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若庸“心学”思想及其意义——以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

宋元之际理学家程若庸《增广字训》精选前贤人心道心之说,并加以总结、反思,体现了兼容并取、继承批判的特点。他兼引程子与朱子对人心的不同观点,吸收黄榦颇具争议的喜怒哀乐为人心说,采用黄榦人心道心犹如道器的相对相即双重关系论。引入“气未用事”说作为考察一心是否分化为人心与道心的指标,反驳道心为未发、道心为性、中为未发及静处用功说,倡导动处用功。他主张“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的心理相涵论,提出“此心为此道之统宗会元”,彰显了心对于道的实践能动性,以至被误认为心本体论。他主张欲有善恶之分,不能概以欲为不善,赞同“即欲以求诸道”和理欲同体之说。程若庸的心学思想体现了融通和创新精神,影响了元代以来的朱陆合流之说,在宋元朱子学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故研究程若庸的思想对增进理学范畴的认识及宋元理学演变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论陈献章心学思想的理论意蕴和特色

陈献章心学思想的理论意蕴及特色可概括为：一、主张以“静坐”方式来涵养心体,体认“善端”,强调在心体上作工夫,明显具有将为学工夫心学化的倾向;二、为学宗旨是“以自然为宗”,表现出一种对于超越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与陆九渊心学相比,具有将道德伦理色彩淡化和消解的特点;三、“宇宙在我”,则是凸显主体之心的知觉功能作用,以主体之“觉”来体验自我与宇宙的同一,从本体意义上克服和消解了朱陆从不同方向来膨胀“道”（理）与“心”的偏颇,兼融了朱陆对立的道学与心学,从而表明陈献章心学是从朱熹道学中走出,经过对儒、道、佛诸学的整合,完成了走向陆九渊心学的转变,标志着明代心学思潮的真正开始。     

朱泽论“朱子格物之学心理合一”——从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角度看

清代朱子学家朱泽沄针对明以来不少学者强调朱熹以道问学为主、以穷理为主、以格外物为主,而与陆王以尊德性为主、以涵养为主、以格内心为主相区别,提出批评,认为在朱熹那里,不仅尊德性与道问学、涵养与穷理、格外物与格内心相互贯通、互为补充,而且在这一格局中以尊德性为主、以涵养为主、格物"只在天命、人心之本然处用功",而高于陆王。就朱熹的"格物"而言,朱泽沄对王阳明斥之为"析心与理而为二"提出批评,认为朱熹的"格物",有根原、有充塞、有归宿,讲的是"心理合一"。     

鹅湖之会:心学与理学分野

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在于认识理的方法上,即朱熹主张泛观博览、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张先立其大、发明本心。由吕祖谦主持召开的鹅湖之会,明确了二者的分歧。在对理本体的理解上,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者又是绝对的一致。方法殊途,本体同归。吕祖谦哲学兼取朱、陆,且具有折衷色彩,故成为心学与理学理所当然的调和人。鹅湖之会的准确时间应是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6月5日。     

牟子近朱远王论——从一个心性学的视角

心性之学从告、孟、荀开始即有"二性"或"二心"问题。《大乘起信论》以真如心和生灭心明确分开又统于一心的方式来解决二性之间的矛盾。程朱借鉴了"一心二门"和华严宗事理分界的思路,通过天理气质、人心道心之分,心统性情、心包理之和,来实现"即理"和"造作"、"存有"和"活动"的统一。但按阳明良知学,人心道心,或道德心和认知心却只是一心,没有二门二性之说。牟宗三高扬良知概念,又判朱熹一系"别子为宗",但是从一心开二门、良知坎陷,以及在"一性"问题上对阳明的批判来看,牟氏在基础思维方式上远于阳明,与朱熹更为接近。     

朱熹道德理论的构成体系

道德理论是朱熹道学的核心内容,它从认知、思想、规范三个维度建构起相对自洽的体系。朱熹道德理论的存在论依据,是以理为纲、以太极和气为目、以"理一分殊"为涵摄方式的宇宙本体论;其生存论基础,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心统性情"的有机统一;二者的统一,就是道心人心的合生。朱熹道德理论的精髓,是天理统摄人欲,或曰道心引导人心。由此形成以"仁、爱、恕"为核心的道德系统:由仁而爱至恕,蕴含一体用认知模式,生成以信为聚合力的实践规范和方式,前者以义、礼、智为指南,后者以诚、忠、敬为导向。     

一本理解朱熹学术思想的好书──读《〈朱子性理语类〉译注》

《宋史》本传记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又载：“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盂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这是说，在儒家的道统谱系上，孔子之后，孟子、朱熹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一生仕途多劫，他的大半生都致…     

朱陆修养工夫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异同——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为宗旨

朱陆修养工夫论与先秦思孟学派及其继承者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朱熹在继承程颐理一分殊与居敬穷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孟子》及周敦颐、张载思想的阐发,从理事并进、知行互发的立场出发,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的修养论。陆九渊远承孟子大体说,近承程颢识仁说,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以发明本心的尊德性统摄道问学的修养论。由此朱陆思想体系中修养论的来源、内涵及路径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修养方法上的易简与支离,修养内容上的践履与讲学,儒学门户上的禅学与俗学之争。其实儒释之辨在于是否承认天理,陆王心学只是将天理收归道德本心,从而将儒家道德心性之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以关、洛为宗：吕祖谦心论探析及定位

《宋元学案》以“兼取朱陆之长”评价吕祖谦之学，今人研究也多以心、理并重来论定吕祖谦哲学。吕祖谦非常重视“心”概念，以实然义、活动义和主宰义论之，对心与理、气、性之关系均有讨论，认为心是为学工夫的入手之处，通过“存心”“正心”建立工夫次第，以安顿道问学与尊德性两大重要命题，吕祖谦建立了相当规模、内容丰富的心论系统。本文认为，吕祖谦虽重视心，却仍是“以关、洛为宗”,其心概念并无本体义，其关于心的种种讨论不宜称之为“心学”,而是“理学”下的心论。     

丘处机心性论探析

丘处机将“心”分为道心与人心,将“性”分为道性与众生性,其心性关系即人心与道性的关系。其通过由“不动心”“虚心”到“无心”的炼心过程,最终达致“心空性见”之境界。其心性论深受宋代理学与佛教禅宗影响,但又保持了全真道自身的理论特色,充分体现了全真道“三教合一”的宗旨。     

论陆象山易学“易简”之道与心学建构

学人多从工夫层面宏观论述陆象山的易简之学,探讨朱陆"易简工夫"与"支离事业"之异,然"易简"不仅是其心学工夫论的总体代名词,更是构建其心学体系的核心精神。象山赋予《易传》易简之道以新的内涵,使易简原则融贯于心体论与工夫论中,他于道体建构上化繁为简,将万理归于精一本心,并强调发明道体自然简易,以"先立其大"为前提主张在为学成德上去繁就简。象山的易简之学将天理的自足性纳入人心,以突显人之本心自明自足为最终立意,其以易解心的致思理路为后世心学易之形成开启了门径,"易简"亦由此成为心学一脉建成自身思想体系的重要依据。     

朱陆之辩的哲学实质──兼论陆象山的学术渊源

朱陆之辩是一个延绵达八百年之久的学术大公案,其所辩问题,有无极太极辩、人心道心辩、天理人欲辩、为学之方辩、虚实义利辩、告子辩、禅学辩、道统辩等等。从所辩内容上看,几乎涉及到宋明道德形上学①的主要核心问题。朱陆之辩以及围绕着朱陆之辩所展开的学术论争,构成了朱陆以降至元、明、清诸代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把握了这条主线,这一时间跨度较长时期内的哲学理论分野以及这一时期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也就进一步明确了。朱陆之辩,也并不局限在中国儒学范围内,它也伴着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争论,传播到了古代的朝鲜和日本。朱…     

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李栗谷的最终定论吗?

韩国大儒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独特的人心道心论。但是,该学说存在明显的内部矛盾,故而是一种不稳定的观点。明确意识到人心的普遍性之后,栗谷实际上就放弃了该观点。他的晚年定论是道心人心统一论,即道心为主人心听命,从而相当程度上向朱熹的观点回归。     

“此心此理”——以陈栎、胡炳文为中心重思元儒“心”“理”观及元代朱陆合流

心与理是理学的基本范畴,主心、主理被视为朱陆异同的重要尺度。作为承袭朱子之学而来的元儒陈栎、胡炳文,提出了"此心此理""心即天""心即堂""本心""心外无理""传心"等看似主"心"之话语。然细加分析,则可见其涵义实不出朱子心具理、本心天理之阃域,而并非广吸陆学精华以补朱学不足的朱陆合流之举。此一案例启示我们当摆脱非朱即陆、由陆转王之学术成见,客观面向文本,尊重古人定论,以实现对先哲思想的同情了解和真切把握。     

戴震对宋明新儒学的误读及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兼对心之诸能力的阐发

戴震是十八世纪清代考据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以“血气心知之自然”言性,性无不善,然不免有“失”,所以必须通过对理义的学习以使同样是出乎自然的“心知”进于神明,如此方能使心之“反躬”在情欲之流行中把握到理。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他对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对他所以为的程朱理学身上的老、释、陆、王的成份进行了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却是基于对性、情、理、欲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及宋明儒所谈论的问题的误读,这种误读使戴震在贯彻其思路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戴震最后对“心”的理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立场,而使人心带上一种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从而预示着近代哲学的发端,其思想的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理解之分歧

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体.胡煦则认为太极是本体,理只是其用,太极不仅立于形器之先,也在理之先.朱熹以理为形上之道,而以阴阳为形下之器.胡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应为形上之道,道与阴阳实为一也.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等概念理解的差异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思想的转向.     

宋明理学:内在论题及其哲学意蕴

宋明理学作为一代思潮,有其自身的概念系统及论题.从哲学的层面说,在“理”和“气”、“心”和“理”、“心”和“性”、以及“道心”和“人心”、“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等概念之后,理学既讨论何物存在或何为世界的本原及根据这样一些天道之域的形而上问题,又追问“何为人”、“何为理想人格”以及“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等人道之域的问题.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其关切之点进一步指向“当然”与“实然”、“必然”、“自然”之间的关系.后者既涉及中国哲学所讨论的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又在普遍的哲学论域中体现了本体论、伦理学与价值论的相互交融.     

性危说:荀子人性论新探

在荀子哲学中,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自然倾向,既涵盖了知、情、意三种能力,也包括了由之生发的情感和欲望。本文以此为基础,借助于朱熹人心道心论中关于人心的诠释,证明了朱熹对人心危的诠释适用于荀子关于"性"的论述,因此,荀子的人性论应理解为性危说。相对于以往对荀子人性论的种种解释,性危说应该更切合荀子人性论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