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中华文明“轴心时代”──高正先生《诸子百家研究》读后

人类思想文化至今尚未完全走出几千年前“轴心时代”确立的基本思维范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回过头去重新阅读、诠释那个时代的哲人们所留下的文本。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那个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就是“轴心时代”的文化结晶。值此世纪之交的炎黄子孙,重读这些原典,是大有裨益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高正先生这本《诸子百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新成果。全书三编,实分两类：下编为“考据之学”,专事“文本”原典的解读;上、中编则是“义理之学”,是对诸子…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我们的文化走向何方——评思竹《巴别塔之后——雷蒙·潘尼卡回应时代挑战》

当今人类正处于第一轴心时代向第二轴心时代的转化之中。我们关于自我、社会、世界、价值和真理等观念都面临新的挑战。不少思想家从各自的领域做出相应的回应,在诸多的回应中,像潘尼卡、库比特等人的回应最具有整体性。思竹将潘尼卡的思想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课题,经过三年的努     

促进文明交融会通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同为有重要世界影响的古老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相辉映、平等对话,形成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每一种伟大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彰显着求真、向善、尚美的价值理念。就是说,人类文明的价值理念是相通的,这是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的前提和基础。     

新轴心时代哲学走向的特点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发展”的理论、战略及其评估——当代社会发展研究评述

自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围绕社会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战略”,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基本需求发展战略”,以人的发展为轴心的社会“内源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演变更迭,反     

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关键

文化之于经济,首先在于其工具价值;文化之于人类,根本在于其目的价值;文化之于社会,灵魂在于其核心价值。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日趋成为世人所关注的世界现象,中国文化应该也必须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时代。能否形成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中国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能否大发展的关键所在,是中国能否成为强国的主要标志。     

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

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文明之梳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文明是以何种方式达到“统摄”（das Umgreifende）的。而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以极大的启发。本文考察了中国资源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进而指出,如果没有中国思想参与的话,“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会不会出现,都是值得考虑的。反过来,正是借助于作为存在哲学大师的雅斯贝尔斯的复述,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变得鲜活起来,从而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实际上,中国只是雅斯贝尔斯寻求世界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通过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探寻,来思考和揭示人性存在的现状,进一步发现共同的起源和未来,从而为他的世界哲学理念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基础。     

伦理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对话

一 走出“轴心文明” 20世纪，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对人类文明史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原创概念：“轴心时代”，同时也给世界留下一个副产品：“轴心文明”与“轴心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大文化观与公民道德——基于当代“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阐发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明指具有特定文化精神传统的大社会共同体"的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根柢与经脉论"的提出,启示着伦理学界在当今文明互鉴的时代,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以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传统美德为根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伦理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实现相应的转变:以文明观为重点,把文明观与社会形态观、大文化观与小文化观、大伦理观与小伦理观结合起来。     

神道与人道之间——宗教中国化的文明根基

宗教中国化不仅是习总书记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提出的创新论断,也是对我国历史上宗教中国化发展演变规律做出的理论概括。从历史上来看,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神道与人道在此经神道设教、绝地天通、人神分离、神权归政等阶段的较量和演变,中华文明逐渐从宗教时代走向人文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世俗化国家奠定了基础,从此宗教中国化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方向。     

后疫情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

<正>后疫情时代下世界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逆全球化思维出现甚至扩大,全球不确定因素增多,亟需新的思想理念来引领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追求合作共赢;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创新发展,注重长远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后疫情时代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后疫情时代更加显现出其真理的光辉与巨大的价值。     

中国道教协会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意见

正习近平主席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在历史上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光大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道教界将积极响应习主席讲话精神,继往开     

中国宗教界要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大会上的发言

<正>(2015年8月27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价值理想,寄托着中华民族日新又新的价值追求。它是凝聚全民族智慧和力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本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当代中国宗教界必须主动自觉、积极高效地投身到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事业中。     

刘成纪新著《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两卷本)出版

正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历时10余年完成的《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两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二十一章,分上、下两卷,90余万字,是作者研究中国先秦两汉艺术观念进展的力作。该书认为,先秦两汉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艺术最具原创性、最能彰显本土价值的时代。其间由艺术创造衍生、由哲学反思确立的艺术观念,基本规划了后世中国艺术的走向。礼乐是这一时期艺术的核心命题。作为一种观念,它弥散于中国早期礼器、     

以文化经济思维视角下的文化创意与商业模式探讨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业模式的建构不仅关注经济价值的形成，同时更关注社会价值的创造。在文化创意思维的作用下，商业模式建构的过程中对商业文化核心的关注不断加强。其实本质上，文化创意与商业模式就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通过文化创意指导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商业模式传承文化是我们的内在价值。     

《周易》经传超越观念的轴心转向

余英时把“轴心突破”归于“内向超越”,肯定“轴心时代”带来了个人精神的觉醒,但他忽视了神圣超凡存在者“天”或“帝”失落所造成的理性的僭妄。在超越观念上,“轴心时代”表现为“外在超越”逐渐转向“内在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的“轴心转向”。“轴心转向”在中国早期《周易》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易经》中的形上神圣超凡存在者是作为至上人格神的“帝”或“天”,天人通过祭祀、帝享、天祐的方式沟通,此时“外在超越”仍占主导地位。经过了春秋时期易学的伦理化演进,《易传》中作为人格神的“帝”或“天”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形上外在超凡观念层面,《易传》建构了一套以“天地”“乾坤”“阴阳”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在内在超验观念层面,《易传》在继承重“德”传统的同时,通过心性关系的建构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     

论改革开放以来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变迁中,社会的核心价值发生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运动。某些主要在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原有核心价值被解构,而新的核心价值被建构,这些新的核心价值既包括改革开放以前形成、改革开放以后被重构的核心价值,也包括主要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和新生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具有如下特点: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以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变迁为基础;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是相反相成的辩证过程;核心价值的解构有不彻底之处;核心价值的建构有不成熟之处。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伦理深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和平发展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不仅因为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没有侵犯别国和掠夺别国的基因,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最强烈的愿望,而且因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是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所形成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等伦理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和全面继承,凸显出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要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历自古及今的历史变迁和递嬗发展并成为人类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其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价值追求有着一种内在而紧密的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在对待其他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必然要求建构“文明的和谐”,建构人类文明包容互鉴的和谐谱系。     

真的概念

弗雷格的语义学蕴涵了两个不可调和的推论:其一认为语句的意义先于命题,命题先于真,这种观点发展成为最少量论;其二认为真先于命题,因而也先于语句的意义,这种观点发展成为成真条件论.结合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不是真,而是一个陈述得到证明的观念,意义理论并不必须采取成真条件论的形式.作为最少量论和成真条件论共同基础的奎因式语义转换原则是包含矛盾的.结合了语义转换原则和塔斯基真的定义的最少量论者必定排除戴维森式成真条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