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思维:从指南到临床——以NCCN为例

以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为例,从规范化与个体化、循证与临床经验、患者参与制定医疗决策以及患者的全程管理四个方面探讨从指南到实践的临床思维。指南是治疗规范化的基石,个体化是在全面综合分析基础上的量体裁衣;循证与临床经验的相互补充,依赖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患者参与制定医疗决策保障了患者的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推动医疗决策的执行和反馈;从全局、宏观、长远角度开展的全程管理以实现患者最长总生存期和最佳体力状况为目标。     

从经学到玄学:以王符、仲长统为例

王符、仲长统等人开创的东汉儒学批判思潮,是经学向玄学过渡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虽然说王符等人所尝试的哲学探索还尚在量的积累阶段,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量的积累,那么也就没有思想史上经学转变为玄学的飞跃。它为魏晋玄学在理论上做着准备,尽管这种探索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可它毕竟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时代,值得认真注意。     

改革开放40年道教文化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以上海道教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道教的新发展第一,道教文化研究机构的成立,开创了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上海道教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以及与世界宗教界的往来日益频繁。上海道教界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开展道教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上海市道教协会文化研究室于1987年正式成立,标志着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室聘请教内外著名的学者和道长担任研究工作,确定研究课题,开展道教文化学术研究。     

从儒学到玄学——以王弼玄学的生态智慧为例

魏晋玄学是对汉代儒学的正本清源,而并非是对儒学的简单否定。通过会通儒道的方式,玄学完成了对儒学的继承与革新。作为魏晋玄学最重要的开创性人物,王弼在对生态智慧的阐释中,一方面吸收了儒家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从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强调人类应该因顺自然,充分地体现了儒学对玄学的继承与革新。     

从智慧博物馆到AI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例

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变革,由于智慧地球这一概念的普及,智慧博物馆也成为一种博物馆新形态。同时AI技术迅速发展,这个被誉为第四次产业革命主导的智能技术,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文章以重建后的湖南省博物馆(以下简称湘博)为例,采用比较分析法和实地考察法,从展馆导览服务、文物展示、观众互动等方面尝试提出AI应用实践,并分析AI技术给湘博带来的机遇。     

比盖:《从美学到形而上学》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叙述了三种不同的資料来源:法国的美学,胡塞尔的現象学和英国的新实证主义。他的計划是,利用語言的“意謂方法”的先决的和理論的說明,从作为构成学理的美学过渡到建立一种作为“精确科学”的形而上学。实际上,他区分了科学語言,艺术語言或抒情語言,以及形而上学語言。通过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讀者可以看到近代法国美学的最重要的成果;在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城市生活变迁刍论——以山东省潍坊市为例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四十个年头,潍坊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城市缩影,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国家政策的出台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文章基于对山东省潍坊市居民的口述调查,并借以市政府的数据报告,还原改革开放以来市民日常生活的变化,着重研究衣食住行、教育、消费理念、交通、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变化,以推动口述史研究发展,并总结潍坊市发展经验。     

论《恒》卦——以帛书《易传》为例

帛书《易传》中有关于《恒》卦的四处解释,仔细研读这四处解释,了解其内在含义,一方面对于推知帛书的成书年代或有帮助,另一方面可知帛书《易传》中所出现的不同卦序正是《周易》自身变化的重要标志,透过帛书《易传》,可以对《周易》中的占筮与德行有着新的认识,并且对于重新把握孔子的易学思想亦有极大帮助。     

新时代宗教期刊编辑要增强五种能力——以《中国宗教》为例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广泛宣传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宣传宗教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宗教方面的舆论引导和宣传工作。在我国,宗教期刊历来是宣传党的宗教政策,讲述中国宗教故事,弘扬优秀宗教文化,推进宗教理论研究,开展宗教方面舆论引导和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加强宗教方面的舆论引导和宣传工作,宗教期刊编辑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必须主动适应时代要求,明晰行业趋势,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从而更好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那么,新时代宗教期刊编辑应当具备哪些硬核能     

学校社会工作:从项目试点到制度建设——以四川希望学校社会工作实践为例

内容提要希望学校社会工作在三年项目制服务的基础上,已经具备了向制度转化的条件和时机.但是学校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首先要解决好理念、组织和规程三个方面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理念方面的问题是:在与学校教育制度衔接时,到底是维护还是变革现行教育体制的缺陷；组织方面的问题是:学校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到底是在学校内部设岗还是由外部机构派驻；规程方面的问题是:对于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专业方法,到底是因循照搬还是结合本土文化进行创新.文章结合四川灾后重建的经验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诗经》读解的流变探析——以《关雎》为例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于《诗经》的解读从未停止。《关雎》是《诗经》的首篇,从孔子以来就备受重视,可见《关雎》对于《诗经》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考察历代学者对《关雎》的释义流变,可以发现对于《诗经》的阐释,始终离不开对其社会功用和伦理价值的阐发,即从其艺术风格、创作手法方面的考察,而所谓民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的考察,难免只能停留在对其诗句字意和创作背景的考察上,而一旦涉及到对其诗义、主旨方面的探讨,则不免要结合儒家思想这一文化资源。儒家思想本身是非常丰富的,在用其解读《诗经》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从那些有益于社会进步、有益于人的发展的方面来进行。同时,也应看到,《诗经》作为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文艺论文艺,更有利于文学艺术朝着更加丰富和绚烂的方向发展。     

从子书到经书:《论语》地位的升格

西汉初年,由于政治统治和文化建设的需要,《论语》从诸子升格为"传"、"记"。虽然学界对汉文帝时官方立《论语》博士存在不同看法,但不论文帝是否设置《论语》博士,毫不影响《论语》的传播和接受,其传播的繁荣盛况,可以通过《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窥其大略。而《汉书·艺文志》在"六经"之后首排《论语》,足可见证其在当时的地位。《论语》被推尊为与"六经"并列的"七经"之一,从子书升格为经书,大概完成于汉武帝时期。     

从《左传》到《荀子》:作为人道的礼的展开

礼仪之分是春秋时代的重要问题,将礼提升到与人类文明同存亡的崇高境地。它将民与天地的联系以礼乐文化的复杂而有条理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涵盖了人受生而有的欲望活动所引发的六志调和的要求。这一思想线索显露于春秋之际,多见于《左传》所记载的言论,后为荀子所继承,并在荀子那里发展为对礼的起源和人性的探讨。荀子认为,礼作为人道之极代表了社会文明对自然状态的改进成果,划定了人的现实欲求活动的调适满足的范畴;而圣人作为道之极不仅具体而微地代表了礼乐文明的意蕴与精神,其后天的思虑也限定了礼乐体系这一范畴在历史处境中的实现程度。     

旧约叙事解读——以《路得记》为例

《路得记》是一篇脍炙人口、温馨动人的短篇故事,是希伯来文学中的珍珠.施莱德声称:"世上没有别的诗人写过一篇比这更美丽的短篇故事."《路得记》讲述了信仰女英雄路得的故事,属于叙事文体,故可采用叙事释经的方法对本篇加以解读.所谓叙事释经就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释经方法,以经文作为故事来解经,分析文本中的人物、场景、情节和修辞...     

柏拉图论勇敢——以《拉克斯》为例

在《拉克斯》这部柏拉图最明确探讨勇敢的对话中,两位将军拉克斯和尼基阿斯对勇敢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定义。拉克斯将勇敢定义为灵魂的某种坚持,与知识截然无关。与之相反,尼基阿斯径直将勇敢等同于知识。拉克斯和尼基阿斯均陷入困境:拉克斯无力区分技艺与知识,使他无法解释何以明智或愚蠢的坚持都不是勇敢;尼基阿斯则由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而寄望于一种无所不能的、基于超自然力量的知识。实际上,真正的勇敢与节制、正义和智慧密不可分,可归结为哲人式的智慧。对话之所以没有得出勇敢的确切定义,乃是为了在德性问题上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教诲。     

宋明理学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转变——以理气论、人性论为例

宋明理学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一种从程朱理学二元论到明代理学一元论的转变倾向。其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理气论方面,由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到明代理学的理气一元论的转变;二是人性论方面,由程朱的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元论到明代理学性气合一的一元人性论的转变。这些转变显示出中晚明以后理学现实主义倾向的逐渐加强,并最终演化为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封建社会的婚恋观研究——以《聊斋志异》为例

《聊斋志异》展示了明清时期社会人生中形形色色的情状,痛斥虎狼官吏,揭露科举弊端,讲述人生哲理。但是,《聊斋志异》世世代代吸引海内外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聊斋创造了种种刻骨铭心的婚恋爱情。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男权的思想观念深深制约着婚姻家庭关系。在作者的笔下,男性的主体意识无处不在。站在女性角度,通过分析聊斋中的婚恋小说以及其中的婚恋观,来对封建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与婚外恋对伦理道德的破坏进行分析和阐释。     

从空间到寺院--以开封相国寺的兴建为例

作为一种特殊的屋化空间占用,寺院兴建要求考察其与被占空间的相属关系如何确定以及怎样将此借来的凡俗空间转为神圣用途。开封相国寺的兴建证实神圣意义建构在这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关乎到空间使用权的转让,也关乎到空间意义的转换。然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此空间意义建构不啻来自宗教驱力,或来自世俗、皇室乃至别的推动。不变的空间占用之所以较寺名更具认同,正是因其空间是被独特意义建构过的。     

“忘境”:从《庄子》到郭象《庄子注》

郭象之忘境是对庄子之忘境的发展和转折。庄子之神人的忘境,是通过忘的工夫修养,彻底忘却或抛弃各种世俗价值、世俗之知、生理欲望等,一切皆忘,心虚静明。郭象之圣人的忘境,是虚与实的结合,"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即忘却自我的成心成见,而涵融万物万理。一方面心全、神全(即至足)而忘,另一方面心因与万物万理相适合、融合而忘,即自然而然地顺应万物万理,即万物万理存于心中而不知。庄子之神人忘境的意义,一是心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从而获得绝对的自由;二是心之虚静,无思无虑,对事物只作纯粹直觉的观照,而无劳神之伤;这是追求自我之逍遥。郭象之圣人忘境的意义,是与万物相融合而顺应其发展变化,万物皆能得性逍遥,自我也能得性逍遥,从而共同构建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政治整体;这是"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统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藏传佛教研究回顾——基于藏文期刊论文为中心的讨论

文章依据《国内藏学期刊论文目录》(藏文版)数据资料,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藏文期刊中有关藏传佛教历史、人物、哲学、文献、教育、艺术等方面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文章认为藏传佛教研究需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关注现实问题及"一带一路"倡议、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的转型与变迁、深入研究藏传佛教各类文献的注释和翻译、聚焦藏传佛教中国化及其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加强汉藏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