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从“方内”到“方外”——庄子之孔子形象建构的内在理路

以《论语》中孔子"化而日进"的生命精神为基准,庄子或认为"游方之内"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并非孔子理应知止的圆熟境界;在这种"游方之内"的道德境界之外,尚有"踰矩"以"游方之外"的进境可能。所谓"矩"、"方",实即以礼乐为核心建制的"人间世"。面对崩坏的礼乐制度,孔子通过对"礼之本"的论述而强调礼乐的情感内质与生命关切,并以在秩序之中安顿生命为至高理想;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情感与秩序之间呈现出的是难以消解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庄子遂以"自事其心"为原则,以"礼意"为旨归,意在超越"方"的拘限(也即"踰矩")而追求"相造乎道"的本真、自适之境。循乎此,"孔子"也便在庄子笔下"重获新生"了。在这种理解进路中,庄子既不"诋孔",亦不"尊孔",而是通过"释孔"的方式回应着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     

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

朱子不仅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便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在哲学层面,朱子《家礼》礼仪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终极关怀,指向性与天道。在宗教层面,朱子《家礼》中的丧祭礼分别继承了儒家礼学"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精神,最终指向生命的不朽和精神的永存。在人生之道的层面,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表现在生命延续、道德提高与社会进步等方面。     

礼乐的没落与重光——追寻儒家和谐秩序的生命韵律

先秦儒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追求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圆融无碍的德性的生命存在,而能够在整体上涵容和实现这一生命精神的是礼乐,其中乐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自然的心灵秩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伦理的行为规范。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需要"致礼乐之道",礼乐之道是在礼乐文化—礼乐生活—礼乐政治的思想逻辑中展开的,因而礼乐精神的现代重光也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中作整体的思考。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早期儒家乐教传统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国的乐教传统源出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文明,并非自儒家而始。"礼乐之治"下的乐教形态,以"厚人伦""美风俗"为教化手段,而以善治作为基本的政治目标。相应地,其间的道德观念也还处在政治话语的笼罩之下。这一乐教传统发展到孔子这里,开始演化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新面向:在重视乐教政治功能("移风易俗")的同时,孔子开始深入到个体的层面沉思乐之于生命完满的价值("成于乐")。委实,儒家之前的知识阶层对乐之于个体生命的修养价值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论探讨,不过这些讨论还停留在养生的层面,大致未脱"卫生之术"的范围。早期儒家则一改养生的话头,转而以养德作为中心的关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乐成德的修养论,而大成于荀子和《礼记》。这一乐本修养论(music-based cultivation)以自然情感治理为内容,试图通过性情训练为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主体保证。在早期儒学的脉络中,这一修养论的哲学基础可以通过《中庸》的"中和"观念得到合理的解释。最后,在一个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人文性的乐本教养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归,对于我们追寻"好的生活"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性中含气——孔子人性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孔子是儒家学派性说的首倡者。他认为,性是人初生的原始状态,与生命有关,而生命的起源,与天有关。天能以气生物,故人性自然含气。同时在孔子的视野中,人的欲求通过心的役使,凭借气(血气)表现出来,为此孔子发明了"戒"的工夫。"戒"凸显的是心与气的关系。孔子还提出,性之善恶与后天礼乐驯导("习")有关。孔子推崇善美之乐,认为这类乐能激发人性中的积极内容,同时提倡"不食"原则,旨在约束消极之气对人的影响。这便是孔子以气论性的思想逻辑。遗憾的是,孔子并未对人性进行善恶属性辨别。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论礼学脉络与礼学史分期

从远古殷商以"致敬鬼神"为核心的宗教之礼,到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周公"制礼作乐"是一大关键;从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到东周以"礼缘情而作"为核心的观念之礼,孔子"克己复礼"是一大关键。西周"制礼作乐",实现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直接扭转中国文化走向;东周礼乐思想,实现"礼"的学术化,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礼学在先秦即已实现关键性变革,由秦汉迄于清代,皆循其轨而有所发展。秦汉至隋唐礼学之主体特征是体制礼学,宋明时期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心性礼学,清代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全面整合。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楚简《五行》心灵哲学分析

郭店简《五行》论述仁、义、礼、智、圣等五种德目来源及其关系,它与"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仁义礼智圣"是指人的品德修养的五个方面和两个层次。仁义礼智是人道的层次,圣是天道的层次。由物质性的"金木水火土"向精神性的"仁义礼智圣"转变,偏向于心性论,也有心灵哲学的思想颗粒,如内存于心理的德性如何转化为行为,还有如何成圣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心灵哲学。郭店简《五行》是以"思心"为基础,以"心"为门槛将"五行"划分为"德之行"和"行"。《五行》强调人在感官、理智不能触及到的深层生命上下功夫,将意识转化为五行或五种"德之行",强调"德之行"与"行"并重,超越"仁义礼智"四行层次进而进入到"圣"的高度,才能成为圣人。     

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之辩

三位一体神学是基督教最核心和艰深的教义.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历经四个世纪的探索,始在公元381年达成三一神学的正统表达,是为"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本文论述了存在于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中的东方进路("内在三一")和西方进路("经世三一")的张力,以及东西方在三一神学问题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角力.本文深入分析了三一神学之争中东西方基督教的概念性误读,即所谓的ousia/hypostasisi和homoousia/homoiousia之争.由此,本文指出早期基督教在"三位格"和"一本质"之间所保持的适当张力,以及蕴合在三位一体问题中的辩证运思.     

“义”·“人情”·“礼乐器数”——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

朱熹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宋代新礼学的建构与实践,而"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则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在朱熹看来,"礼"、"理"一体,然亦需"义"作为"礼"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和实践天理的枢机与准则,因此,"以义起"便构成了"礼"的传承与修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的基本认识。在宋学背景下,朱熹在"礼"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中,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务实的理论面向,对传统礼学的现代转换与传播也有较高的理论借鉴价值。     

朱子礼学的形上世界——以理气论为进路的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理和气是道学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①,基本上可说是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形上学基础。朱熹对理、气与礼乐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的联系,及其在礼学体系中的意义的认识,则构成了他的礼学形上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之在其礼学和理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二者在哲学基础方面具有了同一性。     

丰盛人生--从好撒玛利亚人看教牧辅导的要义

耶稣在<路加福音>10章30-37节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脍炙人口,著名的辅导学家希特纳(Seward Hiltner)认为这是教牧辅导的要义的最好说明.什么是教牧辅导的要义呢?就是要有同感心("动了慈心"),能够去医治("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扶持("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领("带到店里")、照顾("去照应他")、希望("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庄子德论发微

以《庄子》内七篇中的"德"这一观念作为中心线索进行考察,通过对"德"与"道"、"心"、"命"等概念之关系脉络的探析,可以内在地了解和呈现庄子德论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在庄子这里,体道于心即为德("游心于道"),并且心只有在虚灵明觉状态之下方能体道("虚室生白"),而要使心显现其本然之虚灵明觉则须诉诸主体自身的精神修炼("德者,成和之修也"),这就是庄子所谓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在战国时代心术思潮的宏观背景之下,不同于儒家基于人伦关系而建构道德观念的理论进路,庄子的理论旨趣则转而指向一种非道德(或者说超道德)意义上的精神修炼。     

早期道家“一”的思想的展开及其形态

同"道"具有类似性又有差异的"一",是道家思想中另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概念,它同样由老子所开创,并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变化和发展。作为本原性的概念,它既是描述"道"的谓词,又是指世界和万物的生成者和万物统一的基础和内在根据;作为建立秩序的政道和治道,它既是统治者要掌握和运用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执一"),又是统治者修身养性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贵一")。相比于"道",在"一"与"多"的关系中,"一"对于万物和事物直观上就呈现出了统一与差异、共同与多样的多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