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行政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特征

正义是公共行政权力的本质要求,是公共行政应然的、核心价值.在公共行政发展的不同时期,正义的核心价值地位会有所偏离或被遮蔽,但公共行政核心价值的历史演进越来越接近正义的核心价值要求,表现出对正义核心价值的复归.公共行政正义具有政治性与多元性的基本价值特征.     

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定位与规范体系

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是加强政风建设、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故政府、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对公共行政伦理进行价值定位,借鉴国外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建构中国当代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体系。     

公共行政正义的伦理学解读——读《公共行政正义研究》

公共行政正义既是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公共行政实践的核心价值要求,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尽管一些学者对这一问提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对行政正义或行政公正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和需要弥补的地方.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冬艳教授所著<公共行政正义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从义务论、目的论和德性论三个维度对"公共行政正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伦理学解读,有力地推进了公共行政正义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和实现意义的力作.     

中国公共行政伦理文化自觉

本文从公共行政伦理的界说、中国公共行政伦理文化自觉的生态环境与逻辑起点、中国公共行政伦理文化自觉的初步成果、基本内涵 (指导思想、规范体系、监督机制、养成机制 )与根本途径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公共行政伦理文化自觉的有关问题。     

公平正义: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行政与价值无涉,公共行政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意味着其除受政治价值影响之外,还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价值。秩序、安全、效率、公平正义等公共行政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优先次序。效率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公平正义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     

事实与价值的融合--公共行政伦理学探源

20世纪初,西方理论界出现科学化倾向,公共行政管理被归入科学的事实领域,伦理学则属于价值领域,两者被人为地分离;行政与伦理的结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从行政学产生之时起,行政管理的价值问题与伦理目标就成为学者们思考的一个焦点;20世纪70至80年代,行政与伦理真正开始融合,不仅出版了理论著作,而且在行政实践中接受了伦理规范.至此,公共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产生.     

政治正义及其价值功用

在政治哲学的价值体系中,政治正义作为证成理想政治体的存在的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统摄着平等、自由、民主等其他政治范畴的价值导向,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政治正义的价值导向是对平等和自由两大基本价值原则的道德诉求,也是对当代政治社会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反思和回应.同时,政治正义作为最高价值理念,也在以其价值导向和功用丰富着当代政治文明的内涵.     

西方环境正义研究述评

西方环境正义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被概括为三个主要的研究范式或阶段。每个范式的研究在推动我们逐步深入理解环境(不)正义的过程中都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每个范式的研究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对这些研究范式的分析整理,将会为环境正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恰当的逻辑起点。     

西方正义理念的历史回眸

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现实目标和永恒理想。在西方文化史上,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正义思想,它们构成了西方绵延古今的正义观变迁史。真正的正义理论应该是对人类生存,发展与完善这一中心问题的思考与表达。这一理解即是我们正确评价西方各种正义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科学合理地建构中国社会转型期正义理论的立足点。     

论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

亚当·斯密既把正义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又看作是一种美德或德性.但他主要是把正义作为行为规范来运用的.亚当·斯密的正义伦理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错位,这种价值错位首先表现在主要作为行为规范的正义本来只具有底线的或很低级的价值,但亚当·斯密却赋予其德性或美德的性质与价值;其次,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表现在正义作为德性总是消极的,其德性价值的程度很低,从而与正义的社会作用极不相称.要解决正义伦理的这种价值错位,必须重建立足于人的统一性的新的德性伦理,倡导做一个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论医学公正

通过对公正的理论考量,揭示公正作为卫生经济伦理学的核心理念,在医学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评判作用.同时指出中国的卫生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方针应该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关于公共目的实现的伦理思考

公共目的是对公共生活的总体把握 ,是用于引导公共生活的。实现公共目的是公共管理的根本任务 ,是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道德上合理的公共目的的实现要求使用正当的公共管理手段 ,它要求公共管理者用道德来约束其对公共管理手段的选择。这种道德约束有两种情形 :其一是在多样化的手段中选择正当性的公共管理手段 ,其二是使公共管理手段的使用正当化。     

公共卫生实践中诸主体的道德责任

公共卫生伦理的实质是维护公共健康的道德责任,明确其实践诸主体的具体道德责任,即政府应当尽力提供与公正分配公共卫生资源,公众应当追求公共善基础上的合法权利,卫生职业者应当献身职业,进而为维护和促进公共健康利益、减少和预防疾病、降低和最小化风险与伤害提供伦理支撑,也将为公共卫生实践主体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     

公共利益:公共伦理的价值基础

公共伦理是公共管理行为应遵循的准则与规范体系,其功能在于有效调节、规范和引导公共管理行为,促进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公共伦理必须寻找到合理的价值基础。本文认为,公共利益既是公共伦理建设的出发点,又是公共伦理致力于实现的目标,理应成为公共伦理的价值基础。同时,以公共利益作为公共伦理的价值基础,实现了义务论与目的论的统一,使公共伦理具备了很强的实践品质。     

论公共决策的优先性价值

公共决策关涉价值,且负荷优先性价值。在思想史的维度上,众多学者认同公平是公共决策的优先性价值。在学理层面上,公共决策的公共性和政府的服务性决定公平是公共决策的优先性价值。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必须以公共决策的优先性价值为基础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推进代际公正 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公正社会。代际公正理念强调对于每一代人（包括老年人）基本贡献的肯定和尊严的维护。在现阶段,公正对待老年人的问题正逐渐凸现,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否实现。为此,除了社会的保障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外,还必须继续弘扬尊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社会、社区乃至每一个家庭中形成尊老敬老的良好风气,以代际和谐、家庭和谐推动社会和谐。     

公共卫生的特征及其伦理学问题

公共卫生主要关注全体人口的健康,而不是个体的健康。通过对公共卫生的定义,对公共卫生实践与临床医疗实践的区别的阐述,提出公共卫生伦理学概念上的大致范围。指出在公共卫生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政府的作用,政府采取强制措施消除造成公众健康威胁因素的权力和义务。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elat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of, and social-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popular beliefs about,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first part sets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perspectives, identifying considerations which tend to lead adherents of each discipline to regard the other as irrelevant to its concerns. The second discusses four reasons why social scientists might benefit from philosophy: problems in identifying inconsistency, the fact that non-justice considerations might underlie distributive judgments, the way in which different principles of justice can yield the same concrete distributive judgments, and the ambiguity of key terms. The third part distinguishes and evaluates three versions of the claim that normative theorising about justice can profit from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public opinion: that its findings are food for thought, that they amount to feasibility constraints, and that they are constitutive of normatively justified principles of justice. The view that popular opinion about justice has a strongly constitutive role to play in justifying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stricto sensu is rejected, but it is argued that what the people think (and what they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come to think) on distributive matters can b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political theorist to take into account, for reasons of legitimacy, or feasibility, or b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