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儒学史上“无极太极”论辩——以李彦迪和曹汉辅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韩国朝鲜时期(1392-1910),是儒学非常兴盛的时代,五百年间,名儒辈出。此间有过几次关于儒学理论的大辩论,"无极太极"之辩就是这时期性理学史上第一次论辩。这次论辩从本体及工夫两个方面,对"无极太极"应如何规定,及如何方能体会、掌握之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辩论,突显了韩国性理学的特色。它对后来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论韩国儒学史上的“无极太极”之辩——以李彦迪的“无极太极”论为中心

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学术论辩有"无极太极"之辩、"四端七情理气"之辩、"四七人心道心"之辩、"人物性同异"之辩(湖洛论争)以及"心说"论争等。这些围绕不同的主题而依次展开的学术论争不仅促进了韩国儒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韩国儒学独特理论风格的形成。从韩国儒学各个发展阶段所发生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争辩中,可以发现韩国儒者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     

韩国儒学史上的“四端七情”论辩——以退溪和栗谷为中心

"四端七情"之辩是在东亚儒学史上著名的理气心性之辩,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自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朱子学,至16世纪经由李退溪和李栗谷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在韩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发展,并形成了以李退溪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他们的理论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周敦颐的思想体系与“无极”“太极”之辨

本文先分别考察周敦颐的宇宙模式论、动静论、性论中的“无极”及其与“太极”的关系 ,最后从周敦颐思想体系的总体上考察周敦颐的“无极”及其与“太极”的关系 ,以期对“无极”“太极”之辨问题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答 :“无极”是贯穿周敦颐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高于“太极”的宇宙最高本体 ,关于周敦颐以“太极”为宇宙最高本体的看法不符合周敦颐思想的实际 ;在周敦颐那里 ,“太极”是物质性的混一之气 ,“无极”在“太极”即混一之气之上 ,因而已被净化 ,不再具有物质性的因素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明代儒学气学传统的回归及走向——以“太虚”诠释为中心

明代学者对"太虚"的诠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取向。具体而言,在"后理学"视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太虚"概念,对太虚进行了本体论建构,表现出回归气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将"太虚"与"心"并论,呈现出以气论心性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将"太虚"作为伦理价值的归宿。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内涵是一个逐渐深化丰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反映了明代儒学演进历程中对以往气学传统的继承。梳理这一过程,不仅为理解明代学术变迁及宋明儒学转承的内在理路提供一个视角,也可为解读儒学内部的气学传统及儒学史的演进开辟新的面向。     

罗钦顺的易学思想——以《太极述》为中心

罗钦顺认为《周易》的宗旨就在于"穷理尽性"。《太极述》是罗钦顺在易学上的一个创造,其中讲述了太极之义、太极之全体、太极之妙用,及人物之性、圣学体用之全等问题,建构了一个宇宙万物及人生性命的演化的总过程。     

论“和”为儒学之精义

在儒家学说中,“和”同时兼具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儒家试图通过和平、调和的方式,最终达致一种和谐,而这种和谐又恰恰是儒家全部理论的终极追求。之所以强调“和”为儒学之精义,还在于儒家在严格意义上,进行了“和”、“同”之辨,从而也使儒家之“和”范畴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儒学、孔教与现代社会——以康有为思想为中心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应该包含儒学宗教性与儒学宗教化两个问题。康有为对孔教的建构即是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尝试,亦是康有为思想中的一条轨迹。其孔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其孔子观念,他终其一生致力于赋予孔子教主的地位。康有为主张政教分离,现实中却经常与政治相纠葛,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康有为的视域中,孔教具有独立的运行轨迹,即庶民信仰主体性的逐渐建立。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获得发展,必须重视个体信仰的主体性。     

东亚儒学视域中的“人心道心”之辩——以整庵与栗谷为中心

人心道心作为朱子心论的核心范畴,与已发未发、体用及理欲等诸范畴相联系,在理学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说由二程始倡,经由朱子阐发而彰显。至16世纪,人心道心论经由整庵的发挥,不仅成为明代理学的主要论题,而且成为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和核心概念,得益于韩国儒者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持续激辩。     

生生视域下的“太极”说——以太极生生思想的历史演进为线索

"生"是儒道哲学的核心价值。偏离"生生"原理,则有与无、始与终、一与多、同与异、心与物等的差异、对立、矛盾就缺少统一、转化的基础,现象界与本体界也就得不到通贯融洽的理解;立足于"生生之德"亦即宇宙万物生命的内在性原理说明世界存在的根据,现象界与本体界的矛盾、差异、对立才能找到统一性的逻辑前提或内在依据。《周易》哲学独步古今的理论魅力就在这个"生"的哲学上。生生之"德"作为宇宙本体或万有最高原理、绝对依据即"太极"。     

唐宋绘画的题材之变——以儒学的转向为中心

唐宋绘画题材发生了转变;儒家思想于此也经历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转型。唐朝积极入世的仕功心态推动着社会题材绘画的发展,人物画一枝独秀;中晚唐,尤其是两宋以来理学兴起,在心性涵养、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下促进了自然绘画题材的发展,山水画、花鸟画迅速崛起跃居画坛之首。由此可见,唐宋绘画题材的转变与儒家思想的转向是分不开的。     

萨满文化遗产的“面”与“里”——以韩国为例

本文以韩国公共场合的国家支持的萨满祭祀活动为参照点,分析了以国家文化财的名义举行的萨满文化仪式与韩国民间的传统萨满存在状况,并对两者进行比较,提出萨满文化在传统习惯上、文化价值观上以及当下的文化动力上的一些矛盾现象,进而对萨满文化在当下的价值进行思考。     

朝鲜王朝时期儒学思想的基本问题——以性理学和实学思想为中心

从高丽末期到朝鲜王朝初期,主导韩国社会前进的势力一直是士大夫。这与中国宋代的情况并无很大的区别。(参见崔承熙,第119页)他们批判了作为之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佛教思想,从理念上试图克服高丽时期的思想。在把朝鲜建成为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的过程中,先朝的官僚儒学者以及其反对力量———士林派,在理念、方式上产生了极深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理念性的冲突逐渐深化,后来便分化成了朝鲜后期畿湖学派和岭南学派。另外,中国的朱子学传到朝鲜后,这时发展成为性理学。朝鲜王朝后期,随着从勋旧派向士林派的政权交替,士林派成为主导社会…     

理学生死论辩中的性、形与气——以朱熹对张载“水冰”比喻的批评为中心

张载以水冰凝释的意象解释人的生死,受到朱熹的严厉批评。在朱熹看来,水冰比喻中形溃反原和死而不亡的说法,都会陷入佛教神识不灭和轮回的错误观念之中。朱子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基于他性气二分的理论架构,以及对于作用是性的警惕,认为气散归于太虚这样的表达混淆了本体与作用,会让已经消散的气重新参与到宇宙造化之中,这与儒家的生生之说相矛盾。但对张载来说,只有即体即用的性气架构才能真正反驳佛教的虚妄世界观。这种架构下水冰凝释的反原和不亡,表达的是与本体相通的天性的永恒,以此驳斥佛教的寂灭之说。在理学的共同场域下,张载和朱熹都试图以性、形、气等观念要素构建儒家的价值体系,反对佛老,但对这些要素及其关系看法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水冰意象的不同理解。     

儒学大众化的典范——以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为中心

新发现的民国安徽通志馆传抄本《新安理学先觉会言》表明,明中后期,阳明学在徽州十分活跃,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阳明高足的传播活动。邹守益、王畿等阳明高足,通过徽州的学术讲坛并深入徽州乡村大族等方式,把阳明心学之风吹到了徽州地区,进而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实现了阳明学在徽州的大众化,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实践为我们今天实现儒学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越南儒学臣道观刍议——以《论语愚按》为中心

本文以越南儒者范阮攸的《论语愚按》为考察对象,对其诠释方法、义理阐发等进行分析,试图发现越南儒者在对中国经典所作的解释中体现出的特点。范阮攸区分了为臣的不同类别,认为理想的臣子首先应该怀有用舍行藏的心境与能力,为臣者应该效仿圣人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并尝试以理学家的天理人欲理论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臣道论,以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     

庄子美学初探——以范畴“大”为中心

庄子第一个在美学意义上提出了大这个范畴。庄子美学从属于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因此,这里的大与道含义基本相同,所以又称为大美。庄子把大与美进行了区分,认为大高于美。因为大体现了道的顺应自然规律,无限的力量,体现了纯粹的自由,体现了天道的自然无为、无所不能的力量,体现了不为一切有限事物所束缚的最大的自由。庄子所说的大美即无限之美。