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是一元与多样性的统一

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国内外存在着多线论与五种生产方式论的对立,相割方炽,争议难下,这里笔者愿陈一曲之见,旨在就教。 一、五种生产方式说是马克思固有的观点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说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由于斯大林的倡导才被“定于一尊”的;并且断言,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出五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据”来。     

应恢复“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过去,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都把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表述。四川永川地委党校颜虹在《一个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初探》的来稿中则认为: 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不仅在实践上行不通,而且在理论上也缺乏应有的根据。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论析

本文考证和辨析了《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五性”指“精、神、聪、明、音声”五者，具体指精气、五藏神及人的听、视、言等感官能力。“六情”指构成人身体的“形、骸、骨、肉、血、脉”六种情实，引申指人身的六种情欲。从内容看，《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与《白虎通·情性》的“五性六情”说不同。在《白虎通》中，“五性”指“仁、义、礼、智、信”,而“六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河上公章句》又认为“五性”属阳，是人能够实现“长生久寿”之生命目的的必要条件，“六情”属阴，是人修道养生的消极障碍，并主张“守五性，去六情”。《河上公章句》的性情说在思想上有所创新，它一方面在形式上继承了汉儒“性阳情阴”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性”与“情”转变到道家的养生说上来。     

《社会-經济成分》范疇及其对哲学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意义

本文专门考察“社会-经济成分”范畴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概念中的地位。作者认为,列宁把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生产成分、社会经济成分)理解为以一定生产力为其基础的、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生产成分”概念和“社会经济体系”概念是等同的。成分是特殊的生产关系体系。有多少种基本的生产关系类型,就有多少种基本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对应,也有五种基本的社会-经济成分。此外,小规模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是两种特殊的社会-经济成分。在某个社会中所有的生产关系都可纳入一种成分和形成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条件下,“特殊的社会生活成分”概念就完全与“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相吻合。在氏族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和共产主义形态存在与发展时期,只存在一种社会生产成分。除此以外,在人类社会中通常存在着好几种社会生产成分,其中有一种成分占居统治地位,起决定性作用。在一个社会中,所有的生产关系产生了一定的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属于社会的基础。但是,只有占统治地位的成分,才是那个具体社会的基础。在某些时代中,任何一个基本的社会生产成分都不占统治地位,都不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就完全不适用了,而“社会-经济成分”范畴则具有特殊意义。在一定具体条件下,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能够形成一种包含有这两种生产关系的特征的社会经济体系,如封建-奴隶制成分、封建-资本主义成分等等。目前拉丁美洲的大庄园属于封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     

也谈"古代生产方式"与"奴隶社会"——与鲁克俭同志商榷

一鲁克俭同志在《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发表的《“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以下简称《鲁文》)一文中,谈到我“把‘古典古代’与‘奴隶社会’划了等号”,并指出“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事实上,不是我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而是鲁克俭同志既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又误解了我的思想。我在与段忠桥教授讨论的两篇文章(《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发表的《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的《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中,确实把马…     

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工作的几点展望

法国《思想》杂志1964年4月号登载了三篇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语录和一篇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新著目录。第一篇的作者是巴兰(Parain),题为《在一种根本性的争论中的一个新阶段》。这是一篇开场白式的文章,其中介绍了近三年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概况。作者认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在于处身在两种同样有害的倾向之间而能头脑清醒地前进,这两种倾向是:限于罗列事实的实证论和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几点指示出发而去凭空架设抽象的历史构造的公式主义”。作者接着说:“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是两个纯粹的概念。在原始社会里,除了公有制以外,早已有个人所有制的一些因素在形成了,再者,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有制也从来没有完全消灭某种集体观点的权利。决定所有制形式的性质的改变的不是老形式的突然和彻底的淘汰,而是渐渐地和有意识地实现的统治倾向的推翻”。作者下结论说:“所以对于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某一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必须极其严格地又极其细心地去进行”。第二篇文章是匈牙利汉学家多该(Tokei)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一篇考据性的文章,作者在其中详细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有关段落,并且提出自己对这些段落的理解。作者最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以原始社会残留的所有制情况为基础的一个特殊的范畴”。最后就是歇斯诺(Chesneaux)所写的这一篇。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追溯了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展开争论的历史,说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受到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压制,而现在,则因对许多解放了的亚非国家的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和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解放的研究精神,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者提出他自己的见解,认为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真正的含意,不仅可以解释亚洲社会的发展状况,而且足以解释非洲和美洲甚至欧洲原始历史的某些阶段的进化状况,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是不适用的,他主张改为“专制的——农村的”生产方式。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概念(特别是后者)不是普遍适用的,他说亚、非国家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封建社会阶段,在这些国家里,自从脱离原始公社制以后,直到外来的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一直存在着他所说的那种“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篇文章,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的”解释,实际上试图完全推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主要阶段及其规律的观点。     

略谈生产方式概念

生产方式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据笔者的粗略考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对这一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表述。在这些不同的表述中,有些涵义较为接近,有些涵义又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指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把生产方式定义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生产方式作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主要包括下面一些内容:(1)人们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是用手工工具呢,还是用大机器;(2)     

试谈唯物史观同“技术决定”论的对立

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仅加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而且也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课题。当前西方的一些学者极力宣扬“技术决定”论,对此究竟应当作何评论?我国学者尚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认为,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讲,技术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在此意义上“技术决定”论是正确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技术决定”主张现代技术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相同的社会后果,技术决定着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的状况,从而否认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它与唯物史观是对立的。梁树发同志的这篇文章,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我们认为,这类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是会得到科学的认识的。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再探——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论述的分析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社会形态思想是对社会历史的形成、发展及其运动的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和整体阐发,正确把握社会形态思想中的社会历史分期和演进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论述的理解所形成的“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争论的梳理和辨析,进一步探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述既指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基础和发展方向,又隐含着一定社会历史中人的发展状态的内容,同时内蕴分析社会形态的基本原则。     

社会形态两重划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社会发展二重奏》简介

我在《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光明日报》1985年3月11日)一文和《新技术革命与唯物史观的发展》一书中,曾经提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形态”概念的前提下,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补充“技术社会形态”的概念,从前者的角度出发可把社会划分为通常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从后者的角度出发则可把社会划分为     

从名词体系到动名词体系——唯物史观的一个完整表述

在唯物史观里,名词体系表征物质现象,动名词体系表征人类本质力量及其社会关系。动名词体系比名词体系更根本、更重要,反映了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两个体系构成了唯物史观的一个完整表述。唯物史观所谓社会形态不是经济、政治、文化三重结构或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它是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亦即物质生产方式、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社会交往形式、政治交往形式、精神生产方式五重结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随着每一结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依次出现自然社会形态、市民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形态。阶级是社会结构的组织单元,不是经济范畴,而是社会范畴,它的划分标准不是经济标准,而是社会标准。     

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阶级表现——再与主张“两种革命论”的同志商榷

“两种革命论”是蔡美彪等同志关于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只是封建制度范围内的战斗这一整套观点的立足点。吉敦谕同志对这个基本论点作了进一步发挥,并争辩说,他们“正是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否定了主观唯心论”,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于是,他指责不同意“两种革命论”的同志:“惟其还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就单凭自己的主观意识,运用曲解的命题对一方展开缺乏根据的批评。”在他看来,又有一些人“冒然轻信一家对另一家的批评,按照他们所提出的命题,撰写批评文章”,因此,“实难公允”,“是不足取效的”。我们在反复研读了“两种革命论”的内     

社会发展中的诸阶段

英国共产党历史组书记琼·锡蒙(Joan Simon)的这篇文章,是作为英共《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关于社会发展的诸阶段问题的讨论的总结而发表的。早在去年第七期上,杂志就以这一题目刊载了罗平·贾亭(Robin Jardine)的、以探索奴隶制是不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性阶段为其主要内容的讨论文章,在那里,贾亭从对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二书关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不同提法入手,提出了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因而把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运用于全人类,就是“追随资产阶级历史家,用一个不过是在过去四百年左右才取得领导地位的地区的框子来套世界史”的观点,他认力,中国的商朝就已处在“一种原始封建主义的青铜器时代”,“和希腊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奴隶相此,中国的人口中从来也没有过约占百分之一以上的奴隶”,因而“直到资本主义从西方侵入,中国的制度始终是某种类型的封建主义”,而“在印度,奴隶制从来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形态,不论它在不同的时期占多大比例”。贾亭的文章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在以后的七期中,又先后刊载了十篇讨论文章,有些人支持他的观点,例如杰克·林赛(Jack Lindsay)、格列婪斯(D.A.Girffiths)等人即是;有些人还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例如别尔·塔脱(Bill Tait)就补充道:“在古典世界里,封建制可以出现在奴隶制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奴隶制之后”,“很大一部分的非洲是原始公社制不经过奴隶制阶段而发展威封建制的明显列子”,因而,“难道没有根据这样设想:有一类封建制出现在原始公社制之后,而奴隶制阶段只是出现在世界上某些地区?”。有些人则不同意贾亭的观点,例如罗伯脱·白劳宁(Robert Browning)就认力,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肯定地不能用它来指由人口中的大多数,或甚至一个非常大的少数在其中从事生产的特定的生产方式”,“要有多少奴隶才能构成一个奴隶制社会,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的是那些生产高额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中的生产关系”。大卫·克莱格(DavidCraig)认为,“在古代的时候,奴隶制几乎广泛地蔓延到印度的每一个地区,而且这大概是东方的典型”。而锡特·陶格拉斯(Sid Douglas)则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四种形态’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是指的生产方式,而是指的一般人种学上的各社会阶段”,他认为马克思的“亚细亚”方式,是指的蒙昧和野蛮时期,“古代”方式是指的奴隶制,他还肯定中国存在过奴隶制。讨论还涉及到其它一些重要问题,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和高鼎忠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今年第五期发表的高鼎忠同志《也谈‘同一性’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一文,主张对同一性作两种区分。他说:“对‘同一性’这一概念,除了应当区别抽象的同一性和具体的同一性之外,还应当区别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不同场合运用的相对于斗争性的同一性和相对于差别性的同一性。”高鼎忠同志说的第一个“应当区别”,当然没有问题,这种区别就是形而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侧记

由上海市哲学学会、复旦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于4有24日至27日在复旦大学召开。 会议讨论了如下三个问题:(1)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2)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的实践;(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态。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这个问题也是国内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关注的问题。这次讨论会在前几年讨论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现将会议讨论情况作一简介。 一、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 黄克剑认为,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问题,我     

阶级斗争属于社会存在吗?

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阶级斗争属于社会存在。如关锋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则是对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阶级对立及其斗争事实的概括”(《春秋哲学史论集》,第106页)。这就是说,关锋认为阶级斗争属于社会存在。这种提法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

在英语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热潮[1]。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术界也曾经出现过“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激烈争论。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相关,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有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的争论,这种争论后来进一步发展,一些学者根据芬利(Finley)等西方古代史专家关于当时奴隶数量的最新研究成果[2],得出西欧历史上也不存在奴隶社会的结论。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把奴隶社会看做西欧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经济社会形态”的说法已…     

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趋势

本刊于1984年第12期发表了孙凯飞同志的《系统规律深化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规律》一文,提出当代新科技革命“正在引起一场哲学革命”,系统规律“深化发展了辩证法的规律”,“把唯物辩证法规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些讨论文章,并在1985年第4期发表了张华夏同志《论唯物辩证法与一般系统论的关系》一文,作者认为系统论中有五条规律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将唯物辩证法推向一个新阶段”。为了促进这一讨论,本刊设了“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关系问题讨论”专栏,还于同年第9期发表了《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关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综述》,简介了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看法。 从哲学界和科技界对系统论与辩证法关系的研究和讨论情况看,意见还很不一致,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什么样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现代系统论等横断学科提出的带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就是这样的规律?论述系统规律是辩证法规律的同志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系统规律是普遍规律,它存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之中。那么是否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的规律都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等等。这说明,关于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还有必要深入展开讨论,以使各种不同看法的同志进一步交换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实践语境与生产力标准——对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

伍德、米勒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无法确立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规定”,最终必定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进而否 定对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进行道德评价的合法性。实际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描述了 道德相对性现象,并且反对道德普遍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的语境中,非常明确地 给出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判断,且把生产力作为道德标准的共同尺度,并内含着一种“道德进 步”的信念。因而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规范性的道德相对主义”,也不是“元道德的相对主 义”,更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批判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