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伦理视野中的市民公德建设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伦理是站在城市的伦理纬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城市居民的公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是处理公共领域事务的重要因素,市民公德建设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城市现代公共领域、有利于城市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有利于城市市民个体与城市共同体良性互动,有利于城市文化底蕴充分发挥作用,使城市独具特色。城市伦理视野中市民公德建设的五个途径是:提炼城市公共主流伦理、加强城市道德立法、突显城市器物与精神情境、优化城市舆论教育手段、使社区成为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开展的载体。     

传统向现代转型视域下的公共道德的辨析及构建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和谐社会呼唤公德

学界关于公德和私德问题的讨论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高度注重礼仪道德的文明古国,但在公共生活领域却普遍缺乏公德意识,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的家长式的封建专制政治所能培育的只能是一种私德观念。只有形成一个民主的、开放的、法制的、尊重和维护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公民社会,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公德"观念来。公德的缺乏必然会增加社会进步的成本,因而公德的培育和倡导是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培育公德意识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公德的积极内涵和消极内涵。     

论旅游道德建设

旅游道德是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旅游道德建设是旅游伦理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课题。本文通过分析旅游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应当加强旅游道德建设,并认为应该把“敬重自然,保护旅游环境”,“尊重历史,理解文化差异”,“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发展”和“完善自我,培养高尚人格”作为当前旅游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公德建设、社会舆论和学校教育作为旅游道德建设的主要途径。     

电梯里的公德启示录

电梯是现代社会中一块不大的公共生活区域。这一特殊场所的道德问题对我国当前社会公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公德强则社会强,公德衰则民众哀,许多消极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社会公德缺失的代价,解决这些问题增加了社会的运行成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新指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要求实现道德建设"由圣入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新指向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从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化,把以人为本与现代性"平民化人格"联系起来,以生态和谐观念寻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公共精神:公德的价值之维

新时期铸就公民较高的公德素质,有赖于公德的价值内核,即公共精神在公民心中的真正确立。所以,探究公共精神在新时期话语场域的新内涵、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对于公民公德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以公共精神为价值内核的公德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外在的他律性道德要求,要使公德成为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约束,就必须将公共精神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内化于公民心中,使公民发自内心地、自觉自愿地发扬公共精神,遵守公德。公民对公共精神的自觉,也是公德建设的目的所在。     

儒家道德缺乏公德机制论

公德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从100多年前近代思想家粱启超警示世人公德严重缺乏至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如何推进公德.在实践的工程里,借鉴古代道德资源是一个必然的课题.其中儒家道德尤为重要,因为它一直是在中国起支配作用的意识样态之一,而且儒家道德的主干德目"仁"也容易使人与公德进行自然的联系,但这是一个误区.儒家虽然重视人际关系之间的规范,但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而主要是血缘关系中的追求,体现的是自己本位的价值观,重视个人修养正是这一价值设定里开出的自然花朵,即使有"泛爱众"等公德的隐性因子,但也因儒家道德本身缺乏驱动因子而趋向夭折.     

公德建设要超越伦理本位传统

公德是公共行为的道德规范.公德建设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在中国,由于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影响,公德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也遏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动中国公德建设必须超越伦理本位传统,将公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公德、私德散谈

公德、私德品相对待而言的两种不同的道德现象。一般地说,公德直接涉及社会整体利益,以对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责任为表征。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爱公物、好公益、公正、人道等。私德相对公德而言,是指人们在私人生活和私人交往中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一般不直接涉及对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责任,不直接涉及社会     

社会公德治理:缘起、运行、实现 ——以共享单车使用为例

现代社会,生活世界领域分化使道德失去了和个体生活联结的通道,"德-得"相通的通道受阻,个体良心与社会舆论规约个体行为的力量消弭,社会公德运行机制无法顺畅运转,公德失范现象出现。可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凭借其海量信息"整合"功能,重构道德与个体生活的联结通道;通过大数据的"监督"功能,实现对公德的制度规约;通过大数据的"共治"功能,实现社会公德的政府、企业、公众协同治理。     

走向公德养成论——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

梁任公以公私分判道德的理论运思,旨在推动群体与个体的双重转化以建立民族国家和国族认同.《新民说》以道德关系的性质为判准区分“公德”与“私德”,其中《论公德》一文力主“公德发明论”,《论私德》一文力主“私德推衍论”,二者代表着转化个体和群体的两条迥异路径,其前后转变表明粱氏对于中西新旧的认识从对抗走向了融贯.但由于以道德关系的性质区分“公德”“私德”存在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诸多误解,也潜在使得百年来公私道德的讨论始终跳不出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当前,基于社会结构变迁、时代任务转变、文化出现断层等原因,走向“公德养成论”可能才是保证社会公德建设理想效果的明智选择.     

我国道德治理的现实背景及实施原则

党和政府对道德问题深重关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大背景下,将道德问题的整治纳入治国理政的范畴,进而提出了"道德治理"的理念。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互动协作的治理理论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总体性方法论,为走出道德教育实效低迷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实施上,道德治理应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把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作为基石,把公德治理作为核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为指导原则。     

新时期公德建设的新探索

新时期要切实加强公德建设,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开展公德建设,却有不同看法。今次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首先必须把握新时期公德建设的层次、核心和特征,再次要把握新时期公德建设的大方向,并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较有见地的阐析,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学风,希望能引起争鸣,以期推进新时期公德建设广泛而深入地开展。     

哈贝马斯的社会真理观

哈贝马斯（JurgenHabetmas）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之一。他对于社会真理、尤其对于“道德真理”的观点，对于我们对真理的看法，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参照系。我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曾有过一场深入持久而富有现实意义的讨论，为了把真理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引向深入，我想专门讨论一下哈贝马斯对于社会真理的个案——“道德真理”——的观点。“社会真理”这一概念所表明的是，人类社会领域是一个认知领域，因而认识主体可以获得真理性认识。然而，人类社会领域是一个交融着事实（或事态）与价值两类现…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     

伦理学基本问题刍议

什么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如下四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问题”;第二种看法认为“善恶问题是道德的特殊矛盾,也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第三种看法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是道德的性质、起源与标准的问题”;第四种意见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开展讨论,求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善恶矛盾是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吗?——对兰秀良同志质疑的质疑

《国内哲学动态》和《伦理学与精神文明》的第一期都刊登了兰秀良同志的同名文章《关于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问题》(以下简称兰文),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关于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的表述提出质疑,并提出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是善恶矛盾。我们就此提一些不同看法,期望得到教正。兰文认为,道德关系的特殊矛盾是在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解和处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行     

日本近代道德论的流变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推行了文明开化的政策,极力使日本尽快成为与欧美并列的文明强国。日本理论家也推动了日本近代文明的发展,从明治维新开始,以《明六杂志》《文明论概略》为开端,日本近代道德论兴起,关于道德的论争不断进行,形成了国学派(或称为皇学派)、汉学派、西洋派等派别,各学派的"道德论争"体现了"西化"与"传统"的冲突,其结果是在"富国强兵"的终极价值观上达成妥协,形成了明治四十年代的国民道德运动。日本近代的"公德"思想与"国民道德"都服务于日本近代的终极价值目标,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明治时期,"公德"一度成为理论界热议的话题,推动了明治后期、大正时期全民"公德"水平的快速提升。     

公德与私德概念的辨析与厘定

公德与私德是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公德与私德概念却未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本文在回顾与总结国内外学者有代表性定义的基础上,把道德行为必然具有的行为主体身份、行为目的的利益指向和行为发生的场域三个要素作为向度来划分公德与私德.指出公德主要是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公共场域的行为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利他行为中体现的德性.私德主要是个人以私人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在私人领域行为中体现的德性,在利己行为中体现的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