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辨

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的诏书,实应受到很大的质疑:一、这么大的事,<梁书·武帝纪>(含<南史>)没有记载;二、梁室初建,在急需收拾人心之际,是不可能以此再添新的乱子;史书中所载的崇佛举措最早在天监十六年,也说明了这一点;三、天监初年,梁武特别崇信祥瑞以安定人心,自不会一下抛开道教;况且,诏书中以周、孔为邪,极尽侮辱、谩骂之辞,也不合梁武帝一贯尊崇儒教的性格.因此,其可信度就要打上很大的折扣,这或许是佛教徒在佛道论争中自张其教而编撰.     

中国古代佛教史家对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驳斥与再解释

历史上在评价梁武帝时,总是将其亡国灭身与崇信佛教联系起来。后世佛教史家在修撰佛教史的过程中,通过改造历史文本以美化武帝形象、运用史论进行辩驳、利用因果报应思想自圆其说等方式,对梁武帝"崇佛亡国"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与再解释,从而开脱了佛教在萧梁亡国中的责任。     

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正>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三阶梯"止痛原则临床实践20年

WHO癌痛"三阶梯"止痛原则发布20年来,经过医患双方上亿人次的临床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人类对癌性疼痛乃至良性疼痛的认识,从来没有如此深刻;有关止痛的实践也从来没有如此广泛.作者回顾了"三阶梯"原则的产生背景和历史功绩,指出了"三阶梯"原则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必要性.作者建议,今后我国癌症止痛应"临床勇于实践,用药讲究技巧,工作重点下移".     

“普世价值”考辨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全球伦理概念的提出,普世伦理一词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引发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讨论。当时,人们更多的是在伦理层面上探讨问题。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于5月22日发表的题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文章,在学界和思想界引发激烈争论,并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从而把普世价值的讨论推向高潮。时至今日,     

“受托责任”涵义考辨

对于受托责任的含义,目前主要有报告观、行为观和综合观三种观点.从受托责任产生的根源--委托代理关系的内涵来说,对委托人负责、履行好委托人所托付的任务,是受托责任的核心要求.从历史发展来说,无论是早期的受托责任关系还是现代公司制下的受托责任关系,行为责任都是更为本质的东西,报告责任只不过是行为责任的必然延伸.而法律上的诚信义务也更为侧重于受托人行为上的责任.因此,综合观更符合受托责任的原意,也就是说,受托责任包括行为和报告两方面的责任,其中,行为责任是里,报告责任为表.     

从梁武帝看"素食"制度的颁行

"素食"是梁武帝制定而影响至今的佛教僧制和生活方式,本文通过对梁武帝思想中神明不灭与慈悲情怀、因果报应与修行解脱、仁孝心理与养生需求等几个方面的详细分析,可以知道梁武帝采用"素食"成功解决当时佛教问题,并使"素食"僧制传延久远的内在因素。     

陶弘景与梁武帝——陶弘景交游丛考之一

本文以《南史》对陶弘景的评价“山中宰相”为线索,通过对梁武帝舍道入佛,陶弘景为梁武帝炼丹及远游永嘉,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进《周氏冥通记》等一系列事件前因后果的讨论,全面分析陶弘景与梁武帝的关系。     

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

明武宗朱厚照在历史上以崇奉藏传佛教而著称。他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自封为大庆法王,坚持迎取活佛,为藏僧等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与他信奉藏传佛教教义及修行方法,以及其荒嬉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宫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朝政日益黑暗腐朽也有一定影响。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使明朝政治日趋黑暗腐朽,加剧了财政危机,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也成为反面典型和后世诸帝鉴戒。     

明代伏牛山佛教派系考

历史上对伏牛山地区的佛教记载较散,资料较详的是在明代。当时来山修行的僧人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对伏牛山的佛教进行过研究,笔者根据掌握的禅宗史料提出这时伏牛山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禅宗派系特征,在这里传教修行的僧人,主要是元代禅宗断桥伦一支的浙江天目山高峰原妙及其弟子中峰明本一系,其中受四川禅宗无际明悟禅师一派的影响很大,早期来山的僧人大多数都是无际明悟的弟子与后人,可以说成立了无际伏牛山禅派一系。     

文益禅师在闽参桂琛的年代、因由、地点与卓庵处考辨

佛教史籍对禅宗法眼宗创立者清凉文益入闽参学等活动的记载互有出入。本文通过考辨认为,《景德传灯录》文益传在这方面的记载是可信的,《宋高僧传》文益传有些差错,《禅林僧宝传》、《联灯会要》、《五灯会元》的文益传所载多失实;所谓文益在漳州地藏院或罗汉院参桂琛之说不能成立;所谓文益因“阻雪而参桂琛”是南宋禅僧编造的假公案。文益禅师是于五代后梁开平末至贞明初之间入闽,在福州参慧棱禅师,贞明年间或贞明末拟往湖湘,因大雨溪涨受阻,暂寓闽城西石山（今福州市郊）地藏院而参桂琛,并一度卓庵于侯官县甘蔗洲（今福州市闽侯县甘蔗镇一带）,后移锡江西。     

金朝临济宗源流考

由于史料阙失,金朝I临济宗的传承在元明之时已经不很清楚,故诸家灯录、近现代禅宗诸书仅提及海云印简一系,对其宗派的传承往往语焉不详.本文主要利用石刻资料,对临济宗在金朝的传承发展进行疏理与考证.金朝临济宗承北宋,其法脉主要有三支,一支是琅琊慧觉的法脉,另两支分别是杨岐方会再传弟子五祖法演的法脉及黄龙慧南的法脉.其中以五祖法演这一支脉影响最大.     

基于佛家五蕴学说的心智主体五层次模型

人工智能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对系统的心理学理论提出了潜在而强烈的需求。佛教被认为是系统的东方心理学体系,其中五蕴体系是其核心框架,对于人工智能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揭示人工智能系统的功能细节,本研究提出一个辅助性的五层次心智主体模型,据此对五蕴进行逐一分析,最终得出一份心智主体的功能清单,最终说明：五蕴体系不仅能描述人类心智结构,同时也能为人工智能的构建提供框架。     

三教同源——在武夷山"道、儒、释三教论坛"上的讲话

各位朋友:中华民族道、儒、释三大文化体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唯独道文化早,迄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道文化胚胎于黄帝,集成于老子。老子降生于春秋时代,也就     

自唐至清四川地方官员与佛教关系述评

本文从清朝嘉庆《四川通志》中所记载的有关碑记,试图说明自唐至清部分地方官员亲近佛教、崇奉佛教的活动,并说明其所作所为源于个人信仰与对佛教的社会功能认识。     

宋明楞严学与中国佛教的正统性——以华严、天台《楞严经》疏为中心

从中国传统思想史来看,所谓真理通常都是建立在某一传统所形成的权威之中,由这种权威形成了所谓正统性,则具体表现在不同传统所认定的那些经典当中.佛教经典的撰成也正是为了解决"正统性的问题"(questions of orthodoxy)而产生,[1]疏解经典也成为思想家们构建其思想的最为基本的方式之一.解经看似围绕着文本的解释来进行,但那不再只是单纯的文本内的解释活动,而是结合了某种传统所赋予的"正统性"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