梳理,并比较敦煌道教与经教道教厨供之异同,可对敦煌道教世俗化的具体情状及原因作进一步的考察。     

书讯

正《敦煌道教文献合集》(全2册),王卡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定价2636元。本书是对敦煌道教文献、吐鲁番道教文书等资料的首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点校,是对目前为止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式总结。     

唐代的儒释道融合 以敦煌道教文书为例

正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在明代以后则成社会的主流思想。在此之前,唐代对此问题也进行了众多有益的探讨,而敦煌道教文书的记载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对于探讨中国思想史上这一独具特色的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论敦煌文书中的道教写经

道经是道教弘道宣教的经书,是记录道教教义思想的文字经典。通过敦煌道经题记所见道教写经的详细考察,本研究认为唐代道教重视道经的书写与传播,从写经传统形成的侧面亦可见唐代道教的兴盛。中古史上书写道经已蔚然成风,社会上道经的传写、收藏和诵读,是体悟大道、弘扬大道的有效举措。     

唐代长安道教

唐代是道教兴盛发展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唐代道教活动的中心,本文探讨唐代长安道观设置与道士活动,以见唐代长安道教概貌。 一、唐代长安道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活动多在名山福地,道士们远离城市,遁迹山野,结茅隐修,不问世事,超凡脱俗,蔚为风气。至李唐建国,以道教教主李耳为李氏皇帝远祖,尊崇     

唐玄宗与《一切道经》——以敦煌道教写经为例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崇奉道教的著名帝王,崇道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动道教经书的编纂、缮写和颁布。唐代道教经书总集《一切道经》的编纂和缮写,是唐玄宗对道教经书发展的重要贡献。崇奉道教道经、宣扬老子为远祖,是李唐王朝基本的文化策略之一,从根本上讲是为巩固统治基础服务的。这也使以《一切道经》为标志的道教写本经书发展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敦煌道教写经,为我们研究唐玄宗与道教写本经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赵宜真道脉与著述文献新考

张泽洪先生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撰文指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道教、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道教、佛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数量众多，各名山高道、高僧汇聚于此，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文化活动。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下)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朝鲜的传播

唐代道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形成朝鲜道教的科仪、修炼、民间信仰三大流派,在朝鲜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入唐留学的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崔致远为中心,通过其修道事迹和涉道诗、科仪文书的分析,说明新罗赴唐求学者对道教的研习和兴趣,是道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途径之一.唐代曾一度形成高句丽国人争奉五斗米教的盛况,这是道教在朝鲜社会传播的结果.作者认为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朝鲜的影响,是东亚文化圈文化传播的典型例证.     

宋代道教管理机构考述

宋代道教管理机构考述唐代剑唐宋时期是中国道教管理机构确立与完善阶段，它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就宋代道教管理机构及其职掌作如下考述，以窥封建政府对道教控制之一斑。一、政府道教管理部门宋继唐和后周之制，初以开封府尹兼功德使掌道官选授；以尚书省...     

敦煌道教文书概观

(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藏经洞”出土我国中世纪古写本五万余件,其中道教文书约占千分之十二,全部是手抄卷子本,现在分藏在英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地。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最为质优数伙,约三百号左右;不列颠国家图书馆次之,约藏一百五十余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三十余号。北京图书馆藏卷至今尚未全部公布,然已刊布者二十七件,未刊布部分约二十号,其中包括罗振玉旧藏数件。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道教文书三件。日本收藏状况较为复杂,现已知天理大学图书馆、大谷大学图书馆、书道博物馆有少量收藏,加上其它公私     

唐代女冠服饰初探北大核心SSCI

唐代道教兴盛,道教服饰制度亦日益完善。唐代女冠服饰分为服装和妆饰两部分,以下分述之。 唐代女冠服装 唐代女冠的服装有法服和常服之别。 （一）法服 唐代道教服饰制度进一步完善,衣秩等级日趋鲜明。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日：“初人道门,平冠黄帔;二者正一,芙蓉玄冠,黄裙绛褐;三者道德,黄褐玄巾;四者洞神,玄冠青褐;五者洞玄,黄褐玄冠,皆黄裙对之,冠象莲花,或四面两叶,褐用三丈六尺,身长三尺六寸。     

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

道教的祭祀仪式习称为斋醮,有关斋醮的一系列法事内容称为科仪。青词是斋醮仪式中献给天神的奏告文书,是道教科仪常用的祭祀词文。青词是表达斋主心意的祭祀文书,有用青纸朱书敬献神灵的仪格,其颜色蕴涵着宗教象征意义。道教关于青词的撰写及投送,有青词式、青词关等科法规定,青词是道教神仙信仰的文学化表达,它蕴涵着道教的济度之“道”。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上)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到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论道观与唐代诗人

宗教与文学同时臻于极盛,是唐代文化的一大特点,而道教与唐诗的关系遂成为研究热点。道观作为道教理念与活动的实物化长存空间,与以唐代诗人为主体的唐代知识分子群体关系十分密切:第一,道观为唐代诗人体认道家道教的思想理念提供了场所与途径;第二,道观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容身之地;第三,道观为唐代诗人提供了习业之所;第四,道观成为唐代诗人的交游中心。道观在唐代诗人构建思想世界时,在其开展生存生活、应试科考、交际漫游等活动时,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道观与唐代诗人的关系,兼具宗教学、诗学、文化学等多重意义。     

道教考古史上的一篇宏著——读《道教法印令牌探奥》

法印与令牌是中华道教最重要的两种法器。凡举行斋蘸法会,修真护身,通灵达神,驱邪伏魔,炼度济人等道教科仪与宗教活动中,都必须使用,故历来为道教中人所推重。正如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秘书长张柽先生说:“宗教法物是宗教文物之一部分,就道教法物而言,通常所使用者,不出剑、印、尺、令,是行法时之必要道具,道教特性之一,是道教仪式中多有函牒文书的使用,类别众多,而符文凭等等及涉及阴阳各界之书函,均须用印,是以法印用途既广,种类亦众,绝非常人所能理解。印者信也,令者权也,是道教神职人员演法时役使鬼神之必备法物,故道士奏领法职,师长必授…     

略论敦煌区域道教研究的意义

本文首先透过对敦煌区域道教的研究来看在初盛唐时期、吐蕃统治时期、归义军时期三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敦煌道教的复杂历史命运及特点,并揭示其对于中古道教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其次,在敦煌区域道教研究的基础上看道教的特点,并揭示道教在西北地区维系本民族团结、导化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走入中国文化大家庭、接引佛教中国化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唐代道教乐舞的美学特色

<正>道教乐舞是唐代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道教乐舞兼收并蓄、融合众技，不但继承了汉代道教乐舞的神韵，同时还融入了当时胡乐胡舞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蕴，其艺术思想对后世的乐舞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敦煌西云观

敦煌,作为一个佛教文化胜地而著称于世,然而,在历史上众教林立的敦煌,道教也占有它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留下了西云观——这座辉煌的道教宫观。 西云观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相传很久以前,王母曾居三危,乘青鸟往来于瑶池之间,因而东来紫气,西呈祥云,登古城而晚眺,见霞光辉于垣西。当地群众集资修观于斯,故誉名“西云观”(又名“栖云观”)。敦煌西云观与三危山的王母楼、老君堂遥相对峙,和月牙泉古庙群鼎足三立,是通两关(玉门关、阳关)的必经之路,又是敦煌道教三大活动中心之一。创建之     

敦煌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互动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