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道德的最好理由——从康德的观点看

康德为人的最高价值与尊严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自律带来原则的自我一贯性;自律体现无条件的、最高的善;人格性具有绝对的崇高性;设立道德法则的立法者拥有普遍有效的权威性;自由构成了行为负责能力和诸内在价值的根源,等等。笔者认为,基于崇高性和基于内在价值来源的论证是康德哲学基础性的深层论证,而"自由构成内在价值的来源"是康德为道德提出的最好理由,对当代哲学思考仍然有独特的意义。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康德“崇高说”的一个注脚——读郭小川的《望星空》

自笛卡尔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开始走上一条张扬主体性的道路,至康德而大定。在作为康德哲学之构成部分的美学中,崇高分析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又尤甚:自然物的崇高本质被完全归结为人的道德主体性。事实上,在自然审美中,除了"人化"的方式外,尚有一种似乎更为本真的"非人化"方式。此种方式所展示的,不是主体性的张扬,而是主体性的收敛,在崇高的情形中,甚至是主体性的谦卑。与此同时,自然物也不再是彰显主体力量的消极手段,而上升为与主体平等相向甚而反过来对主体形成某种"压抑"的存在。中国诗人郭小川的《望星空》以了望自然星空始,以歌颂人造火箭止;以敬畏宇宙的无限神秘始,以赞美人类的无穷智慧止;以情感想象力受到压抑始,以理性主体性得到伸张止;诗人的经验走完了康德为崇高审美划定的内在理路,可以作为康德崇高说的一个注脚。     

论康德的崇高概念及其道德心理学疑难

在康德的美学与实践哲学中,"崇高"概念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本文将指出,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崇高"概念却因其自身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而导致诸多理解上的困难,主要是,崇高感是愉悦的还是不愉悦的?而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感受?或者说,道德行为者应该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本文首先通过考察美与崇高的关系,指出二者对于道德情感具有同等的促进作用;其次,针对崇高感与道德情感的复杂关系,指出必须认识到二者的本质性区别;第三,就其道德动机与情感体验而言,综合康德不同时期的观点,本文认为,"道德平静"才是康德伦理学中道德主体最应该具有的健康的心理状态,它是一种"消极的愉悦",而且,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也为崇高感所蕴涵。     

康德崇高论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崇高论思想是康德美学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在崇高感中,人的精神力量得到提升,超越了自然界,取得了道德和精神上的胜利。康德通过借助于理性,将崇高感与道德感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康德主张的是人本主义哲学,只有紧紧围绕着"人",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崇高在康德美学乃至整个康德哲学中的地位,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崇高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将善良意志提升到道德领域的至善地位,从而确定了道德的纯粹性。他还借助善良意志划分了善与恶的界限,指明了责任作为检验善恶的标准,将传统德性论的品质和功用主义的幸福都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由此,康德还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做了区分,他强调伦理与道德各自明确自身的权责,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印光和康德的契合点:以信仰引领道德——兼论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关于信仰与道德的关系,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的"儒佛双美论"强调,"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能使净土宗信众内心变得十分纯净,并且生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此力量可引领信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成为世俗的道德楷模;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看来,对"至善"的追求和对上帝和天堂的信仰能引领人们严格地实践道德,认真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不畏惧因坚守道德而吃亏。由此可见,以信仰引领道德,道德因信仰而周全,此乃印光和康德在思想上的一个契合点。从这一契合点出发,我们关注和思考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自由与罪恶——康德、萨德与启蒙辩证法

萨德是启蒙道德让人讳莫如深的"同路人",而揭示其与启蒙道德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之间隐秘的亲缘关系,成为二十世纪激进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主题。这种尝试是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聚焦康德实践理性的形式性及其在行为内容上导致善和恶的同等可能性,提出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反面同样存在罪恶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可能性,而这正是萨德创作的方向,并且其资源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通过将康德和萨德等量齐观这个惊人之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找到了批判西方道德理性和启蒙道德的绝佳切入点,这一主题的极端悖论性则是启蒙辩证法激进性的生发点。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人的双重有限性与至善的概念北大核心

康德在至善的概念中引入幸福,引发了诸多质疑。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既具有理性的有限性,又具有存在的有限性。这两种有限性有密切的联系,导致康德的伦理学存在着张力。将幸福引入至善的概念中,正是康德重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体现。然而,这也使得康德在一些论述中让人们以为他违背了意志自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促进至善的义务在客观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义务,只是在主观上添加了道德的人具有获得幸福的资格与希望。康德在后期可能试图消除人们的误解,在人的双重有限性的张力中,他更突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因为它才是其构建道德的纯粹性的着眼点。     

论康德道德宗教中的自由理念

道德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心石,自由是他的道德宗教的拱心石。康德证出自由的先天依据,指出自由的实践必然。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保证“至善”目标的神圣性与公正性。积极自由则将“至善”日标转变为人为自己立法的绝对律令。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三理念的关系为：自由在上帝的保证下达到不朽,上帝（至善）在自由的不朽追求（积极自由）中得以实现。     

康德历史哲学:构建原则及其道德趋归

康德的历史哲学旨在阐明人类历史是如何朝着总体的道德化前进的。"自然的意图"是反思判断力的一个主观原则,并非具有客观实在性,只用以范导人类的群体行为朝向道德化迈进。人类自然禀赋的发展通过相互对抗和冲突,而造成一种恶与善的辩证转化,成为人类道德化的基础条件。在无穷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作为一个总体而达到道德化,是一个逐渐实现"自然的意图"的过程。所以,它能抑制人们在当下追求完全道德化的狂热,这是一种注重实际的道德的历史观。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道德榜样三要素及其局限

作为形象的道德榜样,是真、善、美的感性呈现。在康德那里,即使道德榜样因其能够产生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而应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人们也不能因有这样的肯定而遮蔽了实践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绝对重要地位。我们在思考道德榜样问题时,既要吸取康德观点中的有益成分,又要避免落入绝对理性主义的陷阱;既要充分认识到道德榜样作为真、善、美的感性呈现的价值,又要不停留在其感性层面,而应当进一步深入到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实现对道德榜样这样的感性形象的理性把握。     

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道德问题研究的两个重要向度——读《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

道德是理性人的本质要义,它既是人崇高、善良、美好的象征,又是人抵御各种不良行为诱惑和侵蚀的堤坝,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因此,道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无穷的魅力。康德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两种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地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     

康德的至善：重要还是不重要

康德的至善概念在哲学史上长期受到冷遇,论者或者认为它违背自律原则,或者认为它不过是个理性的辩证概念,不具有实践意义。启蒙自然主义思维方式使至善的实践作用长期受到遮蔽,然而至善无论作为所有行为指向的终极目的,还是作为一个道德的世界秩序,都是道德实践不可或缺的。     

在“道德”与“伦理”之间 ——论康德与福柯的晚期斯多亚情节之殊异

康德对晚期斯多亚派的"道德"继承和福柯对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研究既体现了各自的理论旨趣①,也印证了二人在启蒙问题上的根本歧见和所处境遇的历史差异。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康德道德学的伦理因素与福柯伦理学的道德因素。同晚期斯多亚派一样,康德、福柯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现时性的反思态度对待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到来,并在古代的现在与当下的现在的比较、运思中,分别从正当之善与生活之善的角度赋予其"道德"或"伦理"以深沉的历时性意义。     

美何以作为道德的象征——基于语义层面的考察

康德对于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美作为道德的象征",或者说"美的东西是道德的善的东西的象征"。在这里,"美"与"道德"分别作为"美的东西"和"道德的善的东西"二者的抽象名词经由"象征"一词实现了关系上的联结。这种关系的成立建构在康德对于二者的区分和类比之上:一方面,美和道德有着异质性的结构,即前者由感性图型上升至理念,而后者则由理念规范感性行动;但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着可类比性,例如,对于美和道德的判断都能使人产生愉悦感,等等。因而,康德以"象征"来描述二者的关系至少在语义层面上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