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复静”论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复静"是刘敞经学哲学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静是对性之本然状态的陈述,复静是刘敞反本、复性思想的进一步表达。在性情使役关系中,刘敞判定情恶的根源在于情之不使,而情本身是正的;刘敞以"得一"解释"复静",强调性静使役地位的重要性;而以仁心解释复静,既有心统性情的思想表达,也同时赋予了仁新的意义。刘敞复静说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但其对宋明理学兴起的推动作用与其自身的经学哲学地位仍需要给予肯定。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论陈景元对《老子》思想的诠释与发挥

本文从道气本体论、人性论、社会政治论等方面对北宋著名道教学者陈景元的老学思想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陈氏老学不仅是唐代重玄学在北宋之延续,而且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二程理学的建构起了重要的作用。     

朱震所述易学传承谱系之管见

宋代儒学的发展已经从汉代经学式的文本传承转向了儒家之道的传承,知识的传承不再依靠师生和文本的传授,而是直承孔孟儒家之精神。《周易》作为宋代理学建立的根底,是儒家思想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献来源。朱震作为二程后学,精研《周易》,基于理学和易学发展的角度对易学传承谱系重新梳理,叙述了传自孔子的象数义理之儒家系统和宋代始自陈抟的图书系统,确立"北宋五子"在易学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并以《程氏易传》为本,融合张载、邵雍,采取汉魏以降的易学观点,试图建立融象数、义理及图书为一体的庞大的易学体系,以弥缝易学天人之道。     

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戴震

戴震身为反对理学形上学的主要代表,却深受理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他采用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理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内在性——"血气心知"与世界的外在性——"气化流行"之间结构上的同一性,并由此建构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是,他把这种同一性的基础,由宋明理学的超越本体转变成了经验性"阴阳五行"的"气化",由此实现了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和对于经验性知识的容纳,即对于"应事"的要求,实现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知识化转向。然而,离开了作为本体的天道,秩序的肯定与建构就需要求助于"经学"传统对于"经"的权威的承认。天地之道,就蕴含在圣人的经典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的研究就成为了解圣人之道的最直接的途径。戴震在理论上重新证明了经学的重要性。因此,戴震的理论是在经学与理学之间,依附于经学的权威性,采用了理学的理论结构,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儒家理论体系。     

朱熹的易学思想

“理”是宋代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学之得名即因这个范畴而来。“理”也叫做“道”，故理学亦名为道学。此道即《周易》所说的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三才之道，此三才之道统称为性命之理。北宋五子作为理学的代表人物，同被列入道学传之中，皆以《易》为宗，致力于对此三才之道、性命之理的研究，因而就他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而言，也就具有理学的共同的特色。但是，在北宋五子中，周敦颐、邵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张载、二程的易学属于义理派，由于象数与义理判为两途，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相互之间过从甚密，在易学思想上却是无法交流，不…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CSSCI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

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与理学地位的升降密切相关。北宋理学初兴,理学家将"道"抬升至宇宙本体的高度,打破了"文""道"之间原有的平衡,文道关系从唐代的"文以贯道"转变为宋初的"文以害道"。南宋时期,理学思想体系日臻完善,朱熹、真德秀等人均试图将"文"融入"道"的发展轨迹中,缓和北宋以来"文道"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入元后,理学家通过对文道关系的反思,使思辨的哲学与情感的创作合理结合。加之政治风向的变动,理学成为文人的进身之阶,最终形成文道融会的新局面。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之间的互动,揭示出中国古代新思想发生、发展的新路径。     

朱熹尚书学析论

在治《尚书》上，朱熹既以对古文的考辨疑黜，影响后世的《尚书》辨伪甚大，又通过阐发《大禹谟》“十六字心传”，对理学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这两个突出的方面又共存于朱熹的尚书学思想体系里，既体现了朱熹经学重考证，以探求经文之本义的特点，又表现出朱熹经学断之以义理的时代特征。其经学与理学相结合，治经为理论创建作论证，显然不同于为考据而考据的清代汉学家。虽遭到后来学者的批评，然亦不可完全否定其思想存在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杨时的“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

<正>杨时(公元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他以二程洛学为宗,会通北宋理学诸派之说,开创"道南"系理学,为两宋之际理学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杨时修订《伊川易传》,编辑二程语录,并继二程而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不遗余力地阐发儒家经典,著有《周易解义》、《论语义》、《孟子义》、《中庸义》和《三经义辨》等书,形成了独特的理学思想。本文着重论述杨时理学中颇有特色的中庸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从其思想渊源和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庸义》进行考察分析。     

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张商英当理学兴起之时,回应欧阳修、二程的批佛言论,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鼎足而立,不可缺一。认为三教均有补于治世。一定程度地看到儒家治世思想之流弊,提倡以佛法、道书济儒教之穷。从他一再把儒学称之为"吾儒"、"吾教"而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儒为主来调和儒佛、融合三教的。     

金元时期关学的学术面向

元代关学在关学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单元:一方面由于张载去世后弟子投到二程门下,零落星散,其学渐衰。另一方,由于金元南侵,关中屡遭兵燹,儒术中绝。此时关中张载之学虽有传播,但在地域意识未萌的背景下,张载仅被视为"北宋五子"的一员,其学未能成为关中士人着意继承的对象,但关中注重经学的传统得以继承。同时由于赵枢、许衡等人在关中传播理学,在南宋已经成为学术主流的朱子学逐渐被关中士人接受,且后来成为关中理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关学既非北宋张载之学,也非明中期以来关中学者所倡的关学,而是融汇了诸多学术思想的"新理学"。关中成为北方理学重镇,为明代关学的复兴奠定了学理基础。     

陈景元《庄子注》中的道论

北宋著名道教学者陈景元在<庄子注>中对庄子之"道"作了新的阐释.他重点阐发了道体虚无、生化万物的特点,并将气、理等概念引入道论之中,上承隋唐重玄余绪,下启宋代二程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从心、神、精、气的角度对道教修炼之道的发挥,也对宋元道教内丹学说产生了一定影响.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     

论司马光的性情观

司马光认为性不是学者应当首先关注的内容,与新学、理学主张"性情一也"不同,司马光不认为性与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主张"性善恶混",而"情道一体"。由于性兼有善恶,因此若想为善去恶,就要学习和践行礼乐,礼乐能使人达到"中和",而中和具有养生的作用,可以保持人之身心健康。司马光的思想基本承袭了传统儒学的脉络,而新学、理学则开启了宋代心性之学的先河;司马光的学说代表了传统儒学的终结,而新学、理学则代表了新儒学的开始。     

三教关系和四书学研究的双重突破——读韩焕忠教授新著《佛教四书学》

<正>《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书在儒学思想史乃至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上堪称"础石",这大概是没有多少争议的。自从北宋理学大师二程率先合称之为"四书"以降,对四书的整合、系统性关注,包括注疏、阐发等就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格外重视;不仅如此,在普通中国人的思维和思想的成熟历程中,它们往往也作为集束性因素起着重要而弥久的影响。然毋庸讳言,以学术发展史观之,四书学还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即便在四书学名目下展开的相关研究,也大多秉持和渗透儒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