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与文明——读赵汀阳先生《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对当代中西方哲学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基于“第一哲学”的追求,对“中国哲学”的特征进行阐述。其中,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文明意识意味着,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游观：范畴之外的中国哲学风景

<正>一 走出本质：中国哲学怎么“做”“做中国哲学”意味着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无论是西方哲学强势下的学术焦虑,还是中国复兴背景下的学理独立,这一方向已然凝聚为中国哲学研究中共性化的问题意识。在“自立吾理”的旗帜下,不同形态的哲学探讨异彩纷呈地构成了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生机勃勃且不乏紧张的学术生态。中国哲学怎么“做”?西方哲学深厚的历史脉络以及西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传统,是自主之路上无法回避的他者。某种意义上,     

“挺身于世界”的中国古代哲学—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的身体之喻

张再林先生在其《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从身体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哲学做了一种崭新的阐释。这种阐释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从意识哲学的视角不可能揭示出中国哲学的真正面目；这种阐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中国古代哲学在宇宙观、宗教观、伦理学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彻底的“身本主义”特质；这种阐释给我们的当代启示，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不是“隐身于世界”而是“挺身于世界”的哲学，其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身道合一”的宝贵思想资源。     

在“之间”做中国哲学

<正>陈少明教授在《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1))一书中鲜明地提出了“做中国哲学”的口号。按其自陈，这个口号首先是对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界的一个反思和吁请，即一方面要有别于只述不作的哲学史论述，这种中国哲学史的论述源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影响下、以某种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构中国古代思想;另一方面是要“做”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特有的思想经验与思想品格在今天重新生发出其特别的意义，是为别开生面。     

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

在当代西方哲学面临从意识哲学向后意识的身体哲学的理论转型之际,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契机。一种对中西传统哲学的深入比较将使我们发现,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坚持一种“反思”的取向,不如说是坚持一种“反身”的取向;与其说是具有一种“祛性”的特征,不如说是具有一种“尊性”的特征;与其说是以“还原论”为其原则,不如说是以“系谱学”为其原则。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传统哲学在其理论范式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而非意识性哲学。故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古人不仅坚持“即身而道在”把身体提升到“道”的高度,而且还使该“身道”一以贯之地贯彻在诸如宇宙论、伦理学以及宗教观等中国古代的理论之中,使之成为通向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真正的不二法门。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试论《太平经》关于天地人“三合相通”与“中和”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道教的“中和”思想,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一书中,是与它的天地人“三合相通”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哲学基础,乃是它的元气论。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面向日常生活经验与“做中国哲学”

<正>陈少明“做中国哲学”的哲学探究理念和实践,为在当代中国做哲学提供了一种道路、一种典范。他不仅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且以自己的哲学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类型学意义与激唤作用的案例。这一典范的要点在于肯定中国哲学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在此是一个“地方性”的限定,是人文之“风土性”(和辻哲郎语)显现,普遍性既是由内容——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经验——提供,也与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想方式相关。     

“本”“体”变奏：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魏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以“本末”思维为主要致思路径,这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玄学与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对超越之“体”的追问代替了对经验之“本”的探寻。不过,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在性而与世间、人伦难以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     

本体与境界:中西哲学之比较与沟通

在关于“哲学何为”之古老而常新的追问中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存在”的学问 ,可谓是经典的定义了 ,也可以说是对于哲学之本性的揭示。然而 ,“存在”何解 ?对此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和结论 :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为“存在是什么” ?企图通过一系列的追问 ,把握住那隐藏在背后之恒定的“所以然”、“终极因”之“真存在” ,这构成了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本体论”传统。中国人面对存在论问题时 ,其典型思维方式并不着意去追问存在究竟是什么 ,而是致力于寻求“如何达成存在之境” ?或者 ,“如何成就存在的自由逍遥之道” ?这构成了中国哲…     

一部推陈出新、富有创见的易学专著──评《易道:中华文化主干》

张其成博士的新著《易道：中华文化主干》,于１９９９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笔者认为,这是一部推陈出新、富有创见的易学论著,并拟从三个方面略作评述。一、汇集各家之说,精心考辨,扬榷是非《周易》经传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也是我国学术史上争论最多的一部经典。张其成先生“执迷”于易学研究,对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条分缕析,精心考辨,尔后扼要地加以概括、评述。比如,关于《周易》的性质,作者分别对古往今来最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周易》是卜筮书”、“《周易》是哲学书”、“《周易》是历史书”、“《周易》是万世经…     

权能与场有:行依论——易道的诠释(二)

§14 三才与三极:易道开显的存有格局而《易经》哲学正是以“三如实”的求真态度为出发点的超切主义哲学。《易经》的语言基本上乃是诠释易道的哲学语言。而所谓“易道”,用《系辞传》的术语来说,就是“三才之道”或“三极之道”。“三才”就是“天、地、人”,“三极”就是天极之道,地极之道、人极之道。在中国先秦的哲学里,“才”与“气”都是权能的代名词,而“极”则含有“如实之道“或”真之极致”的意思。“三才”中的“天地”(“天”与“地”的合言)就是权能场有;天地之道也就是权能     

进一步学习哲学的推荐读物

1.哲学入门引导学生学习哲学有三种经过试验有效的方法。一种是让他们读古典名著,循序渐进地、一本本地读下去。一种是让他们集中力量读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并比较不同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适当的时候,再用这个方法去阅读其他的问题。第三种方法是让他们学习哲学史,使他们根据年代先后既能读到哲学问题又能读到各位哲学家的著作。这三种方法可简称为:著作、问题和历史。它们既可用于学习现代哲学,也可用于学习一般哲学。例如,J.麦夸里(Macquarrie)著的《存在主义》一书,通过对关键问题和概念的连续讨论,     

问道于思想的行走者

书的价值决定着出版社与废品回收站的距离:有的书,一经问世就濒临死亡,我们可以让它短暂逗留于书桌,但却决不用它来庄严书架。这类书自然会使出版社成为回收站的近邻。但还是有一类书,即便读得破旧了,也依然坚实地占据着我们书桌或书架的一角,它使出版社与回收站无缘。在我看来,欧阳康教授主编的《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简称《丛书》)就有希望属于后者。无论在总体设计还是分卷安排上,这套书都贯穿着强烈的“问道意识”。我所谓“问道”,首先是指日常意义上的“问路”。为什么问路?因为哲学虽假定“大道惟一”,但不同地域、不同历…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学佛必读经典

人们往往用“浩如烟海”或“汗牛充栋”等词汇来形容佛经数量之多。对于一些想了解佛教的人来说,面对如此浩瀚的经典,难免望洋兴叹或望而却步;就是那些已开始信佛、学佛的人,究竟要读哪些经典,又到哪里能请到一些必读的经典,也往往无从措手。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编一部类似基督教《圣经》那样的书,供一般在家信佛、学佛的人学习、读诵。这个问题一直有人在探索,并且也有不少成果,像《在家学佛要典》、《佛教圣经》等书的问世,都在这方面做了很有益的工作。但所有这些工作都还只是一种尝试而已,并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具有较强适…     

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社会乌托邦——兼对《礼记·礼运》的分析

一、儒家乌托邦的形成与历史乌托邦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乌托邦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且因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其他许多重要观念都是它的延伸。因此,不了解儒家乌托邦,就难以对儒家何以会有这样的政治思想作出合理解释。儒家乌托邦实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原型”。儒家传说中“大道之行”的世界,是儒家社会乌托邦的典型写照。所谓“大道之行”的世界,是指尧、舜以及比这两个帝王的统治更遥远的历史时代,也就是后来史称的“三代之上”的世界。三代之上的历史并无可靠的文献记载,只是一种传说而已,然而,恰恰是这种…     

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案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历程、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精神层面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直言之,现代中国哲学诞生于“承认的斗争”,诞生于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怀疑论阶段,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超越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阶段,但仍不免在苦恼意识中挣扎。中国文化要真正克服苦恼意识,必须直面西方文化的理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诠释方案是极有价值的。     

读书心得

一 读文学的书籍使人生情;读哲学的书籍使人明理:读历史的书籍使人醒悟:读艺术的书籍使人高雅:读法律的书籍使人懂法守法;读伟人的书籍使人自立:读宗教的书籍使人修身养性:读教会的书籍使人懂得成圣。二 朋友不是书,他不能像书一样毫无所顾及地向你打开任何一页;书却是朋友,它能深入你的心灵,帮你铺设一条阳光大道。一本《圣经》,除了具备以上的功能外,更能使你读过之后不由自主地一心想活出基督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